［關鍵詞］新疆中國印刷術轉化提升多向外傳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經過長期實踐和探索的重要發明。從古代印章和碑刻拓印技術得到啟發，公元6世紀，中國發明雕版印刷術，由此開啟從抄本複制到印本複制的跨越發展。11世紀，北宋畢昇原創了膠泥活字印刷術，比15世紀德國約翰·谷騰堡的活字印刷早400年，世界從此開啟活字印刷新時代。其後中國又先後發明木活字、鉛活字、銅活字，使活字印刷術不斷得到改進和發展。印刷術的發明大大提高了知識複制的效率，極大促進了文化和文明的傳播與發展。中國印刷術是沿着“絲綢之路”向外傳播的，該技術以新疆作為中繼站轉化提升後以放射狀傳播到世界各地。
一、印刷術沿“絲綢之路”從中原傳入新疆并得到廣泛應用
新疆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驿站。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絲綢之路”上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突出。曆代統治者都特别注意加強中原與新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系。“内地的各種産品如絲織品、鐵器、陶瓷器、茶業、金銀銅器、藥材、日用商品、紙張及科學文化典籍等，源源不斷地運往新疆，除了在當地銷售，還經新疆再販運到西域各國”。［1］印刷術也是沿“絲綢之路”從中原傳入新疆，改造提升後“多向外傳”的。
衆所周知，雕版印刷術發明不久，中國即迎來經濟、文化、科技高度發達的唐代。唐朝國家統一、疆域遼闊、社會穩定，這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科舉取士的廣泛影響和統治者對宗教的宣傳重視，特别是唐代文人意氣風發，促使人們對書籍的需求量與日俱增，傳統效率低下的手抄書籍已漸漸不能适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雕版印刷術便在此社會背景下快速發展。在雕版印刷術走向成熟并在中原地區廣為傳播的盛唐之際，回鹘政權受唐政權擠壓，分三支分别在蔥嶺以西、河西走廊和西州地區（今吐魯番地區）活動發展，西州回鹘後來改稱為“畏兀兒”，即現今的維吾爾族，他們建立起回鹘高昌政權。這一時期，正是古代“絲綢之路”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原地區的雕版印刷術傳入回鹘地區的窗口時期。“彼時，高昌回鹘舉國皈依佛門，修建佛寺、抄寫佛典、傳播經咒，這些都是刺激印刷術傳入的契機，且印刷術的傳入，正好适應了回鹘地區發展經濟文化的要求及回鹘人焚香稽首、傳經布道的願望”。［2］雕版印刷術很快成為高昌回鹘地區的主要印刷複制手段。宋仁宗慶曆年間，畢昇改進了印刷技術，創制膠泥活字印刷術，該技術也在發明不久即傳入回鹘地區并得到廣泛應用。
由此可見，印刷術在中原地區應運而生後不久便沿着“絲綢之路”傳入新疆。新疆人民在與中原人民的科技和文化交流中逐漸熟練掌握了先進的印刷技術，并在廣泛應用于生産生活之時加以改良，改造為“字母化印刷術”後，就為其“多向外傳”奠定了重要的工藝基礎。
二、新疆實物及文獻發現為中國印刷術原初發明國地位提供了重要物證
中國西北地區氣候幹燥、雨量稀少，便于文物的保存，近年來陸續出土了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和回鹘文木活字，這些文物的發現為中國印刷術原初發明國地位提供了重要物證支持。1991年，甯夏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經研究發現，為世界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填補了我國出土文物中隻有雕版印品實物而無活字印品實物的空白；經考證，敦煌回鹘文木活字的年代大約為12世紀末到13世紀上半葉，這些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不僅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實物，也是現存最早的“字母活字”實物。這一發現徹底否定了谷騰堡是第一個用字母活字印刷的論點，表明中國的字母活字印刷早于德國谷騰堡金屬活字印刷200多年。西夏和回鹘兩個民族位于古代絲綢之路的要沖，并在随蒙古大軍西征中不斷将活字印刷的理念和技術向西傳播，直至傳到西亞、歐洲、世界各地。
“我國出版大家肖東發認為，通過對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品的分析研究，說明在我國中原地區發明活字印刷術不久，這一技術便傳到了西夏和回鹘地區，在今甘肅、甯夏、内蒙古、新疆廣大地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應用，并為其西傳創造了深厚的文化和技術背景”。［3］
對于中國的印刷術原初發明國地位，外國學者也早有确定性記載。1585年，西班牙傳教士胡安·貢薩雷斯·德門多薩在羅馬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志》中說：“中國人使用印刷術很多年後，才從陸路傳入德國，這是可以肯定的。海路上，商船也可能經紅海來到歐洲，可能帶回來一些書籍。如此，就為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奠定了最初的技術基礎。看來很明顯，印刷術這項發明是中國人傳給我們的，他們的确對此當之無愧。”［4］這是較早的見到的外國學者直接認定谷騰堡的活字印刷術“最初的技術基礎”來自中國的歐洲文獻。
現在，越來越多的文獻和實物證明，谷騰堡的字母活字印刷術以及世界各國的印刷術都受到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直接影響，至少也是在中國印刷思想和技術理念的重要啟發下發展起來的。雖然由于活字印刷成本較高、印刷條件嚴格等一系列原因，活字印刷沒有能在中國占據主導地位，而德國谷騰堡的字母活字印刷術卻後來居上，但他仍隻是活字印刷術發展曆程中的重要革新者，而不是活字印刷術的原初發明人。我們也不能因此否認谷騰堡對印刷技術的革新成就，及其對歐洲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
三、新疆對印刷術的轉化提升為印刷術發展和外傳創造了重要條件
印刷術傳入新疆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應用并獲得重要的轉化提升。古代新疆人民從中原地區學會了印刷術，并在長期的實踐與探索中改進和革新了印刷術，為其發展和多向外傳奠定了重要基礎。古代新疆聚集着衆多少數民族，孕育了多種文字，而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為研究古代新疆人民對印刷術的改進和革新，探索活字印刷術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珍貴物證。
其一，将直角方塊字改為拼音文字。回鹘文屬于拼音文字，由18個輔音字母和5個元音字母組成，字母又分詞首、詞中和詞尾三種形式，且字有長有短，這與漢文的方塊字不同，回鹘人必須對中原地區的活字印刷術進行消化、吸收和改革，才能将方塊活字印刷術轉化為适合回鹘文特點的活字印刷術。在出土的木活字中，已有以字母或動詞詞根為單位的活字，這就極大減少了活字的制作數量，使活字印刷術由适用于方塊漢字演變發展為也适用于回鹘拼音文字，這就開創了拼音文字活字印刷的先河，是世界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裡程碑。西方世界拼音文字極為流行，因而這一發現就為活字印刷術向西方傳播在工藝技術上創造了條件。并且“敦煌回鹘文活字不是單一的以詞為單位的活字，而是包含以字母、音節（詞綴）和詞為單位的混合類型的活字，其中已經蘊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基本原理”［5］、“回鹘文屬于方塊漢字與西方拼音文字之間中介性質的文字”［6］，這就提醒我們活字印刷術西傳的過程，是先由中原地區傳到西夏和回鹘，再由回鹘經新疆向外傳播。德國谷騰堡也不過是在這一活字印刷技藝的基礎上改進了印刷術，使其使用更加的便利簡捷。
其二，回鹘文最初是從右向左橫寫，後改為從左向右豎寫。回鹘文木活字雖深受方塊字的影響，但與漢字的高低一緻不同，回鹘文一個詞後面可以綴接不同的構詞或者構詞附加成分，因此雖寬度一緻，但長短不一。回鹘文受漢字影響改為從左向右豎寫，符合活字印刷術靈活變通的思想，使回鹘文印刷品也更加整齊直觀，屬于回鹘人對活字印刷術的一種貢獻。“從右往左”到“從左往右”，與西方的寫作和閱讀習慣更接近了。
其三，回鹘人在活字印刷術方面的另一創舉，是使用了欄線的拼接技術。欄線，是指圍成闆框的四周黑線。在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當中，就有一些用于欄線拼接的單個活字，其中有單線、雙線和一粗一細的并排文武線等幾種，這一工藝既體現了活字印刷的精髓，又使印刷物不失整潔與大方，是回鹘人的首創，體現了回鹘人的獨具匠心和對活字印刷工藝的特殊貢獻。
四、新疆是我國印刷術“多向外傳”的關鍵節點
新疆人民對漢字地區活字印刷的創造轉化和改造提升，為印刷術外傳至拼音文字流行的更廣大地區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技術基礎。此外，新疆承南接北、貫通東西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使其成為中國印刷術外傳的重要驿站。我國維吾爾族人民在連綿不絕的中外交往中所起的橋梁作用又為我國印刷術的外傳奠定了重要的媒介基礎。我國印刷術經新疆的外傳路徑從方向上大緻分為三路：向西傳入波斯、埃及直至歐洲；向南傳入印度半島；向北傳入俄羅斯，并從俄羅斯傳入歐洲。新疆作為我國西北邊陲對外交流的橋頭堡，在印刷術的多向外傳中有首站之功。
（一）印刷術沿“絲綢之路”主線快速西傳
我國印刷術西傳的大緻路線為，先由新疆沿着“絲綢之路”主線快速傳入波斯（今伊朗），再經波斯傳入阿拉伯和歐洲西方世界。
印刷術在中原地區誕生之後，便開始沿着“絲綢之路”傳向新疆，并開始逐漸外傳。元朝建立的橫跨歐亞、疆域遼闊的大帝國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經濟與文化的交流，為我國印刷術的進一步西傳創造了條件。
元朝時期的維吾爾族先民中，湧現出了大量傑出的人才，他們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及印刷術的外傳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蒙古大軍在遠征中先後征服了波斯等西域各國，伴随着蒙古大軍而來的是新疆的熟練掌握印刷術的維吾爾族文化。雖然印刷術的西傳在蒙古大軍西征之前就已開始，但西征為印刷術的外傳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促進了印刷術的大規模西傳。1294年，波斯的蒙古統治者凱嘉圖汗，在伊爾汗國蒙古王首都大不裡士，曾直接效仿忽必烈印行紙币，企圖代替金屬貨币的流通。盡管這一強制命令僅實施三天便因全城罷工而擱淺，但這是波斯第一次通過印刷紙币試行中國的印刷術，為我國印刷術在世界範圍内的傳播拉開了序幕，在世界出版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1310年，波斯著名的曆史學家拉施德·哀丁撰寫了《世界史》一書，書中對中國雕版印刷術和複印書籍的制作方法作了記述，具有權威的史學價值”。［7］據此，我們認為，波斯的印刷術是由我國維吾爾族先民在随蒙古大軍的西征中，通過新疆，沿着“絲綢之路”傳入的，并在之後的十字軍東征的曆史進程中，傳向了歐洲世界。
（二）印刷術沿“絲綢之路”南線傳向印度半島
沿着“絲綢之路”南線，中國與南亞印度半島進行着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往來，新疆擔負的是中轉驿站角色。由于喜馬拉雅山的阻隔，“絲綢之路”南線隻能先西行至新疆，再到克什米爾，然後南折至印度南亞次大陸，這條路就是海上“絲綢之路”開辟前唯一通往印度半島的陸上“絲綢之路”南線。
在雙方的文化交流和人員互訪的過程中，佛教傳入中國，中國的紙張和絲織物等也經此路傳入古代印度，玄奘和義淨是中國與古代印度宗教文化交流的傑出代表。“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經濟貿易之路，也是一條造紙術和印刷術外傳的出版文明傳播之路。造紙術與印刷術的傳播是相輔相成的，造紙術的外傳是印刷術外傳的先導，伴随着中國造紙術的外傳，中國印刷術的外傳也是必然的。發明于西漢成熟于東漢的中國造紙術，于9世紀至10世紀經“絲綢之路”傳入印度，古印度從此有了用紙抄錄的佛教經卷。11世紀至12世紀，沿着這條我國與古代印度交流最便捷、貿易最頻繁的經貿文化之路，我國印刷術途徑新疆和克什米爾地區，南傳至印度。
（三）我國印刷術的北傳
印刷術向歐洲的傳播不僅通過新疆西傳至波斯這個路線，由新疆折向西北傳入俄羅斯進而轉向歐洲這條線路也起了較大的作用。從曆史上看，元朝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強大的統一政權促進了疆域内各地區各民族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促進了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快速傳播。
最早提出中國印刷術是通過俄羅斯傳入歐洲的是曆史學家約維斯，他在1550年說：“在廣州的印刷工人采用與我們相同的方法，印刷各種書籍，包括曆史和儀節的書，……因而，我們很容易相信，早在葡萄牙人到達印度之前，基種人和莫斯科人已經把這一種可以對學問發生無比幫助作用的樣本傳給我們了。”［8］前述西班牙傳教士德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志》也指出：“在中國應用印刷術許多年之後，才經由羅斯（Russia）和莫斯科公國傳到德國，這是肯定的，而且可能經過陸路傳來的。這樣，就為谷騰堡這位在曆史上被當作發明者的人奠定了最初的基礎。”［9］
由于天山和阿爾泰山的阻隔，我國印刷術的北傳也是經過“絲綢之路”，先向西途徑新疆，進而在蒙古大軍的遠征過程中北傳至莫斯科公國并傳向歐洲的。
“從全部史實來看，我國印刷術的外傳不是通過一次、一種渠道、一種方法；而是采取了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多種方法，從而流傳到世界各地，對人類知識的傳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10］新疆在印刷術的“多向外傳”中都起着重要的橋頭堡作用，正是通過新疆，我國印刷術一步步呈放射狀傳向各地、擴散開來，新疆在我國印刷術傳播過程中所起到的“改良提升”和“多向外傳”作用是無可争議的曆史事實，時間也将會為這一曆史事實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據。
印刷術作為促進文明發展的手段，是屬于全人類的，理應在傳播中不斷得到發展和改進，以促進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但印刷術的發明權卻是有國界的，尤其是我國印刷術原初發明國的地位、新疆對印刷術的轉化提升及“多向外傳”的首站之功，應當在出版史、文化史、世界史得到應有的評價。厘清新疆對我國印刷術的改良之勞和外傳之功，不僅是對出版史和文明史的尊重，從當下“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高度來看，對于多民族國家的團結穩定和促進新疆地區的不斷開放與持續發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注釋：
［1］潘吉星.中國造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0.
［2］趙相如.中國印刷術西傳刍議——維吾爾語“bas”（印刷）一詞源流考.民族研究，1987（2）：70-81.
［3］吳潮，趙曉蘭.當前關于印刷術起源問題的兩個争論焦點.出版發行研究，2004（11）：75-78.
［4］張樹棟.印刷術西傳的背景、路線及來自歐洲人的記述.固原師專學報，1999（1）：53-58.
［5］史金波，雅森·吾守爾.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術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88.
［6］彭金章.有關回鹘文木活字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2014（3）：56-63.
［7］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173.
［8］中國印刷術：如何西傳歐洲？.中國出版，1999（3）：48-51.
［9］潘吉星.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612.
［10］王鵬翥.關于我國印刷術西傳的幾個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2）：125-131.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資助”文科項目“數字出版的運行模式與發展趨勢研究”（項目号：SKZZY2015078）的階段成果。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