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教科書研究元分析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一、問題的提出
清季改科考、興學堂、廢科舉這一系列制度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讀書人所讀之書，中國讀書人的主要思想資源從孔孟之道轉向新學。［1］這一體制變動引發了多方面的社會後果，就教育領域而言，其拉開了中國人自編新式教科書的序幕。伴随着新式教科書的出現和使用，對教科書的研究和評論也相繼興起。在清朝末年至整個民國時期的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時人對教科書的研究投注了很大熱情，僅民國期間報刊就組織了多次教科書專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1931年《中華教育界》刊發的“教科書”專号、1936年《教與學月刊》刊發的“小學教科書評論”專号、1947年《活教育》刊發的“教科書問題特輯”，等等。那麼，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時段分布有何特點？教科書研究的學術陣地有哪些？是否有各級各類教科書的輕重之别？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麼……本文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對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計量分析，以期能夠呈現20世紀上半葉中國教科書研究的概貌，進而加深對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認識和理解，并為當前的教科書研究提供一種曆史參照。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來源及檢索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清季民國時期研究教科書的報刊文獻，文獻來源于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2］首先，筆者以“教科書”為題目的關鍵詞進行“按篇檢索”，共檢索到文獻734篇，删除無關文獻和重複文獻後，确定分析對象為1897年至1949年間發表的718篇文獻。之後，筆者對718篇文獻進行粗略閱讀，将政府公報類的297篇文獻單獨析出，考慮到這類文獻主要是各級各類政府部門對教科書的審批意見和政策法規，與發表在期刊上的研究論文旨歸不同，故而在統計分析教科書研究内容的時候，不對其進行統計分析。在具體分析的過程中，輔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國家圖書館·民國中文期刊資源庫進行文獻互證。
（二）清季民國的時段界定
本文所論述的“清季民國”以1897年為時間上限，以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時間下限。以1897年為時間上限主要考慮以下兩方面因素：一方面，學界比較公認的中國第一本自編教科書是1897年南洋公學陳懋治等人編制的《蒙學課本》；另一方面，筆者所搜到的最早的有關教科書研究的文獻是1897《蒙學報》發表的《地質學教科書》。以1949年10月1日為時間下限主要是以政權更替的标志性時間為依據。
（三）分析維度和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過程主要分為以下四個步驟：首先，在概略閱讀文獻的基礎上，初步确立分析的一級維度；其次，仔細閱讀30篇文獻，在一級維度的基礎上，進一步确定分析的亞維度和類型指标，并對每一個亞維度和類型進行界定；再次，再細讀30篇文獻，按第二步确定的維度進行分析，根據分析中遇到的問題對分析維度進行了修正，并最終形成确定的分析指标體系（見表1）；最後，依據分析指标對所有文獻進行統計分析。
三、研究結果分析
（一）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文獻總量的曆時變化
由圖1可知，在清季民國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教科書研究的文獻數量整體呈現先增長後下降的趨勢，其變化拐點是1937年全民族的抗日戰争。這一變化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社會變革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具體而言，清末時期，由于新式教科書在中國還處于萌芽發展期，故該時期的文獻量最少，僅有28篇。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7），一方面，在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兩大民營書局的引領下，新式教科書進入迅速發展期；另一方面，長時期的軍閥割據使得中央政權的控制力相對薄弱，政權的松散性使研究者擁有相對自由的學術空間［3］；受此二者的影響，北洋政府時期的文獻量較之清末大幅增長。之後，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在形式上統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國，全國的行政、司法、教育等都趨于統一，民國也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10年發展期；在此背景下，1928—1937年間文獻量達到峰值為408篇，超過其他四個時段文獻量的總和。再之後，随着全民族抗日戰争的爆發，不論是教科書的編制發行，還是與此相關的教科書研究都面臨着極大的困難。因此，自1938年，教科書研究的文獻量又開始大幅減少。
（二）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公報類文獻的統計分析
1.公報類文獻的數量和占比
公報類文獻的數量和占比可以為我們審視政權更替之際政府對教科書的控制提供一個思考的向度。整體而言，公報類文獻的變化趨勢與文獻總量的曆時變化趨勢一緻。具體而言，從文獻量來看，1928—1937年間的公報類文獻最多，有154篇，這表明中央政權控制力較強的時代，官方對教科書的重視程度和控制力度也是相對較強的。從各時段公報類文獻占其文獻總量的比例看，占比最高的是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7），達到64.56%；最低的是清末（1897—1911），占14.29%；其餘依次是，南京國民政府執政時期（1928—1937），占37.75%；抗戰時期（1938—1945），占36.36%；解放戰争時期（1946—1949），占22.41%。（見圖1）從這一數據中可以看出：其一，在政權衰落期（清末和民國末年），官方對教科書這一意識形态承載物的控制力度也相對薄弱，所以公報類文獻占比較少；其二，新興政權建立的初期（北洋政府時期），公報類文獻占比較大，這在一定意義上體現出新興政權希望通過對教科書的控制，創造一種符合國家意志的“權力語言”，［4］進而達到社會控制的意圖。
圖1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文獻數量的曆時變化
圖2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公報類文獻的類型分布2.公報類文獻的類型
為了更好地了解清季民國時期官方對教科書的關注程度和控制力度，筆者按照發文單位對公報類文獻做了進一步的劃分。從發文單位的類型來看，教育類公報占40%，政府類公報占57%；從發文單位的行政級别來看，中央級（包括中央政府下轄各部門）占43%，省級占51%［5］，縣級占3%。（見圖2）從這些統計數據中可以窺見：一方面，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管理、審批、選用等不僅僅由教育行政部門決定，各級政府部門包括監察院［6］、國民議會［7］等都參與了教科書的政策決策，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清季民國時期的教科書問題不隻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涉及社會、文化的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在有關教科書的公文中，省級行政單位的發文量占比最多，這表明清季民國時期對教科書的監管選用以省級行政單位為主體。
（三）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期刊類文獻的統計分析
1.刊發教科書研究文獻的期刊類型
除公報類文獻外的421篇期刊類文獻刊發在四種不同類型的報刊上。（見圖3）其一，教育類期刊共計刊發206篇教科書研究類文獻，是占比最高（49%）的期刊類型。其二，普通綜合性期刊共計刊發102篇文獻，占比24%，這類刊物中不乏清季民國時期影響頗大的報刊。比如，商務印書館于1904年創辦的著名雜志《東方雜志》分别于1905年、1906年、1909年刊載了三篇有關教科書的文章［8］；又如，“五四”時期影響頗大的“四大副刊”［9］中的《京報副刊》和《晨報副刊》都曾刊載有關教科書的文章［10］；再如，1924年創刊的具有濃厚自由主義色彩的刊物《現代評論》［11］、民國時期頗具影響力的報紙《大公報》［12］、民國時期發行量非常大的都市文化生活類雜志《生活》周刊［13］等都刊發過與教科書相關的文章。以上這些在政治、文化、生活等領域頗有影響力的報刊都刊載了與教科書相關的文章，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清季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同時是一個社會政治問題。但是，整體而言，發表在綜合性期刊上的有關教科書的文章，并不注重從學理層面對教科書進行分析，而是側重從政治、文化等角度對教科書進行評論。其三，《中國地學雜志》《理化雜志》《科學月刊》等專業類期刊共計刊發94篇文獻，占比22%，這類期刊主要是刊發學科類教科書研究的文章。其四，北京大學、北京高師、廈門大學、嶺南大學、之江大學、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大夏大學、勷勤大學等14所高等學校的學術期刊也刊發了19篇教科書研究類的文章。雖然大學學報類期刊的發文量不大，但其研究的學術水平頗值得關注。比如，民國時期語文教育研究領域頗有影響力的學者阮真在《嶺南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研究論文《幾種現行初中國文教科書的分析研究》，該文運用量化統計的方法，從教材的分量、選文的編排、文體的分配、教材内容的價值取向四個方面對當時的四套初中國文教科書進行了比較分析。該文在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分析維度的劃分等方面，頗有可借鑒和學習的地方。圖3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文獻的期刊類型分布圖4刊發10篇以上教科書研究文獻的期刊2.刊發教科書研究文獻的主要期刊
據筆者統計，清季民國時期共有172本期刊共計發表教科書研究類的文章421篇。其中，53本教育類期刊共計刊發206篇，14本高等學校學術期刊共計刊發19篇，50本普通綜合性期刊共計刊發102篇，55本專業類期刊共計刊發94篇。然而，172本期刊中，刊發教科書研究文獻超過10篇的僅有6本。（見圖4）由此可見，《中華教育界》《教育雜志》《教育通訊月刊》《教與學月刊》《新教育評論》《同行月刊》這六本期刊是清季民國時期研究教科書的主要期刊。
進一步分析這六本期刊，首先，就發文量而言，《中華教育界》和《教育雜志》這兩本民國時期最重要的教育期刊共計刊發62篇教科書研究類文獻，占全部期刊類文獻的14.7%。由此表明《中華教育界》和《教育雜志》是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兩大學術重鎮。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認為清季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受到了當時主流刊物的關注，是清季民國時期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就刊物的主辦機構而言，一方面，六本期刊中有三本是商務印書館（《教育雜志》和《同行月刊》）和中華書局主辦（《中華教育界》）的。這既可以表明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兩大民國時期最重要的民營教科書出版商都非常重視教科書的研究，這種編研一體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發展；與此同時，也可以表明兩家書局希望借助各自主辦的學術期刊争奪教科書領域的學術話語權，宣傳推廣自己的教科書。另一方面，《教與學月刊》和《教育通訊月刊》這兩本期刊是由有官方背景的正中書局主辦，而且這兩本期刊所刊發的教科書研究文章都是1936年之後發表的，與此相對，《中華教育界》和《教育雜志》刊發的62篇文章中，隻有3篇刊發于1936年之後。由此也可以說明，1936年之後，教科書研究的主陣地從民營刊物轉向官方雜志。此外，民國時期最大的教育社團中華教育改進社主辦的刊物《新教育評論》在1925年到1927年刊發了10篇教科書研究文章。《新教育評論》對教科書的關注，一方面可能與中華教育改進社“調查教育實況、研究教育學術，力謀教育改進”的立社宗旨相關；另一方面，1925—1927年正值軍閥割據、北伐戰争、教育領域出現權力真空的時期，這一時期教育的發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民間教育社團的推動。
（四）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學科和學段統計
1.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學科分布
由圖5可知：其一，在421篇教科書研究的期刊類文獻中，未對學科進行具體分類的研究數量最多，有244篇，占比57.96%。這類研究并不針對某一具體學科，而是将教科書作為一個整體，分析其地位、使用、功用、制度等。［14］其二，對語文、曆史等人文學科［15］的研究達到89篇，是理工類［16］（40篇）的兩倍多。進一步分析這種學科失衡現象的原因，一則清季民國時期處于新舊之争的時代，新學與舊學的時代之争延伸到教科書研究領域，就使得與傳統思想資源聯系更為緊密的國文、曆史等學科受到研究者更多的關注；二則人文學科的教科書蘊含更為明顯的價值取向，其與社會、政治、文化之間的互動較理工類教科書而言，更為頻繁、密切，故其更容易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三則，在清季民國時期中國自編教科書中，國文、曆史等學科的教科書遠多于理工類教科書，甚至到了20世紀30年代，許多中學都還在使用英文原版的理工類教科書［17］，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時人對理工類教科書的研究。其三，就單科而言，語文教科書的研究最多，有38篇，占研究總量的近1/10。由此可見，清季民國時期對語文教科書的研究熱情和重視程度。時人如此關注語文教科書，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來，中國在西學的沖擊開始以分科為基準調整既存的學問。［18］受其影響，新式學堂中的語文科分擔了傳統經學教育的責任。［19］正是因為語文科擔負了承接傳統教育的責任，故其受到學界更多的讨論。另一方面，對教科書的編制而言，“以國文科為最難，無成法可依附也”。［20］受此影響，如何編制語文教科書成為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其四，研究音樂、美術、體育、常識等教科書的文獻非常少，這既表明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不均衡性，也可以從中窺見清季民國時期不同學科的學科地位。
圖5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學科分布（注：文科類包括曆史、地理、公民、修身；理工類包括物理、化學、生物、自然、理科；音體美包括音樂、體育、美術）2.清季民國教科書研究的學段分布
從圖6可知，清季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學段分化。即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普通中小學校的教科書，占比達到62.95%；近10%的文獻研究專門學校的教科書問題，這其中包括師範學校、商業學校、職業學校、僑校等；僅有4篇文獻涉及大學教科書，但是這4篇文獻中，有3篇是不同大學對本校選用教科書的說明和介紹［21］，有1篇文獻是将博比特的《課程研究》作為一本實用教科書進行介紹。［22］
細究之可以發現，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學段分化與教科書編制的學段分化有很大的關聯性。清季民國時期我國自編的新式教科書以中小學各科為主，其中尤以小學教科書為甚。至于專門學校、大學的教科書，直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都還非常缺乏。這一點從時人的論述中可以窺見，比如，1936年，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鑒于中文醫學書籍甚為缺乏，拟組織編輯委員會先編制内科學和公共衛生學教科書［23］；又如，20世紀30年代，時人曾論及職業學校的教科書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現今有許多學科沒有公認可取的教科書”［24］；再如，直到1948年，袁克勤等人還曾論及專科學校的教科書無處可尋［25］。正是因為清季民國時期專門學校和大學的教科書編制還很困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與之相應的教科書研究。
圖6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學段分布（五）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主要内容
整體而言，一方面，教科書的編制和教科書的制度是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核心内容，有關這兩大議題的文獻共計296篇，占比70.3%；另一方面，1928—1937年是教科書研究的繁盛期，其文獻量達249篇，占期刊論文總量的59.14%。（見圖7）
具體而言，其一，教科書的編制是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核心議題，對這一議題的探讨不僅貫穿于清季民國時期的每一個時段，且其文獻總量占比達到47.27%。事實上，就教科書研究而言，不論是對教科書性質、地位，還是對教科書制度、适應性等方面的探讨，最終都以編寫出優質教科書為旨歸。即教科書研究的落腳點是促進實踐層面的教科書的編寫。正是因為教科書研究的這種實踐指向，使得對教科書編制标準的探讨成為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一個着力點。其二，教科書制度是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主題。進一步結合文獻内容的分析可知，不同時段所關注的教科書制度的側重點有所區别。具體而言，編審制度是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制度研究中的重點，其中，清季民初側重于批判清學部教科書以及教科書國定制，抗戰勝利前後以批判國定本教科書為主，南京國民政府執政的1928—1937年以建立完善的教科書審查制度為主。其三，教科書的印刷發行是1927年後教科書研究的一個關注點。這其中，1928—1937年以讨論教科書的商業競争為中心，教科書的廣告也集中于1928—1937年，由此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該時段教科書的商業競争。抗戰全面爆發後，受戰時運輸、印刷等條件的限制，中小學教科書的供應面臨着極大的困難，在此背景下，教科書的印刷發行成為1938年至1945年時人重點關注的一個議題。抗戰勝利後，由于當時的國定本教科書已經與政治發生了深層互動，所以時人對國定本教科書的批判更傾向于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切入，受此影響，是否開放國定本教科書的印刷發行成為當時學界熱議的論題。其四，對新式教科書地位的探讨也是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一個主題。事實上，這一問題的核心是教科書的存廢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随着杜威的訪華以及留美學生對歐美教育理論的介紹宣傳，國内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學習歐美的熱潮，在此背景下，衆多中小學開展了實物教學法、道爾頓制、設計教學法等教學實驗。然而，“自從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等新教育方法傳入以來，教科書在教育上似乎已經成為贅疣了；尤其是小學教科書在初等教育方面。凡在初等教育界富有時譽的專家，大都主張不用教科書。”［26］基于此，20世紀30年代的學界就教科書的存廢進行了比較激烈的争論。此外，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也曾關注過新式教科書的性質［27］以及教科書的鄉村适應性［28］等問題。
圖7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内容統計四、結論與反思
通過上述對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統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一）教科書研究是清季民國時期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總體而言，清季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受到專業群體和主流學術刊物的重視，是當時教育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議題。首先，從文獻類型上看，學術期刊、政府公報以及頗具影響力的報刊等都刊載過教科書研究類的文章，這表明清季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受到專業群體、政界以及社會評論界的關注。其次，就學術論文的來源期刊而言，《教育雜志》《中華教育界》等清末民國時期極具影響力的教育刊物是刊發教科書研究論文的主陣地，這也表明教科書研究受到清季民國時期主流教育刊物的關注。再次，北京大學、北京高師、廈門大學、國立女子師範大學等著名高校的學報也都刊發過教科書研究論文，這也在一定程度說明學院派對教科書研究的重視。
（二）1928—1937年是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黃金十年
整體而言，1928—1927年間的文獻量豐富、研究内容充實、學理性強，是清季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繁盛期。其一，從文獻量上看，1928—1937年間的教科書研究文獻共計408篇，占文獻總量的56.82%。其二，從研究主題上看，1928—1937年的研究涉及了教科書性質、地位、制度、适應性、編制标準、印刷發行等多個方面。其三，從研究深度上看，1928—1937年的教科書研究較其他時段而言具有更強的學術性。清末時期，由于我國自編教科書尚處于萌芽發展期，所以教科書研究整體上還比較薄弱；北洋政府時期，教科書研究的文獻量較清末大幅增長，但其中政府公報類文獻占比達到64.56%，真正的學術研究論文還比較少；抗戰全面爆發後，受戰亂的影響，教科書的供應面臨着極大的困難，在此背景下，教科書研究的側重點是如何保證教科書的印刷和供應；抗戰結束後，随着國民黨結束訓政以及《中華民國憲法》的頒布，國定本教科書和憲政思想、政黨政治發生了深層互動，在這一時代脈絡中，教科書研究與政治批判産生了嵌入型的關聯；與此相對，1928—1937年，在吳研因、陳鶴琴、俞子夷、沈百英、趙廷為、阮真等執中小學教育界牛耳的學者的引領下，教科書研究以學理分析和學術探讨為主，該時期對教科書城鄉适應性、教科書編制的心理化、統整化等問題的探讨，即便放置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三）清季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學段分化和學科分化
一方面，就學段而言，清季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以中小學為主，其中尤以研究小學教科書為甚，相對而言，對專門學校、職業院校、高等學校的教科書較少涉及。另一方面，就學科而言，對文科類教科書的研究熱情遠高于理工類教科書，其中語文教科書最為學者們重視，對音體美、常識等科目教科書的研究零星散見。事實上，若将研究視域脈絡化，我們亦可觀察到當前的教科書研究依然呈現出學科和學段間的不平衡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教科書研究的曆史脈絡的梳理，也為當前的教科書研究提供了一種參照。換言之，當前的教科書研究既要提高對音體美等所謂“小學科”教科書的關注度，也要對職業學校、專業院校的教科書展開持續、深入的研究。注釋：
［1］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4.
［2］《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收錄了清末到1949年近80年間中國出版的7000餘種期刊，共13萬餘期，180萬篇文章。
［3］胡永恒.民國北洋史研究的新視野——“第二屆中華民國史高峰論壇”綜述.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4（3）：70-80.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本）.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省級政府公報包括上海、廣州、北平、青島、甯波等城市的市政公報，這類公報的時間都是1927年之後。由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實行的是省縣兩級管理體制，上海、北平等城市是院轄市，屬于省級行政單位，故将這些城市的市政公報列入省級政府公報内統計。
［6］1931年第六期《監察院公報》刊發第四一六号《國民政府行本院訓令》——《令準先撥教育部二十年度蒙藏教育經費一萬元為編就漢蒙合璧初級小學國語教科書印工紙料費轉饬知照由》。
［7］1931年第二期《國民會議特刊》刊發《請設立編譯館案·乙·速設立國立編譯館編譯中小學校教科書及學術專書以宏文化案》。
［8］三篇文章分别是：《前閩浙總督魏奏籌款派送學生赴日本學習師範專科并請編發教科書折》，1905年第二卷第三期；《論小學教科書亟宜審定》（嚴複），1906年第三卷第六期；《中學國文教科書例言》（吳曾琪），1909年第六卷第一期。
［9］“四大副刊”是：《覺醒》（《民國日報》副刊）、《學燈》（《時事新報》副刊）、《京報副刊》和《晨報副刊》。
［10］《晨報副刊》1924年第210号刊發《商務本曆史教科書之疑問》（武自強），《京報副刊》1925年第307号刊發《學者與教科書》（培良），兩篇文章都是對當時教科書中存在的不恰當内容進行批評或評論。
［11］《現代評論》1924年第二卷第五十二期刊發舒楷父的書評《一部風行一時的地理教科書》。
［12］《大公報》1947年2月2日發表鄧恭三的文章《荒謬絕倫的國定本教科書》。
［13］《生活》周刊1933年第八卷第二十九期刊發文章《教科書大傾銷》，這是一篇從教科書傾銷切入的時事評論性文章。
［14］這類研究有：嚴複的《論小學教科書亟宜審定》，《東方雜志》1906年第3卷第6期；浮邱的《教科書與時令》，《教育雜志》1910年第2卷第12期；太玄的《日本之打破國定教科書制度論》，《教育雜志》1915年第7卷第1期；呂伯攸的《小學教科書的封面和插圖》，《中華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4期，等等。
［15］這裡所說的人文學科包括語文、英語以及文科類。
［16］這裡所說的理工類包括數學和理科類。
［17］1930年，教育部還曾下令，初中教科書除外國語教本外應一律采用中文本教科書，不得再用英文原本。
［18］羅志田.西學沖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社會科學研究，2003（1）：107-114.
［19］畢苑.經學教育的淡出與近代知識體系的轉移：以修身和國語教科書為中心的分析.人文雜志，2007（2）：141-149.
［20］蔣維喬，等.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編輯大意.
［21］參見《英文教科書審查會員會報告》，《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周刊》1924年第78期；阮真的《本校（廣西大學）國文教材何以用選文而不用教科書？》，《集美周刊》1932年第1期；《中國救濟委員會撥借大批西文教科書到校》，《廈大校刊》1947年第2卷第4期。
［22］俞劍華.介紹一部最切實用的教科書.晨報副刊，1929（29）.
［23］教育部編輯醫學教科書.公共衛生月刊，1936，1（8）：72.
［24］清儒.職業學校教科書的編審.教育與職業，1936（179）：687-688.
［25］袁克勤.專業學校的教科書在哪裡？.時事評論，1948，1（19）：16-17.
［26］韋息予.小學教科書的改善及其障礙.中華教育界，1931，19（4）：83-87.
［27］這類研究包括：楊祥麟的《今日之教科書問題》，《教育雜志》1916年第8卷第12期；黎正甫的《小學教材和教科書》，《公教學校》1936年第2卷第19期；沈玉善的《小學教科書的功用與革新》，《教與學月刊》1936年第1卷第10期，等等。
［28］這類研究包括：張兆林的《鄉村小學的教科書問題》，《中華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4期；雷震清的《鄉土教材與教科書》，《中華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4期；孫福熙的《小學教科書》，《北新周刊》1926年第15期，等等。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