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編輯不應随波逐流做信息泡沫的推手，而應堅守不變的價值觀，依托邏輯判斷力、辯證思維力和曆史觀察力，成為衆聲喧嘩中的穩壓器。這不僅是新聞編輯的個體問題，更是專業新聞機構存在的理由和進路。
［關鍵詞］媒介融合新聞編輯價值觀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一、編輯：從“聲音最大”到“最容易犯錯”
在報社等傳統新聞機構，編輯總是“聲音最大”的那個人：他忙着打電話給記者核實細節，協調拼版人員和美術編輯設計版面，督促校對的進度……由于編輯往往在一個領域工作多年，他對于自己分工的版面熟悉并敢于擔責，始終處于新聞生産的中樞。
然而，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當新聞編輯平台變成《人民日報》式的“中央廚房”、《廣州日報》式的“開放編輯部”，甚至《紐約時報》式的“新聞實驗室”時，編輯就成了“最容易犯錯”的人：需要處理的稿件來自四面八方，有報社記者發來的新聞稿，更多則是網上傳播的未經核實信息；面對的任務不再是截稿時間必須完成的一塊新聞版，還要不斷通過新聞網站、APP産品、微信公衆号、微博賬号發布動态，以免落在競争對手後面；既要負責自己熟悉的領域，又要随時處理完全陌生領域的信息。“聲音最大的人”，現在變成了壓力最大甚至是被指責最多的人：漏發重要新聞、錯發虛假消息、慢發最新動态……
在融合發展的熱潮下，新聞質量正在出現嚴重滑坡，這已成為業内外共識。居于關鍵位置的新聞編輯自然成為各種失誤、差錯的重要當事者。2016年4月22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通報了15家媒體發布虛假失實報道的查辦情況，其中，由于編輯工作失誤、把關能力不足造成的失實報道超過一半。更嚴重的是，編輯普遍流露出新聞質量難以把控的疑慮。據調研，目前北京市主要新聞單位均已開設大量自媒體賬号，其中一些著名賬号如《北京日報》的“長安街知事”（同時運營同名APP産品）、《北京青年報》的“團結湖參考”，《新京報》的“政事兒”“剝洋蔥”等已成為網絡新聞重要轉載源。考察發現，這些自媒體賬号的運營主體其實都是編輯個人，内容往往根據資料整合發布，編輯個人能力決定了運營質量。由于人手有限，媒體官方微信、微博編輯普遍沒有具體的領域分工。比如，《北京晚報》新媒體部三名編輯負責每天更新全部微博、微信、APP、頭條号、搜狐自媒體平台的新聞，一名值班編輯在工作時間内需要面對近百名不同領域的記者，同時要監控網絡熱點。
高負荷下，新聞質量的穩定甚至成為苛求。《人民日報》檢校組組長、主任編輯盧玉華介紹，盡管近幾年報社新招檢校人員全部為重點大學畢業生，但隻能“管好”報紙版面，沒有力量應對處理海量信息的“中央廚房”機制和以人民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北京日報》“長安街知事”APP責任編輯表示，其個人每天要負責全部稿件的内容質量審查，因為報社沒有相應的編制來增加人員。
二、新聞編輯生産要素的三個變化
作為新聞質量的主要責任人，新聞編輯面對的質量風險，隐含着這一新聞生産關鍵崗位的要素正在發生着重要變化。
（一）勞動對象：從面對半成品到直接面對原材料
新聞編輯的基本勞動是處理信息材料。《經濟日報》原總編輯艾豐認為，所謂材料就是“事物和事實的各種形态、各種性質、各種來源的表象、表現、反映和記載的總稱”［1］。它既包括第一性的表象材料，也包括事實的叙述、轉載、記載等第二性材料。過去，這些材料到編輯手上時，已經初步具備新聞的一般要素，他需要做的是進一步取舍、核對、加工。現在，編輯要面對大量來自網絡空間、未經專業核查的原材料，信息是否真實、内容是否準确、态度是否客觀，以及是否存在利害關系，都必須在短時間内快速判斷。
以2016年北京“雷洋案”與2003年廣州“孫志剛案”報道的比較為例。2003年，各媒體的國内新聞或者深度報道版的編輯上班時面對的，是來自成熟報紙（《南方都市報》）近乎完美的新聞成品：專門從事深度報道的記者，在有經驗的責任編輯幫助下，從選題開始全程合作，稿件一方面盡可能翔實地還原了被收容者孫志剛死亡的全過程，另一方面以極大克制抑制了個人情緒在報道中的滲透，保證了事實“第一性”。［2］其他媒體編輯在轉載、評論、布置記者跟進報道時，也就有了基本可靠的出發點。後續報道雖經多層次擴散，但主體事實始終清晰，推動了社會共識的形成。
十幾年之後，媒體編輯面對北京“雷洋案”時發現，始發報道來自“知乎”網帖，事實與情緒、猜測與臆想混雜其中，之後的跟進報道隻能根據猜測或者片斷展開，輿論迅速走向情緒化、片斷化、極端化，甚至造成了由事件引發的社會情緒對立，事件本身的真相則被抛進了輿論的暗溝。
兩例報道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别，但可以看出，編輯的“勞動對象”十幾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随着報紙的式微，輿論場中專業、可依賴的内容越來越少；與此同時，自媒體的興起和社交網絡的泛濫，卻産生了大量無序、待查證的碎片化原材料。
（二）勞動關系：從面對熟悉的人到面對陌生人
過去，編輯所接觸的對象，主要是記者、通訊員和可信賴的信源（如新華社、重要合作媒體等）；現在，他需要和社交網絡的匿名人士、微信上據稱可靠的“内部人士”、APP彈窗援引的“外國研究人員”打交道，這些陌生人可靠嗎？編輯們怎樣才能确認自己不被欺騙？在激烈的新聞競争中，他很難有足夠的時間了解、熟悉這些“陌生人”。同時，過去需要核實信息時，編輯的第一反應是給記者打電話，由後者找到跑口單位的負責人求證。現在，當他希望記者向有關部門深入了解信息時，得到的答複往往是：我們的官方網站上有表态。這就把編輯直接推上了一個又一個陌生的領域前線。
（三）勞動者：從“穩定的時空感”到“緊迫的時空感”
“時間和空間，以及時間和空間的産物，構成了我們的思維框架”。［3］在傳統的報社，以截稿時間和發行範圍為标志，穩定的時空感使編輯工作有條不紊。現在，編輯要同時面對兩張編輯台：一張台前，他繼續着有節奏的版面編輯工作，把新聞插進習慣的時空格子；另一張台前，他則在不斷打破這種節奏，接收并處理突然到來的網絡信息，許多時候，消息上網之後，他才發現标題中還有錯字。
《人民日報》北京分社社長朱競若這樣形容這種變化：“現在的編輯壓力巨大。過去我們就服務于《人民日報》，報紙以二十四小時為周期，内參以一周為周期；現在，人民網以分鐘更新；《人民日報》新聞客戶端更以秒速更新。”她形容這種狀态為“疲于奔命的緊張。”［4］
正是在“疲于奔命的緊張”中，越來越多的編輯放棄了新聞價值底線，把傳聞作為新聞，猜測作為結論，個人觀點作為官方聲音，成了“信息超載”的職業推手，這是最值得警惕的。
三、編輯：變與不變中的堅守與前行
新聞編輯面臨的困境是新聞機構現狀的縮影。應對新挑戰，媒體需要從各個方向重新出發。在重新出發的道路上，越來越多的媒體人意識到，新的挑戰更需要新聞工作者的能力建設和價值觀堅守。曾擔任《時代》周刊主編、現任美國次國務卿的理查德·斯坦格爾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訪問交流後，在自己的推特賬号上寫道，這是一場“關于（變化的）新媒體與（不變的）價值觀”的精彩對話。［5］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郭慶光則概括說，新聞人需要堅持的核心原則不會變。［6］
關于新聞編輯的價值觀，有各種表述，普遍強調要追求新聞的真實準确，推動公衆知情和社會進步。那麼，“編輯人”面對瞬息萬變的時代如何才能堅守住“不變的價值觀”？
價值觀的堅守首先取決于對新聞編輯的定位：究竟是大編輯還是“新聞民工”？大編輯是媒體強調的一種理想化編輯角色，它要求編輯不局限于文字、版面、形式處理，而應該居于新聞的采集、整理、發布中樞，統籌各方資源。與之相對應的，是“新聞民工”。進入新世紀，中國媒體編輯發展軌迹掉頭向下。在編輯思想上，網絡造成的“鼠群效應”使過去穩坐中軍帳的編輯變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熱點快速擴散迫使媒體急于表态，而不是拿出力量深入調查。在組織架構上，報紙紛紛取消深度報道部，轉為跟蹤網絡快速報道的多媒體中心或機動團隊。具體到編輯個體，則反映為對編輯能力的要求從主要強調策劃、判斷、組織信息轉為快速複制、粘貼的執行力。
編輯的“新聞民工”定位不是優化了新輿論場的傳播，而是不斷吹大網絡營造的信息泡沫。當噪聲無處不在、新聞精品鮮見時，人們開始在良莠不齊的傳播叢林中重新尋找那些具有判斷力、分析力的大編輯。以“Curation新聞”（精選新聞）為代表，出現了雅虎新聞摘要、《紐約時報》“NYNOW”等一批緻力于精選精編的新媒體，其操盤手多是資深編輯，在編輯思想上重新開始強調專業判斷力。
這是理解今天新聞編輯定位的起點：回到重視自身價值和能力的大編輯理想，而不是沉淪于簡單重複勞動的新聞民工現實，有了這個判斷，才有從以下三個方向重新出發的可能。
（一）編輯的循證力：用邏輯和常識的力量核查新聞
近年來，關于事實核查類新聞的實踐與讨論日益增加。美國杜克大學新聞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截至2016年2月，全球共有96個事實核查類新聞項目，其中多數以獨立網站形态存在，比較著名的“Politifact”網站還推出了自創的真實性測量儀。一些研究者将其概括為循證新聞或者求證新聞，認為這是運用互聯網思維、大數據技術以及實證方法的一種新的新聞生産方式。［7］
這種“新的新聞生産方式”更可以理解成是對編輯循證能力的再強調：能否科學地使用演繹、綜合、推理等邏輯工具和方法，在複雜的碎片信息時代開展有效傳播。分析國内外事實核查新聞的基本模型，無論是利用大數據還是雲計算，最終的核查仍然以編輯為中心。所謂的測量工具也是由編輯主導。在“真實性測度儀”中，起關鍵作用的是三人以上編輯評議小組，在審核記者提交的初步意見時，它依據的标準主要來自邏輯和常識——當事人前後說法的一緻性，類似報道的真實性記錄等。美國“卓越新聞項目”的負責人更把标準細化為編輯“懷疑性認知方式”的六步：識别自己所接觸的是什麼内容，識别一篇報道是否完整，評估信源，評估證據，确定證據和結論的關系，尋找到真正的新聞。［8］
（二）編輯的思辨力：用哲學原理還原割裂的事實
新聞工作者總在追求經得起考驗的事實性真理，然而，“事實必須從整個事件的混亂狀态中被挑選出來，然後才能編撰成故事以便以某種視角來講述”。［9］
事物之間總有必然和偶然的聯系，新輿論場的傳播卻越來越以割裂事物聯系的面貌出現，新聞事件變成了脫離實際場景的片斷、标簽、流行語。轟動一時的“我爸是李剛”案中，最初的消息将事件定性為“公安局長兒子仗勢行兇”後，媒體蜂擁而上，直到近一年後才有報紙還原現場發現，這是嫌疑人被抓時“求情”的話，而網絡語境下的傳播卻“有意識”地将嫌疑人說話的内容與情境分割，為事件貼上了“官二代”标簽。
如果說面對虛假不實報道，編輯需要利用常識循證，那麼，面對被割裂的新聞碎片，編輯的責任在于重建事實與觀點、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個别事實與整體事實的聯系，以使新聞處于它自身所處的聯系世界中。
（三）編輯的判斷力：用曆史學家的眼光來觀察當代
1917年，蔡元培為徐寶璜的《新聞學》作序時，即提出“新聞之内容，無異于史也”。［10］作為新中國新聞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奠基者，甘惜分教授晚年也提出“新聞與曆史同一論”的問題，他特别強調：懂得這一點，對于一個新聞工作者來說具有重要意義。他将會懂得今天的事件的來源，他将懂得他的筆下非比尋常。他自己就是一個當代史家，他将用一個曆史學家的眼光來觀察當代，他的觀察就會深刻得多。［11］
隻有站在曆史高度考察新聞，才能使新聞報道從對一家一戶的起居關注變成時代風貌的記錄者，使新聞的“内容有遠的東西、大的東西，具有時代的精神，時代的氣息”。［12］可惜的是，快餐化新聞消費方式正在侵蝕對編輯的這一要求。今天，人們已經很難從媒體上看到如範敬宜當年所寫的《兩家子公社幹部開始睡上安穩覺夜無電話聲早無堵門人》這樣“用事實回答那些對三中全會精神懷疑、抵觸的同志”的報道了。相反，由于缺乏對曆史的基本判斷，許多報道像哈哈鏡一樣惹人發笑。
曆史觀對于編輯價值判斷更起着基礎作用。“新聞界有對于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目标的呈現與闡明的責任”。［13］“報社、記者都有各自的立場，或者說是曆史觀，這和他們的關心方向和對新聞的價值判斷緊密相關。”［14］了解這一點，将有助于把握世界新聞發展規律，看清今日各種現象的本質：網紅新聞如同“黃色報紙”時代敏感主義新聞的翻版，而對于嚴肅新聞的社會期待，正推動網絡時代“紐約時報”的出現。
總之，新與舊總是相對的。“我們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兒了？我們在知識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兒了？我們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識去哪兒了？”基辛格在讨論互聯網時代信息、知識和智慧的關系時引用詩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詞中的詩句後說，“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須被置于廣闊的曆史背景和經驗之中，逐漸成為實用的知識”。［15］新聞編輯在今天遇到的所謂“新”挑戰，其實是新聞世界裡的舊問題：信息與噪聲、表象與真相、事實與判斷……編輯的任務仍然是尋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識”，隻是任務更加艱巨，既要在回歸中堅守，又需要在分析新事物、新問題、新現象中與時俱進。
注釋：
［1］艾豐.新聞采訪方法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29.
［2］陳峰.孫志剛事件采訪記.今傳媒，2005（3）：28-29.
［3］PresidentoftheBritishAssociation，1934.CitedbyF.M.Cornford，“TheInventionofSpace，”inEssaysinHonorofGilbertMurray，London，1936.
［4］詳見2016年4月11日朱競若在北京市人大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5］詳見2016年6月14日RUC新聞與傳播公衆号。
［6］詳見2016年5月2日作者對郭慶光的訪談。
［7］傅華.論循證新聞的方法與意義——一種媒體融合背景下新聞生産方式創新.中國記者，2016（6）.
［8］比爾·科瓦奇，湯姆·羅森斯蒂爾.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陸佳恬，孫志剛，劉海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9］漢娜·阿倫特.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王寅麗，張立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238.
［10］李彬.中國新聞社會史文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71.
［11］甘惜分.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80.
［12］李普.記者甘苦談.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189.
［13］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展江，王征，王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8.
［14］中馬清福.報業的活路.崔保國，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110.
［15］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7.
（作者單位：北京晚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