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華文出版義項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性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一、問題的提出
2003年，中國政府部門開始實施出版“走出去”政策。中國文化，特别是傳統文化通過出版傳播到世界自然就成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兼具政治、經濟、文化多重意義的戰略實踐話題。在研讨出版“走出去”的背景中，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占有核心地位。研究或探讨的文章有很多，大多集中在政策解讀與策略探索兩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工作總結和新聞報道。
出版“是人類知識的載體”，書籍是“知識和靈感的載體”［1］。中國傳統文化通過出版走向世界，主要是走向西方世界，必須立足于世界接受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當今，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面臨的首要也是主要的社會文化語境，無疑就是西方社會與文化的現代性問題。這也正是本論題提出的客觀背景。迄今對于這一問題的專門研究非常少，本文旨在從學術理念上予以提出并進行探讨。
二、華文出版的再定義
“海峽兩岸華文出版論壇”是2003年出版“走出去”政策實施以來我國學界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壇。該論壇由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台灣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于2005年合作創辦，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于2007年加入。此後形成了三家單位共同主辦，每年一屆的論壇模式，迄今已舉辦了11屆。
筆者迄今連續參加了9屆該論壇，對華文出版定義作了持續探讨，其他論文也都立足于此探讨基礎之上。本文是結合第十一屆論壇主題——華文出版與傳統文化研究，從華文出版視域中中國傳統文化定義的現代性視角，對華文出版定義的再思考。
華文出版，海外又有稱之為華語出版的。顯然，無論是華文，抑或是華語，都是從語文角度立論并指稱的。那麼，究竟何謂“華文出版”呢？筆者在2007年下了一個定義：“華文，不僅指一種具體的語言文字，同時指一種文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曆史與文化。從邏輯關系上講，前者顯然隸屬于後者，即語言文字意義上的‘華文’應當屬于中華文化的大範疇之中。所謂華文出版，指的是主要承載中華文化，并以中華民族的任一民族語言文字作為出版語言的出版。”［2］2011年，筆者又指出：“華文出版之定義，是具有世界出版或國際出版的一種中華文化場域之文化出版。”随着近些年華文出版的不斷發展及筆者的跟蹤研究，筆者認為這個定義還可以進一步增加兩個具體義項，即華文出版還應包括：一是海内外華文出版主體以世界其他語言所從事的出版；二是海外出版主體以其他語言所從事的關于中國内容的出版。
必須強調指出，所謂華文出版，從外延上講，是一個世界性的概念。
三、傳統文化之國家界限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華文出版論壇”主題為“華文出版與傳統文化研究”，顯然，最為關鍵的詞語就是“傳統文化”。其實，如果再加上“中國”一詞，即“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更加周延了。道理很簡單，因為傳統文化不僅中國有，歐美國家也有，一切有曆史的國家、民族、地區都有其傳統文化。
這就涉及兩個基本概念，即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關于這兩個概念的研究與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人文社科學界特别是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學者、現代化理論研究者已經作過比較充分的專門探究，茲不贅述。
簡言之，所謂中國傳統文化，從外延上講，是一個有着嚴格國家界限的曆史文化概念。在此指明并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家界限，為的是明确中國傳統文化出版“走出去”的世界坐标與曆史坐标問題。
四、華文出版概念之世界性
“華文出版與傳統文化研究”是一個很有文化意趣的主題。這一文化意趣主要來自于這一主題文化内涵中的邏輯沖突或意義張力，即世界性與中國性的沖突與張力。
簡言之，這一主題喻示了一個頗具悖論色彩的基本問題：“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二者究竟是什麼關系？當然，前提是我們已經設定了這一主題（問題）。換個角度，若将主題确定為“中國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沒有什麼懸念、張力了。原因就在于華文出版與中國出版不是一個概念。如前所論，“華文出版”作為一個世界性［3］概念，與“中國傳統文化”這一中國文化概念并置在一起，于是就産生了意義沖突及其張力。
在此姑且不對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作詳盡的專門讨論，而是将其簡化并提煉為一個基本問題，即華文出版究竟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
顯然，這是一個在理論上很難回答的問題，很複雜、很豐富，也很有内涵、很有張力。理論回答很有難度，實踐回答也許更有難度。如果把問題改成：中國出版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那就相對容易多了，答案基本上是現成的标準答案。然而，這一問題又是海内外華人出版界必須面對、正視并思考解答的基本命題。
五、華文出版解碼中國傳統文化
華文出版究竟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過去的理解失之簡單化了。顯然，華文出版之于中國傳統文化，兩者之間既不是等同關系，也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而主要是一種比較複雜的文化傳播關系。其中，文化并集、交集、合集，文化曆時性與共時性，文化異質與同質兼具。簡言之，華文出版對中國傳統文化，客觀上需要文化解碼。就其解碼原則而言，大緻有如下原則。
1.傳承與弘揚
這是華文出版的基本準則，否則所謂“華文出版”這個概念也就失去了其主要的文化依據。出版界顯然是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是出版中國傳統文化圖書的主力。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通過出版方式向世界擴大傳播中國文化。出版界已經做了不少實踐工作，新聞媒體基本都有報道。如人民出版社積極實施“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将《中國民俗史》等優秀圖書輸出到海外。2013年，我國出版社在海外圖書館館藏排名中，中華書局位居第一。中國書局一直是我國傳統文化題材出版強社。既有出版實踐表明，實踐的局限與困境，亟須學術上或認識上的突破與解圍。
2.和而不同
對世界其他民族、國家和地區的各種曆史文化，必須采取一視同仁的平等眼光與态度。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文化體系中的一員，理應與世界文化其他成員平等相處，在平等交流中進行傳播。既要凸顯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個性、邊界、獨立性，又要在和平交融中合理規避不必要的沖突、碰撞乃至交鋒。例如，可以通過廣義文化傳播協作方式實現漸進式出版傳播，對以往的線性出版傳播思維作出調整，以免急于求成，欲速而不達。可以通過數字媒體、自媒體實踐傳播。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圖書源源不斷地大量翻譯傳入我國，對我國社會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此進行研究，反觀我國出版“走出去”戰略的實踐，顯然具有直接的啟示。
3.融入
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顯然是相對于世界文化而言的，并非一種“自言自語”式的文化。失去了世界，也就失去了意義。因此，首先要注意的是“融入”問題。中國傳統文化經由華文出版的媒介途徑，如何才能有效融入世界文化的汪洋之中？融入意味着接受、改變、适應、新生等。沒有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出版的世界定義也就無從談起。
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論及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出版時，給我們提供了值得警醒的有趣資料。
（1）語文融入對于寫作與出版的關系
顧彬提到：在1949年以前，有很多中國作家用外語寫作，如張愛玲、林語堂、卞之琳、郭沫若等。我自己覺得魯迅的成就也跟他的德語和日語水平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從某一角度來看，魯迅就是中國的路德、中國的歌德，但是他的傳統到1949年以後就消失了。現在很多中國人根本不看魯迅作品，覺得他的作品從語言來看是有問題的，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用這樣的語言來寫作了。如果要恢複民族文學的話，應該從國外，而不是從國内着手。
（2）編輯性（或被編輯）翻譯式融入
顧彬提到：我可以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姜戎寫的《狼圖騰》在我看來是一本很有問題的書，我的學生把全書翻譯成德文，但出版社查閱了葛浩文的英譯本，發現葛浩文把書的最後一部分，即姜戎自己的一篇文章删去了。那家德國出版社也如法炮制，且沒有告訴我的學生。為什麼美國和德國的出版社都把該書的最後一部分删去了呢？如果我們從德文來看《狼圖騰》，就會發現，特别是最後一部分，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是非常非常濃的。在德國人看來，完全是法西斯主義的思想。
葛浩文自己是猶太人，他不可能把《狼圖騰》中的法西斯主義思想翻譯成英文。除了該書的最後一部分外，作者在書中的某些思考、反思漢族的問題，葛浩文都删除了，德文版同樣如此。《狼圖騰》為什麼能夠在世界上成為暢銷書呢？如果沒有葛浩文的話，這本書也許就不會暢銷，可以說是葛浩文創造了一本暢銷書。因為是他決定了該書的英文版應該怎麼樣，他根本不是從作家原來的意思和意義來考慮的，他隻考慮到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市場。德國的出版社也知道這本書是很有問題的，德國的知識分子都不會認同它，所以德國的出版社考慮的是普通老百姓和文學水平不高的人。［4］
可見，顧彬在此以德國人、漢學家、漢語寫作者三重文化身份來看待中國作家的世界性。他說“魯迅就是中國的路德、中國的歌德”，其實就是一種融入的視角與觀點。他揭露的葛浩文“決定了該書的英文版應該怎麼樣”“根本不是從作家原來的意思和意義來考慮”，也使我們充分意識到華文出版世界化的融入式修正問題。
4.現代性闡釋
現代性乃至後現代性問題是華文出版，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必須正視并需要合理解決的重要時代命題。當然，這裡并不是排斥和否定華文出版的完整主體性，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原典的文本出版。其實，如果這一獨立性及原典能夠始終保持“純粹”，那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了。然而，這顯然隻是就絕對曆史語境而言。事實是，在曆史演變與現實語境中，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呈現為動态結構。特别是近代迄今，除去少量特殊的曆史時期外，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并非生存在真空與絕對靜止之中。改革開放以來，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即使是在中國範圍之内，其定義結構也是“苟日新，日日新”的生态。放眼世界，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必須正視并處理好現代性乃至後現代性的問題，既要“獨善其身”，又要“與時俱進”。例如《周禮》，“原封不動”地實現華文出版的意義，真是不好設想。這需要翻譯者身後的中國文化底蘊和地道的語言轉化功力，實難為也！例如美國散文家梭羅在其散文中對中國《論語》《孟子》多處引用，但都極具現代性。
當然，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之于現代性、後現代性，無論關系呈現多麼複雜、荒謬、怪誕，但絕對不能失去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據與“正身”。但是，現代性、後現代性的問題是絕對回避不了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正面相迎，“執子之手”，實施完美解決方案。
5.全球化
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可能就是當時的一種世界“大同”，亦即“國際化”思想。至少，對于現今的“國際化”是富有啟示和想象力的一種智慧思想。盡管“國際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全球化”，但這兩個概念在特定意義上似乎也可通用。當今，科技、網絡、數字化時代遠非恍如昨天的曆史時期可比，在此姑且不對“全球化浪潮”作專門探讨，隻是就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而論，因為置身的世界乃是明顯“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必須清醒地考慮問題的緊迫性、嚴重性及其應對方案了。也許，過去我們對所謂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過于狹窄了，狹窄得近乎一廂情願，近乎自言自語，在“全球化”語境中，以“走出去”口号而突然呈現為“欲嫁”文化心理，抑或“搶婚”文化心理。
簡言之，筆者認為：華文出版與中國傳統文化之于“全球化”，應取兩種文化的生存與發展方式：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進取有為方式，充滿自信，兼容并蓄，大膽實踐，大膽前進，甯折不彎；二是“禅修”的靜觀方式，心存遠境，明心見性，永遠保持初衷。
研究西方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與接收實踐，不無啟發。例如對劉震雲長篇小說《我不是潘金蓮》這一書名，英文譯為“我沒有殺死我丈夫”，法文譯為“我不是蕩婦”，德文譯為“中國式離婚”，瑞典文譯為“審判”，等等［5］。這完全是基于本國曆史文化語境，基于本國讀者接收需要的一種譯法，而距原作書名意義遠矣。
世界其他民族、國家、地區的曆史及傳統文化也是異彩紛呈、美不勝收的。華文出版現今面對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世界文化，華文出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出版如今已然是一種世界出版。
注釋：
［1］戴維·芬克爾斯坦，阿利斯泰爾·麥克利裡.書史導論.何朝晖，譯.商務印書館，2012：24，33.
［2］田建平，杜友君.華文出版走向世界的關鍵詞及其冷思考.出版廣角，2008（6）：53-55.
［3］筆者一直緻力于對華文出版世界性的研究。2012年，曾指出：“華文”一詞，關鍵是“華”字，應指中華民族。應當明确其三個具體的義項：華人、華語、華夏文明。華人，指分布于全世界各地的所有華人族裔，長期以來，觀念史表明對這一概念存在一個普遍的誤解——把華人當作漢人；華語，指全部中華民族語言；華夏文明，指全部中華文明。華人、華語、華夏文明這三個具體義項是一個統一體。從另一個角度論，則此三者又完全可以“華夏文明”一詞概括。
［4］這突出反映了外國研究者眼中中國文化的華文出版現代性問題。原文為漢文，見沃爾夫岡·顧彬.從語言角度看中國當代文學.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9（2）.又見張檸，董外平.思想的時差——海外學者論中國當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5］舒晉瑜.“潘金蓮”出國旅遊.中華讀書報，2016-08-24（10）.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