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震甯
［摘要］生活書店的生産合作社體制與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在當時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創舉，體現了鄒韬奮進步的管理思想與實踐經驗；同時，他的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嚴于律己的管理者表率作風，對于營造風清氣正的企業環境，提高企業管理的科學化水平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生活書店鄒韬奮管理思想與實踐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2015年11月，是偉大的愛國者、我國現代進步新聞出版事業的傑出代表鄒韬奮先生120周年誕辰，新聞出版行業及社會各界隆重紀念韬奮先生，學習宣傳韬奮精神。韬奮精神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内容是“竭誠為讀者服務”，而事實上，韬奮精神是豐富的，涉及新聞出版事業的諸多方面。其中，他的管理思想與實踐也是非常出色的，對當前的新聞出版事業仍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一、絕無僅有的創舉
20世紀30年代末，是韬奮先生主持的生活書店的鼎盛時期。生活書店一度擁有56家分支店，是全國擁有分支機構最多的書店，也是年度出書量最大的出版機構。生活書店的崛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生産合作社”的體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韬奮研究專家、著名新聞記者穆欣曾指出，生活書店的“生産合作社”體制，“在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企業裡，算是絕無僅有的做法了。”［1］
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原本是鄒韬奮和胡愈之等人出于應對《生活》周刊被查封危險時的一個安排。當時，他們很擔心國民黨當局查封周刊，為了應對不測，決定創辦生活書店，以便屆時可以利用生活書店繼續開展出版業務。書店開始籌辦時，韬奮就做出了一項創新設計，決定采用生産合作社的體制來辦一個具有民主特點的實體。他指出：書店不是任何個人借以牟利的私産，而是全體職工以勞動所得共同投資的文化事業機關。書店的章程為此做出了三項原則規定，即經營集體化、管理民主化、盈利歸全體。
在胡愈之等人的協助下，韬奮對生活書店的投資主體做了十分富有新意的安排：原來《生活》周刊社投入生活書店的資金、資産折算成貨币，以原先在職的20餘名工作人員過去所得工資總額多少計算，按比例作為這些職工入股的股金。他們規定資本每股10元，包括韬奮在内，任何個人的股金都不得超過1000股；入股不到此數的職工每年将所得一部分紅利加股，加到上限股金額度。除短期的雇員外，凡是店中員工任職在6個月以上的都有做這個“生産合作社”社員的資格，也就是書店的股東。新進員工，從任職6個月起，每月從其工資中扣除10%，至入社滿一年時，再行并計，成為新增加的股份。社員繳納股份後可以享受股息。在每年總決算後，除應當提出的公積金、社會福利金和員工紅利外，由社員大會依照營業的利潤盈餘，讨論決定按股分配股息。店内經濟完全公開，每年都有會計師查賬證明。“總之這個生産合作社的原則，以社員共同投資，經營出版事業，促進文化生産為宗旨，除用在服務社會事業上的費用外，所得赢利歸于全體。這雖不能算是合于理想的辦法，但至少已沒有誰剝削誰的存在，各人一面為社會服務，同時也為着自己工作。”［2］624
生活書店的生産合作社體制，在當時，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創舉。其時，在上海的中國人辦的企業，要麼是私人家族公司，要麼是股份公司，還有就是官辦的公司、社會團體的公司，完全做到“勞者有其股”的利益共同體，而且不讓“一股獨大”，杜絕了個人資本和私利擴張的可能，生活書店可謂獨創。盡管這種體制可能會對吸引更大投資、實現資産擴張帶來關門主義，也可能會帶來新的層面上的平均主義，但它保證了勞動者的完全權益，企業内部的凝聚力必然極大增強。何況，生活書店當時正在創業階段，又處于特殊的戰争環境下，絕大多數員工迫切需要的是生存和安全，這種民主體制讓他們有了非常強烈的歸屬感和安全感。再者，作為輕資産的出版企業，對于更大投資需求并不突出，故而生活書店的事業在當時有了相當迅速的發展。
當時，與絕無僅有的體制創舉可能同樣是絕無僅有的，就是生活書店采取的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店裡的事情都是由全體員工公開商讨，每一位員工都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有表現見解的機會。為了保證員工切實行使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書店内部設有理事會、人事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三個領導機構。理事會的職責是商定關于經營上的重大事情，人事委員會是商定關于人事方面的待遇和獎懲，監察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查閱賬目。三個機構的成員都由全體員工民主選舉産生。此外，還有全體員工組織的自治會，共同處理關于同人的衛生、娛樂及教育等問題。随着事業的發展，各委員會的工作任務變得稍微複雜起來，韬奮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了“集體領導，個人負責”的辦法，要求各分店負責人要具體處理好各項事務，不能事事推給各個委員會，而隻需根據領導機構所定的原則去執行，切實認真負起責任來。
生活書店有着嚴明的工作紀律。韬奮自己和普通員工們一樣，每天上班簽到，每月領取工資。店内工作時間實行嚴格管理，上班時間不準辦自己的私事。書店進人也嚴加管理。所有員工，除極少數是依據事業需要而聘請來的特别人才以外，其餘都是經過考試手續進入的。在他的率先垂範下，全店形成了風清氣正、積極工作的良好風氣。
對于店内的民主管理，韬奮有一番相當明确的說明，他說：“所謂民主精神，可分三點來說：（一）須有參加讨論的雅量，即讨論時須能平心靜氣，遇有與己不同的意見，亦能虛心傾聽，不要意見不合就發脾氣，或結成冤家；（二）須有服從多數的習慣。讨論的時候盡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作熱烈的讨論，但一經多數通過，即須服從決議，不應口是心非，或尚存僥幸之意，甚至另作搗亂企圖；（三）須有集體責任的認識。任何事一經領導機構決議之後，任何參加者都須共同負責，即所謂集體責任。”［3］617韬奮此番民主管理的思想和做法，放在21世紀今天的企業管理上，也許可以說不足為奇，然而，這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在他一手創立的“生産合作社”裡，作為企業的最高領導人，他竟能提出如此具有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管理理念和細節要求，不能不令人歎服。
生活書店的老員工袁信之曾經這樣回憶韬奮的民主管理，他說：“韬奮同志在吸取群衆意見的基礎上，立即采取了幾項溝通上下聲氣的措施。一個是規定每月舉行一次全體同人參加的茶話會，韬奮同志希望大家在會上暢所欲言，從改進業務、交流工作經驗直到相互批評，末了往往還要加一點小小的餘興，象講一個故事，說一個笑話等等，使大家盡歡而散。”［4］248
韬奮的民主管理不僅建立在利益共同體的民主體制上，也是在良好的企業文化環境裡開展起來的。企業内部不僅在利益上實施公平分配，使得人人心情舒暢，在人際關系上還提倡和諧友善，使得員工們養成良好的精神狀态。老員工錢小柏回憶道：“我一進入由韬奮先生創辦的生活書店，有不少事情都覺得新鮮，因為與過去在别的單位裡工作時完全不同。生活在生活書店，比在任何其他單位都要舒暢愉快。整個書店從上到下，都是目标一緻，親如兄弟。人人都為這個進步文化事業自覺努力，真正做到各盡所能，廢寝忘食。譬如一般單位都要八小時工作，生活書店規定每天七小時工作，但如果工作未了，往往會忘我地八小時、九小時做下去，直到完成任務才停。又如為了要使刊物準期出版，包括韬奮先生、金（仲華）先生在内，我們都會整夜泡在印刷所裡……從來沒有人說一句怨言，發一句牢騷，更沒有人偷懶。大家都有充分的責任心，幹得既情願又愉快。”［4］452
韬奮對員工情緒的重視和管理，事實上就是一種價值觀管理。價值觀既體現在書店的大事上，也體現在許多工作細節中。韬奮特别注意用細節管理來傳遞他所提倡的價值觀，從而形成良好的企業文化環境。生活書店許多老員工都難忘韬奮“鋸凳腳”的故事。員工們怎麼也沒想到，一天，韬奮帶人拿着鋸子等木工工具來到辦公室，替所有員工改造座椅的凳腳。他按照每個員工身材高矮、視力強弱的不同，鋸去長短不等的一截，使他們在伏案工作時不緻因為彎腰貼桌過于吃力而有礙健康。說起來這是一件小事，可像這樣的小事在韬奮身上不勝枚舉。韬奮一直處于緊張繁忙的編輯、寫作、聯系作者、服務讀者以及對外交涉等工作中，他卻能一絲不苟地切實操持這些細節管理，使得許多生活書店同人終身深情地感念。
在管理學上，韬奮所實行的管理方法可以歸入以人為本的行為管理學派。可是，以人為本、行為管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年才逐步形成一個比較熱門的學派，而韬奮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這樣去實踐了。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是源于他人生觀、思想高度和事業理想而形成的，也是他高尚品格的具體表現。韬奮的管理思想與他“永遠立于大衆立場”，追求公平正義的民主理想的思想情懷是高度一緻的。生活書店的事業之所以能那麼迅速的擴張，書店内部之所以有那麼難得的凝聚力，首先與韬奮新聞出版事業的思想情懷、事業理想有關，同時與他設計的民主體制和實施的民主管理分不開。正如孫起孟所說，韬奮主持生活書店成功的秘訣，“就是實行事業的民主，以大衆的事為主，不以個人的事為主，這是他事業理想的民主；以參與事工的幹部為主，不以自己為主，這是他事業管理的民主。”［4］181
二、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
真正懂得企業管理的，第一要義就是要懂得企業的人才管理。企業的人才管理，首先是對所有人員的管理，然後則是對有專長的人才的管理。韬奮一直十分強調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
他非常關心員工的情緒狀态。前面說到的書店每月與員工們開茶話會，就是一種觀察情緒、調節情緒的做法。韬奮還倡導成立員工讀書會、演講會，在書店員工中營造一種積極向上、健康交流的文化氛圍。平時他對各位員工的思想情緒很注意。譬如，有的員工熱衷于搞社會活動而放松業務學習；有的讀書看報不夠，有事務主義傾向；有的不夠注意同事關系，提出批評意見常常出于沖動，韬奮就會及時進行善意的提醒和誠懇的規勸，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表現，對事不對人地提請大家一起讨論。韬奮誠懇地對大家說：“我們這一群，是為着進步的文化事業而共同努力，我們是同事，但同時也是好友。我們彼此之間應該有着深摯的友誼；我們彼此之間應該有着深厚的同情，親切的諒解，誠懇的互助。親密懇切的友愛應該籠罩着我們的整個的環境。”［3］705-706又說：“我們以兄弟，同伴的情誼，自己實行對自己的檢舉，同時也對自己的同伴，親切而又嚴肅的給以批判，不論大小，具體的拿來讨論。”［5］韬奮對待員工的态度可謂既熱情友善又嚴肅認真，還非常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俨然是在帶領一支戰鬥的團隊。
韬奮對于改善員工的生活狀況相當盡心盡力。他非常注意員工的薪資，該加工資時就加工資，該加醫藥費時就加醫藥費，并定期進行員工健康檢查。書店在上海租了一幢寬敞的樓房作為書店員工宿舍，改善員工的生活水準。這是在當時上海同業的員工中引起很大羨慕的事。在武漢，書店也是把當時通風好、光線足的二層樓大房間作為單身員工的集體宿舍，同時讓夫妻一起來到武漢的員工住上小單間。韬奮考慮到許多員工孤身随店從上海遷來武漢，心情難免郁悶，決定要提高員工的夥食标準，以酬辛勞，安慰情緒。為了解決留在蘇浙滬一帶的家屬來武漢團聚，書店還給回去接家眷的員工支付全部往返交通費用，并準假一個月不扣工資。當時一位普通員工往返路費需要二三百元，是書店一筆不小的開支。這一決定發布後，大家都很感動，有人還落下了眼淚。
韬奮與他的重要助手杜重遠、徐伯昕、孫夢旦等人的深情厚誼也十分令人感動。
1935年8月，韬奮由美國回到上海，下船後将行李交給前來迎接的妻兒，未及與妻兒說話，立即“眼眶裡含着熱淚”直接去探望被國民黨當局判刑囚禁的杜重遠。自《生活》周刊被查禁後，杜重遠主編《新生》周刊，因為發表了一篇《閑話皇帝》，觸怒了日本駐上海的領事，居然導緻國民黨當局封刊抓人，将主編判刑。韬奮為此提前結束國外行程，趕回來聲援撫慰戰友杜重遠。随後，韬奮又直奔生活書店，和闊别多時的同事們歡聚。歡聚中，聽說在家主持店務的徐伯昕勞累過度，染上嚴重的肺病，他當即趕往徐家探望，不由分說，決定馬上把徐伯昕送進療養院治療，竟然使得徐伯昕半年後大病得以治愈，重返生活書店領導崗位。
1939年，當初與韬奮、徐伯昕一起接辦《生活》周刊的孫夢旦，年方29歲，因肺病治療無效不幸去世。韬奮無比悲痛，撰文《悼本店同志孫夢旦先生》，他深情地寫道：“在本店失去一個忠實的同志，在文化界失去一個得力的夥伴，這種損失是很可痛惜的。”他追憶孫夢旦“十六歲時即加入剛創辦的《生活》周刊社。在最初數年中，因經濟基礎薄弱，事多人少，又無力添人，固然無所謂星期日或假期，夜裡總要工作到十二時以後才勉強休息。今日追想夢旦當時共艱苦不但無怨言，而且忠于職務，勤奮異常，更不勝其哀痛！”“夢旦生平最使人不能忘的是對公務的責任心”“自動通宵辦公不息”“他沒有想到太不顧及健康，終究還是事業和社會的更大的損失”。韬奮悲痛之時，還不忘叮囑全店同事：“努力事業，同時還須保衛健康，這是我們大家所須特别注意的。”［3］88-89韬奮在悼念不幸早逝的同事的同時，不忘對店内員工的關心愛護，嘤嘤之聲動人，增強了員工之間的團結友愛。
韬奮對同事的深情厚誼不僅表現在對待重要助手的态度，也一樣表現在對一般員工遭遇不幸時的态度上。他在店内一直都在提倡彼此間是同事，也是好友。他說：“友誼是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東西，深摯的友誼是人生最大的一種安慰。古人曾有‘得一知己，雖死無憾’的話語，也是形容真切友誼的可貴。古今從友誼中不知發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3］705
1936年11月，生活書店的年輕編輯王永德因患傷寒不幸去世。韬奮親自送他入棺，失聲痛哭，并撰寫了充滿感情的《悼王永德先生》一文發表在《生活星期刊》上。7年後，韬奮在臨終前抱病撰寫《患難餘生記》時，又一次詳細介紹了王永德所作過的貢獻。1940年2月，生活書店昆明分店經理畢子桂患盲腸炎，因敵機轟炸，手術延誤緻死，時年僅25歲。韬奮非常悲痛，撰文《痛悼子桂同事》，文章裡可以感觸到韬奮對同事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他寫道：“2月2日我看到昆明分店子桂患急性盲腸炎入院割治的急電，如晴天霹靂，憂心如焚，……當即托渝友介紹昆明名醫助診……此後我們時刻盼望着有好消息來。六日昆明第二次來電報告子桂病危，在挽救中。當即複急電：‘桂病危切念，請盡最大努力救治，續情電告’。……我們都時刻在提心吊膽地苦心拯救這位‘文化戰士’的寶貴生命。七日接昆明第三次來電，報告子桂危甚。我七日夜間憂念不能安眠……”八日清晨韬奮接到畢子桂終于不治病亡的電報，“踏入房間，淚如泉湧，絕對料不到子桂這樣短命，不禁為文化事業萬分痛惜。”［3］671這一番感情可謂痛徹心扉。雖然他們之間隻是一般的同事關系，韬奮卻猶如痛失親人一般哀痛，表現了他崇高的同志之愛。這樣的同志之愛，“籠罩着我們的整個環境”，感動了全店員工，多少年後許多員工都還記憶猶新。
韬奮在思想上、生活上對員工的關心可以說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然而，對員工的管理，他照樣嚴肅認真，一絲不苟。
韬奮要求員工忠誠地為讀者服務，做事“總是要認真，要負責”，絕對不可以馬虎。為此，生活書店制訂了員工辦事規則，每一位員工在自己的崗位上都有章可循。譬如，強調賣書的員工不可以不知書，不可以讀者一問三不知。對于幹部，韬奮的要求則更加嚴格全面。他提出了兩句著名的口号，即“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他認為兩者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幹部就是應該具有辦事技術的能手，否則是幹不好的。他要求幹部必須有“對于人事方面的大公無私，是非明辨的精神，必以事實為根據而不以私人的感情為标準：這是主持事業者主要的基本态度。”［3］648他指出，社會中有些機關喜歡援用親戚，結果是害多于利；還要注意不能讓員工私人的友誼影響工作，以免影響幹部公正的判斷和公平對待人才。這些要求都實實在在，入情入理，可以直接用來指導書店幹部員工的日常生活。韬奮對幹部員工的要求，都是為了給書店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韬奮最大的希望就是吸納人才、用好人才、人盡其才、愛護人才、留住人才。他說，凡認真愛護事業的人，都應該誠心誠意地愛護幹部。他提出的措施相當具體：1.要注意幹部的需要和困難，需用最關切的态度，盡力幫助解決；2.要注意教育幹部，使他們的天才獲得最大限度的發展；3.要注意分配幹部以最适當的工作；4.要注意保護并增進幹部的健康；5.要注意提拔幹部；6.要注意獎勵幹部；7.要注意使幹部能有機會盡量貢獻他的意見，并虛心考慮他的意見；8.要注意使幹部沒有内顧之憂和後顧之憂。其中，韬奮對于第2條關于“使幹部的天才獲得最大限度的發展”，說得相當振奮人心，他說：“我們要注意教育幹部，使他們的天才能獲得最大限度的發展：他有十分才幹，我們要他的十分才幹都發展出來；他有百分才幹，我們要把他的百分才幹都發展出來。我們要不讓他的天才有一分一毫埋沒掉。”［3］648
韬奮還十分重視把好書店的進人關。他說：“我自從全權主持《生活》周刊社之後，始終堅決地不介紹自己的親戚，也可以說不用私人的任何關系而作為用人的标準。這也許有人要覺得矯枉過正，但是，為着掃除封建餘毒，甯嚴毋濫。”［3］734韬奮堅持進人必須經過考試，解決了進人沒有程序，容易形成親疏幫派關系的問題。他對新進員工考試的主要要求是有實在的本事和一定的政治認識，此外，以具有中學畢業的青年為主要對象。考試辦法相當嚴格，要經過幾個輪次的考察篩選，直到試用6個月後，才能最後确定是否正式錄用。韬奮作為總經理，再忙也要親自參加招考工作。他常說，這是請“老闆”進來。因為新員工一旦錄用，就可以通過薪酬配股成為股東，所以用人不能馬虎草率。其實，更為重要的是，嚴把進人關，既使得一些具有真才實學的上進青年得到就業的機會，從此走上從事進步文化事業的道路，也使得企業能夠吸納到真正需要的人才，壯大人才隊伍，更為重要的是，這将有利于營造風清氣正的企業環境，提高企業管理的科學化水平。
三、管理者的表率作用
一個企業的最高領導人，他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對于企業管理的效果固然非常重要，然而最重要的，還在于他能否站在企業整體利益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自己或少數人利益的立場上實施管理，此外，在他對被管理者提出要求時，自己能否跟大家一樣按照要求去實行。也就是古人所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現在人們常說的，領導人一是要出以公心，二是要率先垂範。
韬奮最初還隻是兩個半人組成的《生活》周刊社的主編，那時，他是以自己優秀的品格、充沛的熱情和出色的專業能力來領導和影響同人。随着事業的發展，生活書店發展成為擁有四五百名員工跨地區經營的較大型企業，這時，韬奮作為企業最高領導人需要面臨的問題則要複雜許多。
首先就是能否出以公心。韬奮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生産合作社體制的提出，領導與職工平均持股，頓時就解決了誰為誰打工的問題。按說，要說真正的公平，就應當按勞分配，理應由最先創業并作出巨大貢獻的韬奮等人持股最多，按股分紅他們也應當獲利最多。但是，韬奮出于自己的理想，為了事業的長遠發展，為了團結廣大的員工，還由于他不斂私産的理念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帶頭放棄了自己應得的資産，隻是按崗位取薪酬。這就從最根本的利益上，消除了與所有員工發生芥蒂和隔閡的可能性。而作為與這一體制相适應的管理模式，韬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管理。而這裡的集中，并不是最後把權力集中到他這個總經理手上來，而是集中到書店全體員工選舉出來的三個領導機構，在機構内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形成最終決議。他是把手中應有的權力都交給了民主，剩給他自己的隻是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的權力，是按照集體做出來的決議努力工作的權力，還有就是員工們對他由衷的敬佩和追随。艾寒松的一番評價頗具代表性，他說：“先生一生盡瘁文化事業，持身清廉，毫無私蓄，且亦從不計及個人利益，在《生活》周刊及生活書店先後工作十餘年如一日，大公無私，絲毫不苟，律己嚴，待人寬，誠懇坦白，對青年倍加愛護。”［4］46
韬奮對于生活書店同人們的影響，不僅在于他大公無私，不計個人利益，還在于他率先垂範的領導作風。在《生活》周刊，韬奮全身心投入工作，日夜忙碌，做到深夜還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沈粹缜曾經同他開玩笑道：“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在生活書店工作期間，要求所有人都按時簽到上班，他也不例外。老員工袁信之回憶道：“韬奮對别人要求很嚴格，對自己的要求更嚴格。記得有這麼一件事，足以說明韬奮同志的高度責任感和‘公而忘私’的精神。有一天，他從家裡出來，匆匆地踏上一輛人力車，忽然聽到一聲微小的金屬落地的聲音，檢視之下發現原來是他手上的一枚結婚戒指丢了，但一看離上班時間已很局促，估計如果回去找戒指，勢必就會遲到，在這時候，他決定不去找戒指，趕着上班去了。這雖是一件小事，但在常人卻是不容易做到的。”［4］232
前面曾說到韬奮關心随店搬遷到武漢的員工生活狀況，盡量給大家安排在通風好、光線足的二層樓上，帶有妻子的還能安排有小單間居住。可是，韬奮和店裡的其他幾位負責人，卻一起擠住在一間大房間裡，讓員工們很是感動。韬奮決定為急于回江浙滬接家眷的員工提供路費，安排請假。可是，員工們都知道，韬奮的妻兒那時都還在淪陷後的上海，他全身心投入抗戰文化的活動中，每天忙碌得難得有喘息的時間，一時還顧不得把妻兒接過來，卻能惦記着幫助員工們滿足家人團圓的願望。很多員工心裡既感動又不忍，對韬奮的敬重之情愈發深厚。
韬奮更是以他的勤奮工作、刻苦學習為全店員工做表率。他的勤奮工作是有口皆碑。從《生活》周刊單打獨鬥做主編發展到生活書店全面管理，統帥56家分支店，韬奮完全是馬不停蹄、夜以繼日、嘔心瀝血、殚精竭慮，讓員工們從心底裡佩服他們的總經理。韬奮的刻苦學習，對于全書店員工幾乎是籠罩式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幾乎是筆不離手、孤燈疾書，常常是手不釋卷、談笑鴻儒。在許多日子裡，韬奮幾乎是文章天天有，見識時時新。員工們和許多讀者一樣，新的一天開始，一個強烈的期待就是讀韬奮的文章。在如此巨大的榜樣面前，員工們誰不愛讀書都會感到愧對他們的總經理。
四、結語
大量的事實表明，韬奮是一位傑出的文化出版企業管理者。他的管理傑出之所在，最重要的一點在于他管理的出發點是傑出的。他“永遠立于大衆立場”，追求公平正義民主的社會理想的思想情懷，是他管理事業的出發點。韬奮是這樣來看他和同人們所從事的事業的，他說：“我們這一群傻子的這一個組織，所以要這樣挖空心思來盡量使它合理化，目的卻不是僅僅為着我們自己，我們要利用這樣的比較合理的組織，希望能對社會有更切實的貢獻。我常勉勵我們的兄弟姐妹們，我們是在一個血腥的黑暗的時代，如不為整個社會的前途努力，一個機關的内部盡管如何充實，如何合理化，終不免要受黑暗勢力的壓迫摧殘的。我們這班傻子把自己看作一個準備為文化事業沖鋒陷陣的一個小小軍隊，我們願以至誠熱血，追随社會大衆向着光明的前途邁進！”［2］625很顯然，韬奮從事文化出版事業的出發點是崇高的，是高出同時代其他文化出版企業管理者同道的。從這一出發點出發，他通過體制設計、制度建設，在企業管理上擯除了管理者存在個人私利的可能，從而确保了企業發展的方向，使得其管理效率倍增，事業實現了蓬勃的發展。
管理者的出發點固然十分重要，可是，企業管理還有許多規律性問題需要切實把握好。
管理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因為，倘若管理隻是一門科學，那麼，科學的管理方法任何企業克隆起來并非難事，為什麼同一種方法實踐的結果卻常常大相徑庭？可見其中還有奧秘。奧秘之所在，主要在于這是一門藝術。
在管理學看來，管理之本是管人，管人之本是管心，管心之本是管己，管己之根是待人。韬奮的管理藝術正是循着這樣的軌迹直抵員工的人心。他能讓員工們膺服書店所倡導的價值觀，無論是抗戰愛國的還是人際友好交往的，大家願意按照這樣的價值觀去踐行，這是一個企業既能樹立正氣又能和衷共濟的精神基點。他能讓員工們感受到企業的溫情，無論是物質生活上的照護還是精神生活上的呵護，這是一個常人難以回避也難以忘懷的。他能讓員工個人感受到被重視，有一份真實的存在感，哪怕本來是總經理一次具有規勸意味的個别談話，員工所受到的鼓舞往往卻要超出受到的規勸更多。他能讓員工們在書店運轉的每一個細節上認清具體的要求，譬如怎樣提出意見，怎樣聽取意見，怎樣執行決定，這些要求都能讓員工覺得入情入理，隻要認真踐行，就會有增添智慧、提升品德的良好感覺。而凡此種種，韬奮都能率先垂範；而凡有個人利益，韬奮都能先人後己。這樣的管理者，其管理藝術真正稱得上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潤物無聲、效應盡顯。
最高的管理藝術還需要建立在至誠的愛心之上。管理者隻有充滿了對企業的愛，對事業的愛，對人才的愛，對員工的愛，才可能把管理做得直抵人心，把企業的發展與員工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融為一體，把企業對員工的規範與員工對工作、生活環境的訴求形成一緻的意志，把所有員工的人生理想融入一項輝煌的事業之中。韬奮在管理上的全部努力，就是傾注着他對企業、事業、人才、員工真摯的愛。他在總結生活書店八項傳統時，把“同志愛”列在第八項，可見他對企業内的感情狀态十分重視。與韬奮接觸過的人都說他有火一般的熱情，他确實是以火一般的熱情來對待企業的經營、事業的發展、讀者的需求、作者的合作和員工的支持，從而使得這一切都如他那火一般的性格，充滿熱情、生氣和活力。老員工周保昌回憶道：“他善于依靠群衆的集體智慧，熱情地對待集體的事業，所以在工作中誰都願意向他請教，而他一定謙虛地對待同事，騰出時間來和你談話，幫你提高認識，解決問題。他把找幹部談話看成最必要的工作之一。他善于傾聽大家的意見，他的态度是這樣的熱情和誠懇，他的意見有時這樣的合理和中肯，誰隻要一經與他談話，都會感覺得到了鼓舞和力量。”［4］216-217孫起孟贊佩韬奮“律己之嚴，治事之勤，愛人之誠，知人之明，以及這種領導作風的感人至深”［4］181，更是深深地刻印在生活書店同人們的腦海裡。韬奮正是以自己真摯的愛心和精心的管理，不斷提升企業的價值，不斷發展事業的規模，不斷培養更多優秀的人才，不斷提升全體員工的素質，為“永遠立于大衆立場”的文化出版事業，打造一支團結進取的人才隊伍，不斷創造新的更大業績。
注釋：
［1］穆欣.鄒韬奮.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148.
［2］中國韬奮基金會韬奮著作編輯部.韬奮全集：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國韬奮基金會韬奮著作編輯部.韬奮全集：第九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鄒嘉骊.憶韬奮.上海：學林出版社，1985.
［5］中國韬奮基金會韬奮著作編輯部.韬奮全集：第六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53.
［本文系《韬奮精神六講》之一章，此次發表，有增删。《韬奮精神六講》已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11月出版］
（作者單位：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