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趙泓劉斂眉
［摘要］民國時期，報刊出版活躍，湧現出許多有影響的撰稿人。在他們與報刊的互動過程中，一方面，報刊尋找在場域關系上契合報刊理念和定位的撰稿人；另一方面，撰稿人在為報刊撰文的實踐過程中，認準自身定位，與編輯進行溝通，且考慮讀者的需求。文章以張恨水與《旅行雜志》的關系為例，探讨民國時期撰稿人與報刊的互動過程，即兩者積極尋找共通的需求點和平衡點時所表現出來的共赢，以期對當代報刊與撰稿人的互動關系提供有益的借鑒。
［關鍵詞］撰稿人報刊編輯《旅行雜志》張恨水互動關系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民國時期，出現了一大批“撰稿人”，他們是支撐報刊發展的重要力量。華羅庚之于《科學畫報》，沈從文之于《語絲》《新月》，陶行知之于《生活教育》，張愛玲之于《紫羅蘭》，皆成為一時佳話。民國時期，出版氣氛活躍，圖書報章在知識和市民階層都廣為流通，為撰稿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這批撰稿人個性獨特，并且與他們供稿的期刊和編輯有着密切關聯。本文選擇商業化報刊《旅行雜志》與其撰稿“台柱子”張恨水，探讨民國時期報刊編輯出版與其撰稿人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旅行雜志》與其撰稿人張恨水
1927年，民國銀行家陳光甫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家旅行社後，創刊《旅行雜志》，即為中國的第一本旅行雜志。中國旅行社經理朱成章在《旅行雜志》第1卷春季期上寫下發刊緣由：
我國地廣人稠，交通素感不便。在昔閉時代，尤以遠行為苦。唐詩人李白詠蜀道難，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之句。古人于旅行之苦，誦此詩而盡之矣。海通以遠，梯航雲集。貿遷有無，商賈畢至。而我國之情勢，亦因以驟變。輪軌絡繹，舟楫四通，昔之視行旅為畏途者，今乃舟車栗六。昔之不出國門一步者，今且遠涉重洋。交通事業，日漸發達，此吾人所引以為樂觀者也……
今更刊行旅行雜志，登載關于旅行之事件。凡能為旅客謀一分利益者，靡不全力以赴之。本部志在服務，适應社會需求。凡茲所舉，盡其荦荦大者。語雲：其始也簡，将畢也巨。本部規模未備，發揚光大，竊有待于畢日。當代君子，幸進而教之。
20世紀20年代，由于中國經濟貿易的逐步繁榮和交通方式的愈加便利，社會生活方式發生轉變，人們的旅遊文化消費需求增加。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敏銳地預見到旅遊行業的發展前景，促使旅行社創立，并創刊《旅行雜志》傳播旅遊文化，促進旅行業務的開展。雜志由莊鑄九主辦負責，聘請《申報》編輯趙君豪掌管編務，畫家張振宇主理美術。《旅行雜志》初期按季發行，季末出版。從1929年第3卷開始，改為月刊，月初出版，直至1942年12月，共計16卷。因戰事影響，曾遷至桂林、重慶出版，抗戰勝利後遷回上海複刊，1954年在北京終刊。因《旅行雜志》的發行途徑廣，如讀者直接訂購、由中國旅行社及各分支社零售和設立經銷處等，在品質上以其精美外觀和豐富内容而受到讀者好評，銷量超過當時國内的一般刊物，最多時每期發行3萬餘冊，并能遠銷至香港、南洋。［1］
與此同時，受到五四運動影響的張恨水早已于1919年來到北京，開始他的“報人”和撰稿人生涯。他擔任過上海《申報》《新聞報》駐京通訊記者，之後應成舍我之邀合作創辦《世界晚報》。相比其通訊記者生涯，他的編輯成就更加引人注目，不僅編輯過上海《立報》的副刊《花果山》；還先後主編過世界報系副刊《夜光》和《明珠》、《新民報》副刊《北海》；自己創辦《南京人報》，并主編副刊《南華經》等。1931年起，張恨水開始為《旅行雜志》撰稿，共計52篇，包括《似水流年》《賽金花參與的一個茶會》《西遊小記》《神密谷》《平滬通車》《滕王閣渺不可尋》《所望于旅行雜志》《白門十記〔上〕》《重慶旅感錄》《蜀道難》《如此江山》《潛獄引見錄》《一路福星（長篇小說）》等，其中以連載小說為主。雖然張恨水為《旅行雜志》所撰的稿件中并未有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家喻戶曉的作品，他也并未參與雜志的編輯和發行經營工作，但觀其作為《旅行雜志》的撰稿人與刊物本身、刊物編輯以及讀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在寫作場域契合刊物定位、與編輯良好交往以及滿足讀者需求中，張恨水與《旅行雜志》的關系為我們研究當代報刊與撰稿人之間的互動提供了很有意義的個案。
二、報刊與撰稿人的場域關系
20世紀90年代，法國學者埃爾·布爾迪厄等提出了“媒介場域”，“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架。”［2］根據其“場域”理論中的“資本”和“慣習”的概念，每個場域都存在其特定資本和慣習，媒介場域即是由在文化生産場域中掌握着文化資本并擁有一定話語權的傳播者來主導；另一方面，“慣習”是傳播者在客觀場域裡形成的内在化調試，對于場域關系的主觀思考對其場域行為也産生影響。因此，筆者期望分析撰稿人的寫作場域來探讨其與報刊的關系。
民國時期撰稿人一方面存在于文學生産場域，另一方面與當時政治權利場域之間有着深刻聯系。古代作家受“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所影響，立志于修齊治平，較少有文學創作之求；近代開始，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大力宣揚小說救民救國的社會作用，自辦小說雜志；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胡适、陳獨秀、李大钊、魯迅等在公職外，也開始為報刊撰稿；而随着文化出版市場的發展和稿酬制度的确立，民國時期文壇從事商業化寫作、以稿費為生的撰稿作家越來越多。從整個民國時期撰稿人群體來看，在商業型基礎上追求啟蒙式寫作的撰稿人一般在賣文為生的過程中，他們不屈從于文化市場的誘惑和政治權利場域的壓制，堅持着自己的文學理想和精神追求，其中以魯迅、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等為代表。從事純粹商業化寫作的撰稿人主要是積極迎合讀者的閱讀趣味，适應文化市場的需求，從而獲得生存空間，其中就有張恨水、張愛玲和張資平。
盡管張恨水的《八十一夢》《紙醉金迷》等作品與現實社會政治有着緊密聯系，但他的報人生涯主要以副刊寫作為主，并且不标舉自己的政治立場，大多都是與現實政治無關的言情小說。在其回顧文學創作的《寫作生涯回憶》中，他未曾諱言寫作目的就是為了賺取稿費。從《旅行雜志》的“投稿簡章”可知其稿費标準，“文字每千酬現金二元至十元”。而當時，魯迅給《申報》副刊《自由談》撰稿，報酬是千字六元。優厚的稿費當是張恨水選擇為商業性刊物《旅行雜志》撰稿的原因之一。
對于《旅行雜志》的編輯發行而言，能約到張恨水為其撰稿是很值得的。首先，張恨水擁有廣泛的讀者群，深受讀者喜愛。老舍曾稱張恨水是“國内唯一的婦孺皆知的老作家”。其讀者呈現出跨越階層的特點，擁有“上至鴻儒、下有白丁”的龐大讀者群，不僅有廣泛的市民階層讀者，還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專業人士、大學教授，如毛澤東、周恩來、張學良、陳寅恪、茅盾、張愛玲等。其次，張恨水寫作内容和風格與《旅行雜志》的編輯出版定位頗為契合。創辦人陳光甫認為，要提倡旅行事業，一方面要“輔助交通、服務旅客”，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名勝之闡揚風土之紹介”。［3］《旅行雜志》的編輯出版目的是傳播國内交通信息，宣傳旅遊事業，讓讀者了解旅遊行情，屬娛樂生活類的報刊。張恨水曾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無論是散文寫作，還是小說、詩詞創作，都能從張恨水作品中感受到山水景觀和風俗民情，文字間充滿着鮮明的民俗色彩，兼具文化價值和旅遊價值。
1934年9月至1935年7月，張恨水為《旅行雜志》撰寫了長達數萬字的系列散文《西遊小記》，以及連載小說《似水流年》《如此江山》，讀者可以從中體味到地方風景風俗，相比于專門的旅行遊記，其中也蘊含着更為豐富的民俗資源和人文意味。張恨水自己也曾在《旅行雜志》十周年特大号（第十卷第一期）的《所望于旅行雜志》一文中談到為雜志撰稿的想法：
職是之故，愚以為記旅行之文，雖以描寫山水勝景為尚，而各地人情風俗，殆亦不容忽略，尤其舟車價目，物産品級，有介紹之必要。蓋山川勝景，古人已先我言之，山猶是山，水猶是水，雖以各遊曆家各個眼光之不同，分别申其意以成文，然後人言之者，究無以大異于前人。若人情風俗，則古人遊曆之文，向所不取。即徐霞客洋洋巨著，亦僅以簡練之文，記山谷形勢而止。使能将其足迹所經，聞見所得，盡付篇章，則有助于後人經濟文章者，甯可估計？故今人作遊記之文，正可于泉石之外，另有所取材。如遊四川兼叙其物産之富，遊廣西寫其建設之速，遊甘肅曰其人民之苦，即可避免陳腐，而亦有益于社會國家。旅行雜志，不僅為供給遊曆家之讀物，似可自茲以後，略略偏重于此。即專為供給遊曆家得讀物，是項記載，亦遊曆家所不厭棄也。至舟車價目，旅運宿食，雖為末節，而正為征人所欲知。言之不煩，亦頗感奇趣。
張恨水在為《旅行雜志》的撰稿中堅持本土化、大衆化和通俗化的藝術創作方向和風格，并努力契合雜志宣揚旅遊之旨，堅持對雜志和讀者負責。另外，張恨水的寫作以社會言情為主要内容，并且注重讀者感受。其章回小說在故事選擇與情節安排上、在寫作技巧與表現手法上，都體現着大衆化的審美趣味，既吸引讀者關注，又有利于培養讀者的閱讀習慣，發展其成為忠實讀者。
故此，《旅行雜志》的理念和定位在張恨水寫作場域和為其撰稿的作品中能夠得到體現和張揚。
三、撰稿人與報刊編輯、讀者互動
民國時期，軍閥割據、政治風雲變幻、日本入侵等社會現實，使得當時的中國長期處于動蕩不安之中，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十分特殊，多種思想文化并存，新舊文化相互碰撞。與此同時，随着商業的發達，文化出版市場的繁榮，湧現出的“撰稿人”也在積極尋找其合适的謀生之路。作為報刊撰稿人，最直接面對的就是報刊編輯和讀者。
1.撰稿人與報刊編輯
民國時期，文人的社交範圍通常是集中在與其職業相關的群體中，并且文人本身兼具撰稿人、編輯、出版人、教員等多重身份。雖然民國時期文人之間存在相互排斥的“文人相輕”和相互扶持的“文人相親”的情況，但就一份報刊的撰稿人和報刊編輯而言，他們之間通常是交好的。譬如，魯迅對後輩的扶持被傳為佳話，“《語絲》發刊以後，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于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于沉鐘社的幾位，對于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項。就是對于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後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唯恐諸編輯埋沒了他。”［4］
張恨水的寫作生涯裡，也有此般際遇。比如，他和編輯大家成舍我的交往。1924年，張恨水受成舍我的邀請，在《世界晚報》擔任副刊《夜光》的編輯，并連載小說《春明外史》；1925年2月，成舍我新創辦《世界日報》，張恨水又受邀擔任副刊《明珠》的編輯，發表了《新斬鬼傳》《金粉世家》等十多篇小說。還有他受上海《新聞報》主編嚴獨鶴的邀請，在1929年任副刊《快活林》主編，連載小說《啼笑因緣》。張恨水除了文學創作的成就和對讀者的強大吸引力，其文字的高産尤為人稱道。辦《南京人報》時張恨水甚為忙碌，除在《南京人報》上撰寫的《鼓角聲中》《中原豪俠傳》兩部小說外，他還撰寫了《新聞報》的《燕歸來》、《旅行雜志》的《如此江山》、《申報》的《換巢鸾鳳》、《立報》的《藝術之宮》和南京《中央日報》的《天明寨》，共7部小說。［5］
《旅行雜志》主編趙君豪在《編輯室十年記》中稱：“我們在創刊時，第一個困難就是沒有稿子。”并詳細談到《旅行雜志》在征集稿件時對稿件的嚴格要求：“然而有許多投稿的先生，很不容易對付，第一個通病就是抄襲。記得有一次收到一篇××山遊記，讀其文頗有古意，用的字眼，也很别緻，仔細一研究，可沒有勇氣的去登，後來請人一看，果然是抄的文章。”同時，他也談到對撰稿人的态度：“我應該先向為我們執筆的先生們道謝，這十年來，費了無數人的心血，總把這本小小的刊物，灌溉培養到現在。”［6］
張恨水在《所望于旅行雜志》裡也曾談到自己為雜志撰稿的淵源：
在宇宙間言之，萬年猶等于一刹那，而在人生言之，則十年一位最悠久之歲月。因吾人持事涉世，平均不過十年之五六倍耳。趙君豪先生主持旅行雜志，今次已屆十年，其持之以恒，殊勁朝三暮四之文人，聞風興起。去冬莅滬，先生謂将于一月出特大号，囑愚預為一文。愚不才自知不能有所貢獻，但為友誼故，謹勉述其感想焉。
愚讀旅行雜志，亦有五六年矣，每卷郵到，即置百事于不顧，忽忽展讀一遍，以當卧遊。而明窗淨幾，偶作遐思，亦辄于書架上抽取一卷讀之，而解枯坐之苦悶，由是言之，可知旅行雜志，不僅為旅行家備之，正亦可為居家者備之。因居家者，旅行未得，可讀此書以神馳于宇内也。
張恨水的兒子張伍也曾在《我的父親張恨水》中的“北華美專與西北遊”談及，張恨水在西北行中，懷有憂患意識去了解民間疾苦，并搜集小說素材。為《新聞報》副刊《快活林》寫下長篇小說《快活林》，為《申報》副刊《春秋》撰稿寫西北生活的小說《小西天》，之後，應《旅行雜志》主編趙君豪先生之邀撰寫了長達數萬字的西北遊記《西遊小記》，連載于《旅行雜志》1934年9月第8卷第9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他在《西遊小記》的序言裡寫道：
今歲五月，予作陝甘之遊，意在調查西北民生疾苦，寫入稗官。至于風景名勝，旅程起居，則非稗官所能盡收，乃另為一記遊之文，投之本志。與本志主編趙先生約，蓋已三月于茲矣。今征塵小歇，寄居牯嶺，雖寓樓鬥大，然開窗北視，遠及百裡，但見長江如帶，後湖如鏡，煙雲缥缈，胸襟豁然。覺趙君之約，未容久違，遂即趁此逸興，把筆追志。文以白話為之，取其通俗。而其内容，着重于旅行常識，俾為将來西北遊者，略作參考。間以風土穿插之，以增閱者興趣而已。記遊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雜志》之命意，似當如是也。文中有圖，亦記者所自攝，初為此道，佳構甚鮮，擇其略可者入之，亦點綴篇章之意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于牯嶺望江樓。
從而可知，張恨水在《旅行雜志》稿源稀缺的時期，通過孜孜不倦的寫作和編輯互動，與《旅行雜志》的編輯出版保持着緊密的聯系。
2.撰稿人的讀者意識
商業化寫作要取得成功，必須得到讀者的認可。在張恨水的報刊編輯寫作生涯裡，可發現他深知文學生産場域的各個環節，了解報刊版面特征和連載小說的賣點，思考報刊定位，在創作中保持清醒的讀者本位意識。他注重消遣娛樂的功用，抱持為市民階層消遣服務的寫作立場。
一直以來，《旅行雜志》的定價較為穩定，“對比1930年16開、100頁的《旅行雜志》的售價為大洋三角，而同期的一本16開、24頁的《生活》周刊的售價僅為三分五厘”［7］。根據《旅行雜志》的定價，讀者對象基本定位在城市中産市民。張恨水的寫作内容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集合了社會見聞、軍閥、底層知識分子、江湖俠情、言情戀愛等豐富内容，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他還特别注意反映處于社會底層人民的不幸遭遇和悲苦生活，而對社會黑暗不公之處進行揭露、諷刺和鞭撻。張恨水的小說也以懸念叢生著稱，人物命運跌宕起伏。他經常收到普通讀者來信，也成為高官政要希望結交的對象。蔣介石、宋美齡、張學良等政要都向他伸出橄榄枝，而張恨水性情灑脫，與權貴交往并不多。他強烈的平民意識和正義感，使得其赢得讀者喜愛。
一方面，張恨水也敏感于時代和社會風尚變遷，對寫作小說的内容和形式進行積極改良。在抗日戰争時期，他為《旅行雜志》撰寫了一篇連載的國難小說《如此江山》，以社會和言情為重要賣點。他留心世事變遷，曾經寫道：“抗日勝利以後，各報紛紛複員，《新民報》社派我到北平任北平版經理，我和三四位同事一同從陸路動身，由重慶到貴陽、衡陽都是坐汽車，由衡陽到武昌坐鐵篷子火車，沒有火車頭用汽車拉了火車走，可算今古奇觀。一共走了三整天，到了漢口才乘船到南京，已是勝利後度第一個春節的時候了。我回到故鄉，看望了我的母親後，就匆匆北上了。我把路上見聞寫了小說《一路福星》給《旅行雜志》。”［8］另一方面，他在創作中積極改良章回小說，力圖使自己的寫作不落後于時代。他早期的小說《春明外史》連載時，被認為是新聞版外的“新聞”，并帶有相當明顯的當時報章小說結構上的松散、以社會和言情為題材、使用傷感、柔美的詩詞章句和對主人公富有時代感的刻畫等共同的特點。
雖然張恨水在追求商業化寫作成功的同時，在文學界留有令人诟病之處，但其強烈的讀者意識給其所撰稿的報刊的編輯出版形成一定的影響。對于《旅行雜志》的編輯發行而言，他成為台柱子式的撰稿人。
四、結語
民國時期撰稿人處在相對不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變遷之中，相較于當時中國媒介場域情況，政黨混戰、民族危機、城市發展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等因素，對于無論是出于對社會政治的抱負，還是經濟利益和個人價值的實現，都為撰稿人的創作提供了特殊場域。因此，民國時期撰稿人與民國時期報刊之間所呈現的互動關系尤為個性化和特殊化。一方面，報刊在選擇長期的撰稿人時往往追尋相同場域，從理念、定位到内容、形式上的契合，從而促進報刊本身的精準定位和進一步發展。民國時期的政論和商業報刊較為活躍，表現出鮮明的辦刊訴求，對于其撰稿人的要求自然有所特殊。另一方面，撰稿人在辦刊撰文時，認準自身的寫作目标，既要保持對報刊的了解，與掌握辦刊整體理念的編輯進行溝通，更要深切考慮讀者需求。民國時期文化界呈現出學術研究和思想的多樣化，報刊的創辦者和撰稿人基于社會現實和自身訴求，其報刊和寫作活動本身折射出民國時代背景下文學創作場域與政治、經濟等場域的博弈。因此以張恨水與《旅行雜志》互動為例，考察撰稿人與報刊的互動過程，即兩者積極尋找相互共通的需求點和平衡點時所表現出來的共赢，對于當代報刊的編輯出版與撰稿人的互動是有啟發意義的。
注釋：
［1］黃芳.中國第一本旅行類刊物.長沙：湖南師範大學，2005.
［2］皮埃爾·布爾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3］中國旅行社檔案.卷号：368-1.上海：上海檔案館館藏.
［4］陳明遠.20年代知識階層經濟狀況——上海的作者群體.社會科學論壇，2000（7）：27-32.
［5］袁進.張恨水評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
［6］旅行雜志：第10卷第1号.上海：中國旅行社.1936.
［7］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國文化：第十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二十四卷（總第69—7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本文得到廣東省新媒體與品牌傳播創新應用重點實驗室項目資助，項目編号2013WSYS0002。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