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梁小建朱悅
［摘要］數字化公益傳播能夠增強學術著作傳播力，完善學術資源數字化傳播體系，給國家、出版界、學術界、圖書館界帶來正面效應。數字化公益傳播的内容資源核心層是接受公共資助出版的學術著作。主導者是國家出版基金為主的出版基金以及科研基金、公共數字圖書館建設基金管理方，承建者是有實力的出版商、平台商、圖書館或研究機構。目标是建設高端内容資源數據庫，面向個人用戶和機構用戶免費開放。
［關鍵詞］出版基金科研基金數字傳播公益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數字化傳播不僅增強了傳統學術著作的傳播力，而且改變了人們獲取和使用學術信息資源的方式。我們認為，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體系應該是分類分層的，既包括追求規模效應和經濟利益的商業傳播，還應包括遴選高端内容資源，為傳統出版機構、學術界和社會公衆提供高質量學術信息服務的公益傳播。［1］目前，研究者對商業數字圖書館經營模式的研究較多，對數字化公益傳播的提法和系統研究尚不深入。鑒于科學研究的公共性和數字技術對學術傳播的重要作用，國家應對學術著作的數字化公益傳播予以支持。願本文起到抛磚引玉作用，引發出版管理部門和業界的關注與深入研究。
一、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的媒介優勢和問題
20世紀90年代，為了提高科研信息化水平，我國政府開始支持建設數字圖書館系統，建成了超星數字圖書館、書生之家等商業性電子圖書數據庫和以政府投入為主的公共數字圖書館。商業數字圖書館面向機構用戶（如公共數字圖書館、高校數字圖書館）和個人用戶提供服務，是追求規模效應和經濟利益的市場主體。［2］現有商業傳播平台和公共數字圖書館、高校數字圖書館初步實現了部分學術著作的數字化傳播，為學術著作插上了數字化翅膀，但相對于完善的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體系，存在功能缺失，需要國家主導建設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平台。
1.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的媒介優勢
傳統學術著作作為學術傳播載體的優點在于單本著作内容系統性強、主題集中，形式完整、信息量大，能夠滿足研究人員獲取特定學術信息的需求；缺點在于圖書整體上非連續出版、主題多元，數量浩如煙海，且散布在世界各地，内容進入文摘等二次文獻索引系統的比例較小，這造成學術著作信息檢索的難度很大。學術著作龐大的存量和增量增加了内容信息檢索成本，降低了使用效率，影響了學術出版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全文檢索是電子書數據庫和數字圖書館的最基本功能，大大提高了讀者從單本和海量學術著作中獲取信息的效率。學術著作的内容水準參差不齊，電子書數據庫或數字圖書館基于全文檢索技術，開發了圖書被引統計、内容查重等功能，為讀者鑒别圖書質量提供了參考。
正如有人的詩意表述一樣，數字出版解決的不僅僅是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獲取任何内容的問題，而且是讓最擅長做事的人為你做事，讓最優秀的資源為你利用，讓最完善的呈現為你展示，讓最上乘的精神文化産品為你欣賞，讓出乎意料的事情使你喜出望外。［3］電子書數據庫和數字圖書館的産品展示平台與讀者使用平台可以在聯網的個人電腦上實現統一，在使用體驗上避免了信息内容的空間轉移，而且可全天候使用。在這個平台上，使用者可以以我為主調遣海量學術資源，随着語義出版等新技術的研發應用，數據庫還有可能成為學者的研究助手，不僅為學者獲取和使用學術信息資源提供極大便利，而且幫助學者利用大數據開展研究，提高學術著作内容資源的使用效率和學者研究效率，幫助學者實現此前無法實現的研究計劃，做出此前無法做出的研究成果。電子書數據庫和數字圖書館成為數字時代學術專著的最佳傳播方式。
2.現有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平台的功能缺失和公益傳播的必要性、可行性
目前，我國學術資源數字化的控制和獲取的計算機網絡系統主要由商業數字圖書館和公共數字圖書館、高校數字圖書館運營或協助運營。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指傳播機構将經過遴選的著作進行數字化加工，建立網絡數據庫集中存儲，供個人讀者或機構用戶免費下載閱讀。［1］這不僅可以增強紙質圖書的傳播力、影響力和使用效率，還能完善學術資源數字化傳播體系，彌補現有傳播格局的缺陷。目前，現有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平台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在内容資源建設方面缺乏學術著作遴選和推薦機制，在平台建設上存在公益性不足，在功能建設上存在專業化不足。
首先看商業數字圖書館。從内容資源建設來看，商業數字圖書館主要市場主體的信息資源建設不以學術性為首要标準，而是注重規模效應，采用資源集成型模式建設内容資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采集圖書信息，提供有償服務。主要商業數字圖書館内容資源來自現代出版業的三大領域：學術出版、教育出版和大衆出版。資源集成型建設模式導緻其内容龐雜，冗餘信息過多，學術著作檢索成本高。單就學術著作内容資源建設來說，由于缺乏有效的二次篩選和推薦機制，導緻其傳播的學術著作質量難以保障。從平台建設來看，我國商業數字圖書館由相關企業建設，主要追求商業利益，限制了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社會效益的發揮。從功能應用建設看，主要商業數字圖書館在學術著作信息服務方面專業性不足，服務缺乏深度，如學術信息分類和檢索功能不健全、學術評價功能缺失、導向性不夠等。
再看公共數字圖書館和高校數字圖書館。從内容資源建設方面看，包括外購資源和自建資源。目前，傳統圖書館尚未在數字資源建設方面表現出競争優勢，而是主要依賴外購商業數據庫資源。我國公益性學術資源數據庫的市場供應嚴重不足。國家數字圖書館的内容資源建設在資源内容選擇方面雖有重點，但在操作層面比較模糊。以采購中外商業數據庫為主，2007年，國家圖書館數字資源采購經費已達1500萬元。自建數據庫是選擇代表中國曆史文化的特色館藏文獻予以數字化。［4］對館藏特色的強調導緻用戶群體較小，數據庫專業性和競争力不足。這也是我國傳統圖書館内容資源建設的基本模式。據調查，截至2012年年底，全國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采購數據庫1199個，自建數據庫482個，采購數據庫占總數據庫數量的70%以上。［5］74高校數字圖書館主要為高校師生教學科研服務，内容資源建設情況與傳統圖書館類似。2011年，南開大學圖書館的數據庫購買和使用費已達889.59萬元。［6］商業數字圖書館存在的問題，也較為普遍地存在于公共數字圖書館和高校數字圖書館。在平台建設和功能應用建設方面，我國公共數字圖書館建設水平不均衡，重複建設現象嚴重；标準各異，數字資源孤島化現象明顯；知識産權意識薄弱，資源建設存在風險。［5］103-104高校數字圖書館一般僅提供校内局域網服務或校内人員身份認證服務，在服務均等化和便利性上存在不足。
鑒于上述問題，由國家主導建設專業性的、高标準的、公益性的、完全開放的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平台是十分必要的。這一平台将給國家、出版界、學術界、圖書館界帶來正面效應。
從國家利益來看，公益傳播平台嚴格的内容資源遴選标準可以為提高學術出版質量提供導向，數字化公益傳播能夠确保學術出版社會效益的實現。在提高學術出版質量方面，目前我國缺乏有效的學術出版質量标準，學術著作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公益傳播平台對優秀學術著作進行二次篩選和數字化傳播的社會效益是顯而易見的。在提高學術出版社會效益方面，一些出版社對圖書社會效益的理解存在偏差，部分接受國家高級别基金資助出版的學術著作被做成了形象工程，專門用來評獎，在市場上難覓蹤迹。那些進入流通渠道的學術著作近年來價格持續攀升，往往是學術著作的資助級别越高或質量越高，定價就越高。這與各種基金資助出版的公益性質并不相符。科學知識是天下公器。2014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全球研究理事會2014年北京大會開幕式緻辭時強調：打造更加開放的平台，才能讓每一個人都能分享科學知識的營養。為了确保學術著作出版社會效益的實現，在數字出版時代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形式就是對相關圖書進行數字化公益傳播。
對出版界來說，數字化公益傳播可以在降低經營風險的同時實現學術著作的數字化傳播，還有助于把書賣給真正需要的讀者。風險性是出版業經營的基本特征之一。［7］學術著作具有品種多、印數少、定價偏高的特點。讀者需求分散，購書針對性強，讀者面較為狹窄，發行成本高。出版機構為了獲取穩定利潤，僅對少量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俱佳的書稿進行投資，而對大量書稿以出版資助的形式收取出版費用。一些出版者為了規避市場風險，“重出版輕傳播”，僅面向作者市場做出版，實行“隻出版不發行”的出版模式，不願履行發行職責，導緻學者辛苦撰寫的著作難以與需要的讀者見面。出版社如果把相關著作交給國家級的公益性傳播機構進行數字化傳播，既能滿足作者的紙質圖書出版和數字化傳播需求，又能避免大規模造貨帶來的經營風險。即使對于暢銷或常銷書，數字化公益傳播也不會擠壓紙質本銷售。據較早在線發布免費圖書的美國國家學術出版社統計，一些圖書的電子版大大促進了印刷版的銷售。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發布的每一本免費電子書，幾乎讓印刷版銷量翻倍。［8］數字化公益傳播有助于出版社把書賣給真正需要的讀者。
對學術界來說，根據科學社會學研究，公有性是現代科學的四大精神特質之一。在科學成為一種社會建制，科學家成為一種社會職業後，承認和尊重是科學家對自己的發現的唯一财産權。［9］著名社會學家威廉·加維（WilliamGarvey）指出，傳播是科學的本質。［10］承認和尊重要靠成果的傳播實現，成果的數字化公益傳播能夠為著作插上數字化翅膀，是學者樂見其成的。
對圖書館界來說，購買商業數據庫為讀者提供信息查詢和全文浏覽服務存在較高的經濟成本，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作為一種公共學術資源服務能夠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必将受到圖書館界的歡迎。
二、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的内容來源
公益傳播的功能在于提供公益性精神文化産品和服務。2006年，原新聞出版總署出台《關于深化出版發行體制改革工作實施方案》，确定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國盲文出版社和中國藏學出版社四家出版社為公益性出版單位，突出強化公益性出版職能。公益性出版社繼續保留事業編制，享受政府給予事業單位的财政補貼。事實證明，我國公益性出版實際上存在公益不足的問題。［11］公益性出版事業僅僅依靠有限的幾個公益性出版社是遠遠不夠的，不論是公益性出版機構還是經營性出版機構，隻要在出版過程中利用了公共出版基金，所出版的圖書都應該參與公益性傳播。
接受公共基金資助出版的學術著作應成為數字化公益傳播的内容資源核心層。在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建設文化強國戰略背景下，國家和社會組織通過各種出版規劃、出版基金、科研基金資助學術著作的出版。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中以“出版基金”為檢索詞檢索，獲得中文圖書35634種，以“資助出版”為檢索詞檢索，獲得中文圖書43836種（檢索時間截至2015年10月30日）。主要的基金項目有國家出版基金、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國家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還有很多圖書是在地方政府、行業組織、企事業單位或其他基金組織的資助下出版發行的。接受公共科研或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學術著作具有很強的公共屬性，将接受公共資助出版的學術著作公益傳播，不僅可以體現公共資助的公益性質，這種遴選機制也可以為學術出版樹立較高的标杆，有助于引導學術出版秩序和提高學術出版物質量。
1.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出版圖書
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始于1990年編制的“八五”規劃時期全國重點圖書出版項目，到制定“十一五”“十二五”規劃時，各種數額不菲的國家财政專項資金層出不窮，出版行業五年規劃制定工作在行業内大面積覆蓋。［12］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中以“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為檢索詞檢索，共查到圖書13014種（檢索時間截至2015年12月30日）。這些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圖書，以國家規劃名義出版，由出版社投資或國家相關基金資助出版。其中，由國家相關基金資助出版的應納入學術著作網絡數據庫公益傳播範圍。
2.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資助出版圖書
2005年，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出版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此目錄收錄了1949年10月至2003年12月間整理出版的古籍圖書，共13968種。其中包括文學類5136種、語言文學類256種、文學藝術類454種、曆史類2331種、地理類519種、哲學類672種、宗教類322種、科學技術類1953種、綜合參考類697種、普及讀物類1628種。［13］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中華古籍網檢索，自2004年至2014年間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共資助1070個項目（檢索時間截至2015年12月30日）。自基金設立以來，約資助出版了1.5萬種古籍。此類圖書一般印量較小，僅滿足出版管理和館配需要，在市場上難覓蹤迹。少數在市場上能夠買到的文史類書籍價格昂貴。為了真正體現國家級文化基金的公益性，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資助出版的古籍應納入學術著作網絡數據庫公益傳播範圍。
3.國家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出版圖書
國家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是1997年國家财政撥出專款建立的專項科技出版基金，旨在支持我國優秀科技學術著作出版，繁榮科技出版事業，促進科技事業發展。出版基金面向全國，用于資助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優秀和重要著作的出版。科技部網站資料顯示，1997年至2014年間共批準資助了1748個項目（檢索時間截至2015年12月30日），每年的資助經費百萬餘元。國家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出版圖書應納入數字化公益傳播範圍。
4.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出版圖書
為鼓勵和支持優秀公益性出版項目的出版，2007年，我國設立了國家出版基金，由國家出版基金委員會負責管理。資金來源主要是中央财政撥款，同時依法接受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社會組織的捐款。截至2014年年底，國家出版基金累計投入19億元，資助出版具有文化傳承與積澱價值的圖書1784項。［14］國家出版基金作為支持高質量圖書出版的國家級文化基金，其成果傳播應該體現公益性。《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協議書》規定，為體現國家出版基金的公益性，丙方（項目承擔機構）核定項目出版物定價時，應充分考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因素，确保出版成果低價入市。項目驗收合格後，丙方（項目承擔機構）以光盤形式向甲方（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提供成果電子版本，并在項目完成後免費提供300冊（套）成果供甲方（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調撥。截至2014年年底，國家出版基金已經産生了結項驗收成果836項，取得了基金規模逐步擴大、項目成果不斷推出，精品項目不斷累積、社會效益更加突出，引領行業發展、推進文化傳承與傳播等績效。［14］但也存在“重出版輕傳播”的不足。有些被資助出版的精品圖書動辄數千元一套，不但普通讀者望書興歎，就連公共圖書館也心有餘而力不足，或無力購買或僅購買一套作為保存本藏書，無法為讀者提供外借服務。因此，項目承擔機構還是應在定價上做些調整，以便提升其傳播效果。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學術著作應納入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的客體範圍。
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出版圖書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資助我國學術研究和成果出版的兩大國家級基金，兩者都資助圖書出版，且資助力度和強度大、受益面廣。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出版的圖書主要包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出版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專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成果文庫系列圖書和标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的專著等。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中檢索“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相關圖書，共獲得7070項條目（檢索時間截至2015年12月30日）。其中包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别委托項目資助出版圖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資助出版圖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資助出版圖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資助出版圖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資助出版圖書和其他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出版的圖書。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出版的圖書主要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出版物、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出版圖書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出版物包括但不限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年度報告》系列圖書、《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優秀成果選編》系列圖書、《未來10年中國學科發展戰略》等。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中檢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相關圖書，共檢索出7878項條目（檢索時間截至2015年12月30日）。這些國家級科研資助計劃資助出版的圖書應納入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範圍。
三、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運營模式
在運營模式方面，數字化公益傳播的主導者是以國家出版基金為主的出版、科研基金和公共數字圖書館建設資金管理方，承建者是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或市場化的數字出版企業，傳播内容來自國家出版基金和科研基金等資助出版的學術著作；産品定位于高端内容資源數據庫，突出公益性和學術質量；網絡數據庫公益傳播對作者和讀者都完全免費，體現徹底的公益性。
1.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的主導者
我國對科學研究和成果出版的财政支持規模大、力度強，但存在資助主體數量多而分散、重資助輕成果傳播特别是忽視數字化公益傳播的問題。較大的資助力度和規模意味着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的強勁需求，也為數字化公益傳播平台建設提供了可能的内容資源和建設資金。在出版基金方面，據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新聞出版項目獲中央文化産業發展專項資金支持21億元，其中獲得中央文資辦支持的數字出版轉型升級項目達77個，獲撥文化産業發展專項資金6.27億元［15］。2015年2月，财政部發布的《關于申報2015年度文化産業發展專項資金的通知》中，将“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納入重點支持内容之一。在科研基金方面，2013年，中央财政科技撥款達到2729億元，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撥款總額達到6185億元，占當年國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為4.41%。［16］應抓住國家大力支持傳統出版數字化轉型升級和中央财政科技撥款增加的機遇，整合相關出版基金和科研基金資源或申請專項基金支持，建設一個或多個受資助的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平台。
相比設立專項基金，比較可行的方案是科研基金管理部門和政府出版、文化管理部門整合資助工具、出版資源、公共數字圖書館建設資金等，采用共建共享形式，以國家出版基金或數字圖書館建設資金為主導，以各中央财政專項撥款為補充，建設面向公衆服務的國家級大型學術著作數字化傳播平台。從現有基礎看，作為我國三大國家級基金之一的國家出版基金是一個比較好的資助工具，更适合承擔公共資助出版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主導者的使命。首先，國家出版基金是出版業的專項基金，專業性強，在數據庫品牌建設上更易成功。其次，國家出版基金涉足數據庫傳播，不僅為傳統出版數字化轉型發揮示範作用，還能增加出版基金的社會效益，促進我國學術發展，推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國際傳播。最後，相比于局部省市、地區和行業内的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全國範圍内的綜合性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更能滿足學界和社會的需要。科研基金、出版基金提供方和政府出版管理部門應整合資助計劃與出版資源，擴大國家出版基金的資助範圍，增加國家出版基金的資助強度，使其能夠承擔起公共資助出版學術著作數據庫公益傳播主導者的使命。
2.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的建設模式
以國家出版基金為主的出版和科研基金、公共數字圖書館建設資金管理方應采用招标或特别委托項目的形式資助和指導有實力的數字平台運營企業、傳統學術出版企業、大型科研機構、公共數字圖書館、高校數字圖書館等創建專門性的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平台。承建方應有數據庫建設運營經驗和其他多種收入來源，有利用國家資助提供公益性學術資源平台建設和運營的實力。主導者應确定傳播平台建設的性質、宗旨，為内容資源建設提供政策支持，為平台日常運營和宣傳推廣提供資金支持和輿論氛圍，依法制定健全的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管理辦法和運營機制，培育有活力的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主體。傳播主體應全面負責内容資源建設、平台建設和功能應用建設以及日常維護運營。主導者參照國家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的管理辦法，按照合同規定對承建者進行考核和評估，在資源和制度的保障下，為各界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學術資源服務，依靠内容質量、服務和公益性創立品牌。這種建設方法可以為公益傳播提供堅實的資源保障，但存在與商業數字圖書館資源重複建設的弊端。
除了新建專門的公益性數字圖書館外，還可以與商業數字圖書館進行合作，選擇商業數字圖書館作為資助對象，以政府采購的形式使商業數字圖書館中的部分學術著作數字資源進入公共領域，供社會公衆免費下載。這種方式利在于能夠節約建設經費，弊在于可能影響市場主體盈利水平和市場秩序。政府采購将強化某個商業數字圖書館的市場壟斷地位，對其他市場主體而言有失公平。
3.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産品定位
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平台定位于高端内容資源數據庫，注重公益性和學術質量，不追求内容資源的海量。以接受中央财政資助或支持出版的圖書（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支持出版的圖書、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資助出版的圖書、國家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圖書、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圖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出版的圖書等）為主要部分，高校、地方政府或其他公益性基金組織資助出版的圖書作為補充，既能體現數據庫的公益性，也能有效保障數據庫内容的質量。
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平台與商業數字圖書館客觀上都為讀者提供學術信息服務，但宗旨不同，前者緻力于免費有效地向學術界和社會公衆提供高質量學術信息服務，所提供的服務基本免費或收取少量象征性費用。在與商業數字圖書館的競争環境中和國家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服務水平的要求下，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也需要提高産品和服務質量、幫助讀者提高學術信息獲取效率，隻有這樣，才能實現自身使命，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效益。
公益傳播平台在産品定位上與開放存取具有明顯的不同。開放存取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興起的學術傳播形式，産品定位于傳統學術傳播體系的挑戰者，緻力于構建不同于傳統商業學術出版和商業數據庫平台的全新學術傳播體系，即繞開原有渠道，建設“真正服務于學術界的傳播體系”。其經濟特征是作者付費存儲，讀者免費獲取。鑒于信息資源的非消耗性和信息産品需求的多樣性，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與商業數據庫傳播、傳統學術出版在信息資源配置上不是替代關系，而是協作關系。公益傳播是現代學術傳播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要構建新的學術傳播體系。在産品功能定位上，公益傳播平台不具備科研機構和學術出版機構的同行評議、首發确認等功能，而是緻力于公共資助學術著作的公益傳播。
學術著作網絡數據庫要集索引、文摘、全文為一體，提供多種檢索模式，開發多種信息處理技術，提供多種檢索工具，将著作按多重标準進行分類，通過統一的檢索入口提供服務，為用戶創造便利的文獻信息獲取條件。除了基本的文獻檢索和全文獲取功能外，數據庫還應增強用戶體驗，推出一系列獨具特色的知識服務産品和功能，比如學術趨勢預測、學術熱點分析、學術術語搜索、學術翻譯助手等。這些功能對于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提高用戶的檢索效率、方便用戶查找和獲取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的版權機制
建設數字化平台為用戶提供學術著作的閱讀和使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版權問題。商業數據庫資本力量雄厚，經過多年的市場競争，結合自身特點，基本上都找到了一套解決數字版權授權的方法。比如超星數字圖書館通過争取盡可能與著作權人簽約授權、與能夠代理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出版社合作的方法來規避版權風險。2002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科技部、财政部《關于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識産權管理的若幹規定》，該規定明确指出：以财政資金資助為主的國家科研計劃項目（包括科研專項項目）研究成果以及形成的知識産權，除涉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重大社會公共利益的以外，國家授予科研項目承擔單位。同時在特定情況下，國家根據需要保留無償使用、開發、使之有效利用和獲取收益的權利。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需要在《著作權法》《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借鑒其他數據庫已有的管理辦法和政策，結合公益傳播的自身特性，對利益相關各方進行調和，明确各方權利邊界，防範版權糾紛的出現。
鑒于學術著作數字化公益傳播存在明顯的國家利益，國家立法部門可參照國際上已經開展或正在進行的數字出版物法定呈繳立法經驗，及時跟進數字出版物法定呈繳立法工作，設計合理的數字出版物法定呈繳實施規則，将學術著作數字化出版物納入法定呈繳對象範圍，建立保障學術著作數字化信息資源開放共享的相關法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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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出版業數字化轉型的媒介融合問題與對策研究”（項目編号：13CXW011）階段性成果。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