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陳甯齊悅
［摘要］《大公報·兒童特刊》是将母報“文章報國，文人論政”的編輯思想投射到兒童副刊的經典之作，也是現代兒童媒體中培養兒童具有理性思維、社會責任心、平和心态和開放視野等公民素質的教育範本。文章通過該刊的全部文本發現，該刊獨樹一幟地發展與時代同呼吸的兒童政論，開風氣之先發現了兒童作為新聞受衆的存在價值，更善用高妙的編輯智慧引導兒童觀察社會、參與公共事務、建立正确的人生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它在兒童報刊發展史和兒童教育史上都具重要的實踐意義。
［關鍵詞］《大公報》兒童特刊編輯思想現代公民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以杜威的“兒童中心論”為代表的現代教育思想傳入中國，影響了魯迅、周作人等一批思想解放鬥士，也影響了葉聖陶、陳鶴琴等兒童教育家。兒童開始被知識精英視為獨立的個體而不是“成人的預備”，兒童的認知和行為特點得到尊重，中國兒童教育逐步具備了現代特征。在這一背景下，兒童媒體的發展有了曆史性的突破。有實力的大報和出版社紛紛設立專供兒童閱讀的副刊、專欄，或出版兒童文學刊物。這其中創辦于1927年的《大公報·兒童特刊》表現出獨樹一幟的編輯特色：它既能尊重兒童的天性，平等地與孩子對話，更善用巧妙的編輯理路引導孩子觀察社會、評論政治、參與公共事務，既是将母報“文章報國，文人論政”的編輯思想投射到兒童副刊的經典之作，更是現代兒童媒體中培養孩子具有理性思維、社會責任心、平和心态和開放視野等公民素質的範本。
本文以《大公報·兒童特刊》自1927年創刊到1931年終刊共計469期刊物為研究對象，以何心冷及其夫人李镌冰主持編輯工作的樣本為研究重點，探讨該刊在發展現代兒童政論、兒童社會新聞、引領兒童進入社會公共事務等方面的編輯特色。
一、與時代同呼吸的兒童政論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正面臨着國内軍閥混戰和外國侵略者的觊觎。身處這樣的社會環境和輿論環境中，年幼的孩子們其實也有強烈的基于切身體驗的愛國熱情，卻常常因為言語稚嫩、見識清淺而被排除在成年人“共商國是”的圈子之外。實有見地的“言論”是新記《大公報》（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鸾三人組成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史稱新記《大公報》）的編輯特色之一，它的《兒童特刊》也别有新意地為孩子們的政治言論提供了珍貴的展示空間，在同期兒童媒體中可謂獨樹一幟。該刊專門設立了《來論》欄目，刊登小讀者對貧富分化、強國之路、抵抗外辱等社會問題的見解。這些成人報刊上頻現的話題被孩子們用别緻的視角重新觀察和讨論。特别是在20世紀30年代内憂外患的社會背景下，10歲以下低齡兒童發表的描寫家庭生活、遊玩經過和小動物的文章明顯減少，取而代之的是10至14歲少年發表的政論性文章。
“人的境遇生而不同”可能是孩子們最容易觀察到的生活現象。據我們統計，《來論》欄目對貧富差距問題的關注度最高，平均每兩期就會出現一篇。有小作者在《對于洋車夫的感想》［1］一文中寫道：
在寒冷的冬天，有錢的人，便穿着皮裘，坐在路旁取暖。中等的人，也穿着溫暖的衣服，出去辦事也要坐車，他們都不知道那些窮苦的洋車夫，還是在寒氣裡掙紮啊，為什麼他們要拉車，不去享福呢？不過沒有錢罷了，還是金錢做的惡啊！若是在夏天，卻可以看見他們在烈日的威嚴下，汗濕透了，還是不能休息片刻，我勸小朋友，對于洋車夫要和氣一點！
透過日常觀察，小作者對窮苦人衣食無着的生活境遇有着深深的同情，對富人奢靡的生活也十分厭惡。貧富分化是當時中國突出的社會矛盾，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是複雜的。《兒童特刊》并不試圖向小朋友闡釋抽象的社會曆史症結，也不做帶有政治導向性的宣傳，而是讓孩子們自己去仔細觀察生活、書寫所見所聞。他們真實的感受對同齡人來說更具有感召力。
面對畸形的社會現狀以及痛苦的戰争經曆，《兒童特刊》特别注重從孩子的視角抒發對救國強國之道的渴念與思考，其政論文章均以兒童可以實踐的路徑和方法為重點。有小作者寫道，“我們是小孩子，既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打仗這一件事，我們的能力，一定是很薄弱的”［2］。那麼，什麼才是孩子可以身體力行的救國強國之法呢？
學習知識武裝自己從而改變國家命運是孩子最容易想到的方法。“中國人多不肯用工求學，因為不求學，才學問不充足，無學問，才實業不振，經濟恐慌，槍械戰船不及他國，因此，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以緻我國用和平辦法，不敢和帝國主義的日本開仗”［2］。孩子們把努力讀書增長科學文化知識看成是為救國貢獻力量的關鍵。盡管小作者的觀點算不得成熟，但不難看出，戰争給兒童生活帶來的直接影響已經把他們推入“共商國是”的圈子，促使他們去思考國家任人欺淩、無力抵抗的原因，并積極提出自己的政見。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社會再次掀起“抵制日貨”的熱潮。《兒童特刊》的小作者們也成了這一愛國行動的呼籲者。《提倡國貨》一文寫道：
愛國的小朋友們！你們可知道，中國現在的亂和受他人的欺侮，有一半是受了經濟的壓迫麼？我國地大物博出産豐富，為什麼會窮到快破産的地步呢？都是因為國人，喜歡用外國貨，每天每時每分鐘，把成千成萬的銀錢向外國送，哪得不窮呢？［3］
還有小作者意識到“抵制日貨”不僅僅是口号，而且是實際行動：“意識不用外國貨，我們要抵制他，不能把他當做口号，應當時時的不買他，并且宣告大家買外貨的害處，這樣算實行了抵制外貨的口号”［4］。更有小朋友深入思考了中國與日本的經濟關系，認識到抵制日貨必須以振興中國實業為基礎。《抵制劣貨必先振興實業》一文中說：
現在因為國内沒有出品，故一方面抵制劣貨，又一方面改購買西洋貨，如此之抵制，豈不枉費徒勞。要知今日之日本欺辱我，誰能知來日之西洋人不欺辱我。要解決外人之欺辱我的問題，還得自己努力。先具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誓死購用我國自産貨品。倘若有一種貨，為我所必備而我國産亦沒有，購買期亦應有以限制，最遲亦要在一二個月内将唯有而必需用之貨制出，以應國人需要，如此則不愧為愛國矣。［5］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大公報》連載了《六十年來日本與中國》，把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逐步侵華史事還原給讀者。而同期《兒童特刊》也刊載了《日本小研究》等介紹日本地理曆史的精短文章讓小讀者了解對手日本。作為一份兒童刊物，《大公報·兒童特刊》并不直接承擔“文人論證”的重任，但培養兒童的愛國熱情卻是兒童報刊實現教育功能的應有之義。
二、兒童新聞的開山之作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盡管各大報館的新聞采編隊伍日趨專業化，現代新聞産業也初具雛形，但是以兒童為目标受衆和報道主體的“兒童新聞”仍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大公報·兒童特刊》雖是報紙的副刊，但開風氣之先，對“兒童新聞”做出了有益嘗試，開創性地設置了兒童新聞欄目并進行專題新聞事件策劃。
《兒童特刊》在創刊之初就設置了專門的新聞性欄目，如《兒童新聞》《要聞》《世界新聞》《緊要新聞》等。從内容上看，欄目登載的國内新聞絕大多數是對新成立的兒童團體的介紹，投稿者即為組織内成員，如《西開小朋友們的新團體》《兒童界空前之新組織》等。國外兒童新聞多引自當時的海外報紙，介紹各地孩子們的學習生活。比如《德國将有透明的小學校》《美國夜學校拿報紙作課本》《美國小朋友皆大歡喜》，三篇新聞分别報道了德國新建校舍、美國新教學方法和美國的兒童玩具汽車比賽，饒有趣味地開闊了國内小讀者的視野。
當時中國業界關于新聞事件策劃的觀念還未形成，但實際上有不少報刊已經有了類似的實踐，《兒童特刊》也在為孩子們策劃有意義的新聞活動。為促進兒童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特刊在創辦之初就成立了衛生檢查小組“兒童清潔密查處”，并委任了正處長“千裡眼”和副處長“順風耳”定期到學校檢查兒童的衛生狀況。還專設了《兒童清潔密查處布告》欄目，刊登“兒童清潔密查處”的檢查結果，諸如“某學校小學生，指甲不剪，頭發不梳，鼻涕兩行，手臉一片烏黑”。特刊對這類事件的策劃和實施帶有強烈的現實幹預意識，使欄目具備了一定的新聞價值。
盡管《兒童特刊》的新聞性欄目和新聞策劃存續時間并不長，作者也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但它的重要意義在于發現了兒童作為新聞受衆的存在價值，在現代新聞發展史上可謂開風氣之先。在這種新聞觀照下，兒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做是社會公民中的一員，有能力更有權利知曉和介入與自身相關的社會事件。這對培養兒童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精神具有相當的前瞻意識。
三、培養現代小公民的編輯智慧
《兒童特刊》在尊重兒童、平等相待的基礎上，也始終堅守着對孩子的教育引導職能，這一點最為體現編輯的智慧：教育而非教化、尊重而非放縱，肯花心思用孩子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引領他們成為有社會責任感、有愛國之心、有文明禮儀的現代公民。
（一）叙寫親曆體驗以激發孩子們的愛國熱情
《兒童特刊》存續的時期正是戰亂不斷、内憂外患的年代。戰争帶給兒童的傷害是直接的、生存體驗性的。一名12歲的小學生寫道：“我們跑的快近隆新裡的時候，又聽得啪的一生，一個槍彈由我腦後打來。這一下子，幾乎把我吓得魂飛天外。若不是我頭低得快，恐怕要與世長辭了。就是今天我執筆作這篇稿子時，還有些不寒而栗呢”［6］。1931年，日軍占領東三省後局勢更加動蕩。一個9歲的哈爾濱小朋友這樣描述：
我在學校上俄文課的時候，忽然有人說，日本兵到一點鐘要來了，大家立刻驚恐起來，沒有得着老師喊正式命令，大家不約而同一哄而散了。我溫習完地理，剛要睡覺，忽然聽見轟的一大聲，一會又是轟的一大聲，我和小弟弟再也睡不着了。今年我媽媽沒有給我們月餅吃，我們和她要，媽媽說：“東三省給日本占領了，月餅是苦的不可以吃了。”小朋友們，你們如有吃了月餅的，是甜？是苦？究竟是什麼味兒？請告訴我。［2］
對于一個9歲的孩子來說，他也許不能理解日本占領家鄉意味着什麼，對母親的話他也不甚明白。但是通過樸實的描寫和天真的發問，小讀者不難體會自己的小夥伴面對頭頂盤旋的飛機、四起的槍炮聲時的驚恐以及美食一去不複返的深切遺憾。
新記《大公報》創刊後十年間，愛國主義一直是編輯方針的主線之一。《兒童特刊》在編輯思路上秉承了母報的精神，讀書救國、提倡國貨、揭露列強侵略行為的主題屢見報端。特别是“九一八”事變後，愛國救國的主題明顯增多。
從1931年9月19日至停刊，《兒童特刊》一共刊登文字作品354篇，其中以愛國、救國為主題的文章約占14%，均為兒童所作，作者平均年齡14歲。
關于如何向兒童傳遞政治軍事理念的問題，周作人主張“政治上的主義”應在兒童“知力完足的時候自己去選擇”，“國家主義的教育者乘小孩們腦力柔弱沒有主意的時候，用各種手段牢籠他們，使變成他的喽啰，這實在是詐欺與誘拐，與老鸨之教練幼妓何異”［7］。當時有些兒童刊物專門推出“國恥号”“國貨号”等向孩子灌輸政治軍事立場，這種行為遭到不少知識精英的反對。而《兒童特刊》沒有進行生硬的概念灌輸，而是用孩子之間耳濡目染、感同身受的表達方式叙寫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感，從而代替了編輯對小讀者“自上而下”的愛國主義教育，編輯的教育目的得以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實現。
（二）鼓勵孩子們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件
新記《大公報》曾在《本報續刊二周年之感想》的社評中明确表示“蓋本報公共機關也”。“公共機關”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公共言論機關，國人有所欲言者，可到該報言之；二是社會服務機關，國人有難、有求，該報有為之解難、服務之義務”［8］。這份定位為“天下公器”的報紙即使在副刊編輯上也在保持消閑娛樂的同時力求發揮社會服務的作用。《兒童特刊》鼓勵孩子們參與社會公共事件，将服務社會的宗旨貫穿始終。
1931年，全國各地遭受水災，湖北、安徽等省災情尤甚。自8月初起，《大公報》開始大量報道災情，并成立了“大公報水災急赈委員會”。《兒童特刊》積極配合赈災進展，8月26日頭條發表了編輯文章《請小朋友們參加救災運動！》，首次将兒童納入救災“大軍”之中：
全國的少年們！我們三千萬同胞人民，在這種悲慘嚴重的境遇之中，我們大家，誰都應該盡力幫助他們！現在盼望小朋友們都做兩件事！第一：盼望你們在學校裡，家庭裡替災民募捐，你們自己也節省幾元零用錢捐赈，不論錢數多寡，都要表示熱心！第二：盼望大家多作救災的文字，本欄盡量替你們宣傳！［9］
從1931年8月28日到10月1日一個多月的時間，《兒童特刊》共刊發了救災文章27篇，幾乎每日一篇。除文字作品外，還有不少表現災情的繪畫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兒童特刊》沒有抽象地灌輸捐款救災的号召，而是采取“征稿”的方式讓孩子主動觀察和感受災民的苦難，體會救災的必要，再借兒童之筆觸将這種直觀的情愫傳遞給更多的小讀者。他們自己寫作的文章更能讓同齡人産生共鳴。這種編輯策略既配合了母報發起的救災運動，也培養了兒童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責任感。
為社會公益而奔走是《大公報》的一貫傳統，報道災情、募集善款、為政府出謀劃策被《大公報》視為己任。《兒童特刊》并沒有因為兒童的弱小而将其排除在社會救助的議題之外，而是以孩子能夠接受的方式激勵他們關注社會的種種不幸，盡其所能去幫助有困難的人。這也是《兒童特刊》對《大公報》“天下公器”理念的延續與踐行。
（三）循循善誘中建立人生價值觀和行為準則
《兒童特刊》珍視孩子的天性，堅持對來稿如實刊登，不做刻意的修改和潤色，但這并不意味着對小讀者的曲意附和。編輯會從小朋友叙述的日常生活中及時發現問題，精心安排話題，用可親的“大朋友”身份引導他們建立正确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1928年《兒童特刊》“新年專号”登載了兩個孩子關于過新年的感想。編輯有意将這兩篇稿子安排在一起發表以示對比。一個孩子寫道：“我最喜歡過年，父親母親，哥哥弟弟，全都吃着好東西，還有許多人來賀年，這時候，我有很多的錢，可以随便買東西吃。”另一個孩子則寫道：“現在快要過年了，我很不喜歡的，因為大家都穿着新衣服，戴着新帽子，我還是這一身衣服，怎好和人家在一起玩呢？在家溫書吧，地方又小，礙媽媽的事，還不勝我平常在學校念書好。”［10］文後的“編者注”表示：“小小這兩篇，活現出世上的不平等。”編輯分别勸說兩位小朋友：“兆仲妹妹，吃多了傷脾胃。”“紹興弟弟，你不要恥舊衣，孔子有個大徒弟，終生穿破袍子，敢與闊人立，你沒新衣，又怕怎的。”這樣溫和的口氣和平實的分析既不誇大激化階級矛盾，又給每個孩子以面對不同的人生境遇應持有的理智和信心。
1927年，《兒童特刊》第二期登載了《西開小朋友們的新團體——兒童自治會》一文，自治會的章程中寫道“欺負本會者全體争鬥”。面對這種集體性的暴力傾向，編輯用平和商議的口氣進行勸導，“若是大家去動武大家，當心砍傷了人，可不是玩兒的！要是你爸爸媽媽知道了，定要罵你們、打你們，那團體就團結不成了，本報的愚見：還是把這條改成‘欺負本會者，全體的爸爸、媽媽和他的媽媽、爸爸，大家評判’不知貴團體的意見如何？我們大膽、多嘴，貴團體以為如何？請回答！”［11］編輯既保持了态度上的溫和謙遜，又明确表示了反對暴力行為的嚴肅和堅決，對孩子來說不失為一種适宜的疏導方式。
在政局瞬息萬變的背景下，《大公報》不斷調整編輯方針以适應讀者需要，副刊也随之幾經變化。但是即便在艱難的出版環境中，《兒童特刊》也被一直保留下來。《大公報》在1930年5月31日的《本報副刊部啟事》中宣稱：“除原有之婦女、兒童兩種已決定自六月一日起，改為每日出版，以應家庭讀者需要外，其餘科學、藝術、電影等刊，均暫行停刊。”［12］1931年1月1日《本報啟事》中又說明：“本報自今年起，将努力縮小廣告範圍，擴張新聞記載，除文學副刊、醫學周刊、經濟周刊照舊外，兒童版每周刊行五次，其他周刊停止。”［13］這說明該刊有着廣泛的讀者支持，也說明《大公報》作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報在培養兒童方面的堅定的社會使命感。
時至今日，兒童讀者的需求得到了新聞出版業的極大重視，兒童報刊不僅在數量上迅速增長，品種也逐漸豐富。然而，随着兒童受衆帶來的利潤逐漸豐厚，一些出版者越來越重視兒童作為消費者的身份，而忽視了他們的社會公民和受教育者的雙重身份。《大公報·兒童特刊》的編輯思想無論對現代兒童報刊的發展還是教育理念的革新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它一方面代表了當時兒童報刊的發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現代特色的兒童教育觀點，在兒童報刊發展史和兒童教育史上具有雙重意義。
注釋：
［1］查富準.對于洋車夫的感想.大公報，1931-03-07.
［2］王汶滿.這幾天的哈爾濱.大公報，1931-10-08.
［3］提倡國貨.大公報，1931-09-25.
［4］沈秀英.過雙十節的感想.大公報，1931-10-16.
［5］仲賢.抵制劣貨必先振興實業.大公報，1931-11-07.
［6］孫冠儒.可怕的四号晚上.大公報，1928-06-10.
［7］周作人.關于兒童的書.晨報副镌，1923-08-01.
［8］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9］佚名.請小朋友們參加救災運動.大公報，1931-08-26.
［10］鄭兆腫，宋紹興.過新年.大公報，1928-01-01.
［11］佚名.西開小朋友們的新團體.大公報，1927-11-10.
［12］本報副刊部啟事.大公報.1930-05-31.
［13］本報啟事.大公報.1931-01-01.
［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媒體市場細分與性别策略”成果之一（課題編号NKZXB1465）。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