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畢耕柳楊譚聖潔
［摘要］《中國農村》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輯出版的機關刊物。在長期的出版實踐過程中，該刊經過不斷地探索與改革，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編輯理念，即以政治思想來指導辦刊實踐，以田野調查來彰顯刊物特色，以學術争鳴來探讨農村問題，以激進策略來開展思想批判，以通俗實用來吸引廣大讀者，從而在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關鍵詞］《中國農村》出版曆程編輯理念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何謂編輯理念？簡而言之，就是指編輯出版的指導思想和思維活動。“理念”一詞來自希臘語，英語形式是“idea”，通常指思想。盡管“理念”現已被廣泛使用，甚至濫用，其含義擴展到概念、意念、觀念、學說、理論和意識形态等，但作為“思想”的基本含義仍然未變。故在研究和論述編輯理念時，必須從思想的角度出發，分析編者的心理過程、思維方式與理想追求，絕不能以分析過程、效果來取而代之，否則就不能做到名實相符。從分析方法來看，既可以通過出版計劃、發刊詞、編者按和編後語等來進行歸納，也可以通過編者的日記、回憶錄、談話記錄等來加以考察，甚至還可以采用古人“以詩逆志”的方法，從出版物反過來加以推斷。尤為重要的是，必須注意選擇屬于觀念性的詞語來加以表達，而決不能用反映事實、過程與效果之類的詞語來代替。
《中國農村》作為民國時期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學研究期刊，主要刊發農村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調查報告與研究文章，對解決“三農”問題建言獻策，為農村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尤其是通過對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道路等問題的論戰，對資産階級學者的各種庸俗經濟學、社會學理論的批判，在學術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農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其編輯理念的成功體現，值得認真研究和探讨。
一、《中國農村》的出版曆程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失敗後，國共兩黨徹底分裂，中共開始轉入土地革命戰争，領導廣大人民群衆起來推翻地主階級、資産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統治。與此同時，為了救濟經濟凋敝、社會動蕩的廣大農村，以梁漱溟、晏陽初和盧作孚等為代表的大批知識分子，積極投身農村社會的改造工作，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以下簡稱“農研會”）及其機關刊物《中國農村》，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應運而生了。
農研會的發起者和《中國農村》的創辦人，就是中共黨員、著名經濟學家陳翰笙。他早年留學歐美，獲博士學位，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經李大钊介紹，參加共産國際工作。李大钊犧牲後，陳翰笙被派往蘇聯，擔任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研究員。回國後，他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副所長，但不久後辭職。他邀集原來的同事錢俊瑞、王寅生、孫冶方、薛暮橋、張錫昌等，以及學者吳覺農、孫曉村和馮和法等人，于1933年年底在上海發起組織農研會。次年，農研會獲準成立，陳翰笙任理事長。農研會從成立到1951年解散，鼎盛時期有會員千餘人，工作重心以農村調查為主，因而被稱為“中國農村派”。
為了建設理論陣地與宣傳平台，農研會于1934年10月在上海創辦機關刊物《中國農村》，由蔡元培題寫刊名，先後由黎明書局和新知書店發行。主要欄目設有《專論》《都市和農村》《農村調查》《農村通訊》《世界的農村》《農村文藝》《通訊讨論》《讀者論壇》《書報評論》《編後記》等。既有專家學者的專題調研報告，也有國内外農村資訊，還有農村經濟常識介紹，以及讀者園地和文藝漫畫等。欄目設置非常豐富，并在不斷改革中逐步完善。
由于《中國農村》創辦于内憂外患、外敵入侵的動亂年代，從編輯、出版到銷售都曆經艱難，其中多次停刊和複刊。該刊的發展曆程主要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上海時期，共出版月刊第一至三卷。第二階段為華中時期，先後移至南昌、長沙和漢口進行“遊擊式的編輯”，并自第四卷起改為“戰時特刊”半月刊。第三階段為桂林時期，第五卷移此出版，并自第六卷起恢複為月刊。1943年6月，被當時的國民政府圖書審查委員會桂林分會禁止出版而休刊。《中國農村》前後曆時九年，共出版八卷近百期，先後由孫曉村、馮和法、薛暮橋、千家駒和張錫昌等負責編輯工作。由于讀者對象主要是農研會會員、鄉村工作者與學校師生等，創刊兩年後銷量才達到五六千份。盡管發行量一直不大，但讀者量卻遠遠大于銷售量，并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
二、《中國農村》的編輯理念
《中國農村》在長期的出版實踐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編輯理念，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以政治思想來指導辦刊實踐，二是以田野調查來彰顯刊物特色，三是以學術争鳴來探讨農村問題，四是以激進策略來開展思想批判，五是以通俗實用來吸引廣大讀者，從而形成了鮮明的學術特色，并被載入中國出版的光輝史冊。
1.以政治思想來指導辦刊實踐
《中國農村》在創刊号上的《發刊詞》中，開宗明義地對辦刊宗旨作出明确說明：“本會為謀全民族獨立全世界和平，而從事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但我們人數太少，能力太薄，假如不和全國研究界的同情者有交換知識，相互讨論和批評的機會，斷不能得到強有力的正确的進步。本會月刊的創立，就是要希望具體地造成這樣的一個機會。［1］由此可以看出，《中國農村》的辦刊宗旨就是通過對農村問題的研究，加強學術交流，促進社會進步，并在此基礎上謀求全民族獨立與全世界和平，從而實現知識分子“學術救國”的偉大理想。後來的實踐證明，無論是從事農村經濟研究，還是批判鄉村改良主義，以及為抗日救亡建言獻策等，《中國農村》始終充滿着強烈的民族責任感與使命感，體現出深厚的民本情懷，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覺，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
2.以田野調查來彰顯刊物特色
20世紀30年代，在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封建專制的雙重壓迫下，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産和社會動蕩将農民推入水深火熱之中。為了認識農村現狀、了解農民疾苦和探索救濟方略，中國農村派的進步學者和青年深入廣大農村地區，大量開展田野調查工作，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調查材料和數據，歸納總結出新的觀點和認識，然後撰寫成調查報告、工作通訊和研究論文在《中國農村》上發表，從而使該刊成為當時頗具特色、很有影響的農村研究刊物。正如何萬成所言：“直到現在，能夠用科學方法來分析各種農村問題的定期刊物，似乎還隻有一個《中國農村》。”［2］
除此之外，該刊還發表了有關研究農村調查方法與體會方面的文章，如張錫昌的《怎樣做農村調查》、王一青的《如何準備戰事農村調查》和華青的《我是怎樣做農村調查工作的》等，用以指導農村調查工作。張錫昌在論述調查方法時指出：“首先要研究帝國主義怎樣侵略中國農村”，“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他生産資料的分配”，“第三要研究各類農民的經濟地位”，“最後更要研究各種複興政策的意義和效果”，“并替農村勞動大衆指示一條正确的出路”。［3］這種立足于解決農村實際問題的求益、求實的調查方法，對開展農村調查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3.以學術争鳴來探讨農村問題
《中國農村》與中國農村派對于農村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探索，除了廣泛開展農村調查之外，還通過與其他學派的學術争鳴和思想論戰，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思想理論體系。其中，與中國經濟派的論戰最為持久，并最受關注。雙方争論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農村經濟研究的對象與方法問題，二是農村社會性質問題，三是農業改造道路問題，而農村社會性質則是“論戰的核心”。中國經濟派以《中國經濟》雜志為中心，代表人物有王宜昌、張志澄、王景波和韓德章等，其政治觀念屬于右傾托派性質。中國農村派以《中國農村》為陣地，主要人物有薛暮橋、錢俊瑞和孫冶方等，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左翼陣營。
中國經濟派首先發難，批評中國農村派對生産關系的研究，認為農村經濟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生産力，主張實現從生産關系向生産力的“方向轉換”。中國經濟派的觀點，立即遭到中國農村派的駁斥。錢俊瑞指出：“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者的研究對象，是中國農村的生産關系，或是在農業生産、交換和分配過程之中人與人間的社會關系，而不是别的。”［4］并批評中國經濟派混淆了農業經濟學和農業科學的概念範疇，把社會問題轉化為技術問題，從而掩蓋了地主剝削農民的階級實質。薛暮橋認為，中國經濟派把生産力視為“人對自然的技術”的觀點，從根本上抹煞了生産力的社會性，并強調自然因素與技術因素必須通過一定的社會關系，才能發揮出征服自然的力量，從而得出結論：“決定社會性質或是階級關系的直接因素不是生産技術而是生産關系。”［5］
對于中國農村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還是半封建社會的問題，中國經濟派認為，農村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農村經濟已是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占有優勢地位，而且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絕對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此，中國農村派指出，雖然資本主義在農村有一定發展，但封建的生産方式和剝削方式仍然占據優勢地位，絕大部分土地仍然控制在少數地主、富農手裡，廣大農民不得不受地主、富農的剝削，而且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緊密結合，殘酷地統治着農村。因此，陶直夫認為：“中國的農村社會還是具有半封建的性質；在那裡封建和半封建的生産方式（因此是剝削方式）乃由帝國主義維持着，半封建的勢力與國内資本乃在外資的支配之下，結合地存在着。”［6］中國農村派認為農村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一結論是比較正确和符合實際的。
中國農村派與中國經濟派的争論，歸根到底是農業改造道路的分歧，即要不要廢除封建的半封建的生産關系問題。中國經濟派不僅否認農村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而且否認農村存在着嚴重的土地問題，從而取消反封建的革命鬥争。錢俊瑞指出：“土地問題是中國農村問題的核心。”［4］并認為土地問題主要是土地分配問題，主張實行土地革命。陶直夫強調：“中國農業改造或農民運動的任務主要地是在鏟除封建的秩序；同時因為這種封建殘餘是被帝國主義所維持，所以反對封建主義跟反對帝國主義變成勞苦大衆争取解放的不可分離的任務。”［6］中國農村派主張土地改革與反帝反封建的觀點，與中國共産黨關于土地革命的思想高度一緻。胡繩認為，中國農村派“論證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對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7］
4.以激進策略來開展思想批判
中國農村派在開展學術争鳴與思想論戰的同時，還對資産階級學者與鄉村改良主義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和批判，并産生了一定的社會反響。《中國農村》創刊伊始，就在第一、二期發表錢俊瑞的長文《評蔔凱教授所著〈中國農場經濟〉》，這是繼陳翰笙發表《中國農村研究之發轫》之後，對以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蔔凱為代表的資産階級農村經濟理論的又一篇批判力作。蔔凱通過兩次全國範圍内的調查後，認為農村衰敗的原因主要是人地矛盾與耕作技術落後，從而否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錢俊瑞指出，蔔凱的研究并沒有把握住農村社會的本質，其調查對中國這樣的病人是“按錯了脈”，其結論“非但是頗見薄弱，而且是異常有害的”［8］。中國農村派對蔔凱的批判，有利于肅清資産階級農村經濟思想的影響。
對于梁漱溟、晏陽初等人倡導的鄉村建設運動及其改良主義思想，中國農村派從左翼的激進的立場出發，同樣予以強烈的反對與批判。孫冶方總結鄉村改良工作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從教育農民着手；二是改良農業技術，提高農家收入；三是組織鄉村自治。然而，對于改良主義的性質，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分析和批判。孫冶方指出：“一切鄉村改良主義運動，不論它們底實際工作是從那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個共有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認現存的社會政治機構為先決條件；對于阻礙中國農村，以至阻礙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殘餘勢力之統治，是秋毫無犯的。”［9］
千家駒在評論梁漱溟主持的鄒平鄉村建設運動時，将其批評為“中國的歧路”。梁漱溟認為，中國鄉村由于喪失了“法制禮俗”的“治道”而“至于無救”，必須通過“鄉學”與“村學”的“新治道”來加以拯救。千家駒指出：“‘新治道’表面上看來雖然好似盡善盡美，仿佛可以令‘學衆’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愛之王國’，但說穿了卻也不過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戲。”［10］晏陽初認為，農民普遍存在“愚窮弱私”的四大病害，主張通過教育來“造就新民”。千家駒認為，這隻看到了社會現象的表面病态，而沒有進一步追究根源，“根本不了解埋在這‘愚窮弱私’底裡的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與封建殘餘的剝削，才是‘愚窮弱私’的原因。”［11］中國農村派的批判，從反帝反封建的角度擊中了改良主義的軟肋，可謂一語中的。
20世紀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敬告我同業諸君》，提出“變駭為習”的主張，主張通過“極端之義論”來吸引大衆和引導輿論。《中國農村》同樣采取“極端化”的策略，選擇梁漱溟、晏陽初和蔔凱等名人進行批判，其中有不少激進、偏激的觀點，以及人身攻擊與諷刺挖苦的言論。李紫翔曾尖刻地諷刺鄉村建設者們躲藏在溫情的改良主義的幌子下，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做“續命的忠臣”和“效忠盡力”。這種人身攻擊的言論，顯然是不可取的。
5.以通俗實用來吸引廣大讀者
從辦刊宗旨來看，《中國農村》最初的定位是學術交流期刊。為了吸引讀者、增加銷售和擴大影響，該刊對辦刊思路不斷地進行調整，形成了通俗實用的風格。鑒于許多讀者的來信要求，該刊自第二卷開始改版，力求減少“道學”色彩，着力向“通俗化”與“現實化”轉變，以期成為“大衆的讀物”。《中國農村》在大衆化的改革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一是關注現實問題，二是加強工作指導，三是注重形式多樣，四是運用交流互動。
在市場化的社會中，學術刊物通常都面臨着學術性與通俗性兩者兼濟的難題，而《中國農村》在這方面的重要探索和成功經驗，就是高度重視内容的現實性與實用性，密切關注農村的現實問題，力求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切忌空洞枯燥的理論說教。例如在創刊初期，為了支持中國共産黨開展的土地革命，論證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批駁托派否定土地問題的觀點，《中國農村》選取土地制度、土地分配、地租形态等問題，通過實踐案例和調查真相來進行闡述，既客觀具體，又真實生動，具有極強的說服力。
在開展學術研究的同時，注重解決實際問題，指導實際工作，也是《中國農村》的預定目标與積極追求。在抗戰期間，該刊改為“戰時特刊”半月刊，積極開展抗日宣傳與救亡工作，并利用研究農村問題的有利條件，就建立農村抗日救亡戰線、戰時鄉村工作、武裝自衛、農村教育與婦女訓練等問題開展研究和出謀劃策。該刊尤其注重對青年的教育和指導，強調要把青年當作“最重要的對象”，幫助他們提高文化素質和改進鄉村工作。
在編排形式與風格方面，《中國農村》非常注重欄目、版式、裝幀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力求做到生動活潑，突出農村特色。自第二卷改版之後，增辟了《農村文藝》和《農村漫畫》等欄目，刊登反映農村社會生活的詩歌、民謠、故事、漫畫和木刻等作品，既短小精悍，又生動活潑，為刊物增色不少。
此外，《中國農村》還非常注重與讀者的雙向溝通與交流互動，開辟讀者專欄，刊登讀者來信，解答各種問題，并向讀者普及經濟學常識。同時，發表多篇《怎樣寫農村通訊》之類的文章，對讀者進行寫作指導，因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好評。
《中國農村》作為特定曆史時期的産物，既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息息相關，又與農業、農村與農民的“三農”問題緊密相連，也是中國農村經濟思想發展的曆史見證。在實現中國夢、建設新農村的今天，《中國農村》的思想體系與編輯理念，仍然具有以史為鑒、資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可以為現代媒體的改革創新提供有益的借鑒。
注釋：
［1］發刊詞.中國農村，1934，1（1）.
［2］何萬成.介紹革新後的《中國農村》月刊.世界知識，1936，4（3）.
［3］張錫昌.怎樣做農村調查.中國農村，1936，2（4）.
［4］錢俊瑞.現階段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任務.中國農村，1935，1（6）.
［5］薛暮橋.答複王宜昌先生.中國農村，1935，1（6）.
［6］陶直夫.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中國農村，1935，1（11）.
［7］胡繩.中國共産黨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119.
［8］錢俊瑞.評蔔凱教授所著《中國農場經濟》.中國農村，1934，1（2）.
［9］孫冶方.為什麼要批評鄉村改良主義工作.中國農村，1936，2（5）.
［10］千家駒.中國的歧路.中國農村，1935，1（7）.
［11］千家駒.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裡.中國農村，1936，2（1）.
［本文系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2BXW016）和2012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2012RW0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