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劉杲
林穗芳因病逝世已經4年。他生病的時候曾幾次給我打電話，要跟我見面談談。我說不急，等你身體好些再談，現在你安心養病。沒有想到，他竟一病不起。我們談話的約定落空，留下了永久的遺憾。我後悔當時沒有抓緊去看他。
我和林穗芳沒有直接共事。我們的接觸緣于編輯學研究，他對編輯學研究的執着和貢獻給我印象很深。大家公認，他是我國編輯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帶頭人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帶有為編輯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奠定基礎的重大意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編輯理論研究迅速興起。一大批長期從事編輯工作、有着豐富實踐經驗的老編輯，投身編輯理論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推動了編輯理論研究的開創和發展。林穗芳是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當時，圍繞一系列重大問題，學術探讨，各抒己見，思想活躍，争論激烈。林穗芳陸續寫了不少論文，通過大量的充分的考證和嚴謹的科學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回答了若幹重大問題，在編輯學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關于編輯學的性質，開宗明義，需要回答。
1986年，林穗芳提出：“編輯學是出版學的一個分支，是一綜合性、邊緣性和應用性學科，主要從屬于社會科學。”“編輯學的綜合性是由兩種因素決定的：一是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各種不同學科的書籍的編輯工作，二是編輯工作本身包含各種成分——科學（專業）編輯、文字編輯、技術編輯、地圖編輯、美術編輯等。所謂邊緣性，一方面指編輯學運用各種學科的方法從不同角度研究同一對象——編輯，另一方面指編輯學的研究對象同各種學科的研究對象有交叉。”“編輯學是直接為圖書生産和培訓編輯人員服務的，所以屬于應用科學。”“編輯學雖然也使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研究方法，但主要還是使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1］林穗芳直接講的是圖書編輯學，共性寓于個性之中。他對圖書編輯學的分析，包括對“綜合性、邊緣性和應用性學科”的分析，揭示了普通編輯學具備的共性元素。
1998年，林穗芳作出進一步解釋：“編輯學就整體說來不從屬于出版學，但圖書編輯學是從屬于出版學的。”“如果把編輯學歸入文化構建和傳播研究領域，或簡單地說，歸入文化傳播學，則可把編輯的基本社會職能——參與精神産品的準備和傳播一一顯示出來，同時可表明編輯學理論的應用範圍，也有别于大衆傳播學。文化傳播有縱向（時間）的和橫向（空間）的，包括文化的創造、積累、繼承、發展和普及，編輯在其中都起重大作用。”［2］林穗芳明确認定編輯學屬于文化傳播學。
2001年，林穗芳更加充分地解釋了他的意見：“編輯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學科體系中處于什麼地位，學界有不同意見。解決這個問題有助于揭示各種編輯活動的共性，認識編輯學與鄰近學科的關系。把編輯學歸入文化學太籠統，也不宜歸入大衆傳播學。《編輯學理論綱要》認為：編輯學在總的學科體系中屬于人文社會科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它和文化傳播學有直接的隸屬關系，是文化傳播學的下屬分支學科。我覺得這樣定位符合編輯學的性質。有學者提出是否存在‘文化傳播學’這樣一個學科可以把編輯學歸入其屬下的問題。這個顧慮是不必要的。樹木沒有主幹，就沒有分支。學科的發展則不一樣，主幹學科和分支學科的關系是不分先後的。學科的發展史表明，分支學科比主幹學科先出現、後出現或兩者同時創生都是可能的。例如作為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的語法學，它的出現就先于主幹學科語言學。”［3］
林穗芳闡述了編輯學從屬于文化傳播學的道理，給了阙道隆有力的支持。
關于編輯概念。這既是曆史的起點，又是邏輯的起點。涉及古今中外，不同意見最多。
1986年，林穗芳在研究國内外關于“編輯”概念的多種解釋之後，提出：“現參照各家的說法，試提一個很不成熟的‘編輯’釋義方案，供讨論”。這個方案是：“收集和研究有關出版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方針制定并組織著譯力量實現選題計劃，審讀、評價、選擇、加工、整理稿件或其他材料，增添必要的輔文，同著譯者和其他有關人員一起通力協作，從内容、形式和技術各方面使其适于出版，并在出版前後向讀者宣傳介紹。”［1］說實在的，這個論述涉及的内容相當完整，隻是還需要更加概括。
1994年，林穗芳給出了新的概括。“筆者在提交1993年第六屆國際出版學研讨會的文章《明确基本概念是出版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第四部分《編輯學和編輯概念》中對涉及圖書、報刊、廣播、電視等傳播媒介的‘編輯’一詞的涵義曾試作如下界定：‘對主要是别人的作品和材料進行選擇和加工以供複制向公衆傳播’。”“釋義突出編輯‘選擇’和‘加工’這兩個特征，其中‘選擇’是第一位的，選題、組稿、審稿等工作環節是為稿件（作品和材料）的選擇作準備，‘加工’是使被選用的稿件符合複制傳播的要求而必須做的工作。……‘以供複制向公衆傳播’說明圖書、報刊、廣播、電視等新聞出版媒介的編輯目的。”［4］應該說，這個新的概括相當到位。同年，林穗芳還有更新的概括：“現代各種傳播機構的編輯工作的基本内容為：依照一定的方針開發選題，選擇和加工稿件以供複制向公衆傳播。”［5］這個表述更加精練。
林穗芳對古今編輯概念的演變及其異同進行了深入探讨，對所謂的兩種“編輯”進行了大量的考査，對之作出了明确的界定。1995年，林穗芳提出：“兩種‘編輯’的基本區别在于：第一種編輯是著作方式的一種，編輯主體是作者，對所編成的作品享有著作權；第二種編輯是出版工作的一部分或一種專業工作，編輯主體是編輯工作者，對所編輯的稿件（作者交來的作品）無著作權，在信息傳播過程中處于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中介地位。兩種‘編輯’的區别主要在于性質不同，而不在于時代不同。”［6］林穗芳把編輯活動和著述活動加以區别，對這個長期争論很大的問題，給予了科學的回答。
關于編輯規律。探讨編輯規律是編輯學的主要任務。
1987年，林穗芳提出：“社會主義圖書編輯工作的基本規律試表述如下以供讨論：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以準确而全面的評價為基礎，組織、選擇、加工稿件以供出版。”“稿件的組織、選擇、加工三者的關系是：以選擇為中心，組織為選擇作準備，加工是在選擇的基礎上提高。”［7］這個概括明顯帶有早期的痕迹，而且限于圖書編輯。
2002年，林穗芳對編輯基本規律進行了再探索。他說：“編輯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編輯規律。”“編輯規律有基本規律、普遍規律、特殊規律之分。”“十幾年來陸續讀了許多有關編輯規律和原理的文章，感到對提高認識很有幫助。本文依照自己目前的膚淺理解把編輯的基本規律試表述如下以供讨論指正：在為作品的内容向公衆傳播作準備的過程中作者和讀者/用戶之間的供需關系的矛盾在全面而準确評價的基礎上依照質量第一和社會效益第一的原則加以調節和解決。”他解釋：“作品泛指圖書、報刊文章、新聞報道、樂曲、電影、廣播電視節目等各種形式的作品。”還說：“研究編輯規律先從圖書編輯入手，再擴大到包括圖書、期刊、報紙在内的出版物編輯，然後進一步擴大到各種傳媒的編輯，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和人的認識規律的。”［8］林穗芳的這些分析很重要，因為直接涉及普通編輯學的建設。編輯學研究的最終目标就是完成普通編輯學。
關于編輯學的國際用語。
林穗芳憑借他通曉多國語言的深厚功底，經過比較研究，确認了與編輯學一詞對應的英文詞和法文詞，解決了編輯學的國際用語問題。中國編輯學會正式接受了林穗芳的這個建議。與此同時，通過這個研究，林穗芳還澄清了一個曆史事實：在世界上，首先提出編輯學的是中國。這個判斷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迄今為止，還沒有看到與此相反的意見。
我側重說明林穗芳在編輯學研究上的貢獻。事實上，林穗芳還對出版學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編輯工作和出版工作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對語言文字規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所有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彙集成為一方璀璨的文化寶盒。這是林穗芳留給人民的寶貴文化遺産。面對林穗芳的心血結晶，我們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林穗芳自稱為“外語編輯”，顯然是過謙。林穗芳是一位在出版界、翻譯界享有很高聲望的資深編輯家、出版家。他經手編輯的重要書籍包括翻譯書籍，可以列出一張長長的書單。他又是一位有傑出貢獻的編輯學家、出版學家，是學科帶頭人。在他身上，編輯學、出版學的理論和編輯工作、出版工作的實踐，實現了相互推動、相得益彰的緊密結合。一方面，收集、考證古今中外的大量實例，為理論研究提供堅實的客觀基礎；另一方面，結合實際進行嚴謹的、細緻的分析研究，完成了科學的理論概括。因此，林穗芳的研究成果，不僅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而且具有很強的啟發性。
林穗芳生前拟定了自選集的目錄初稿，還撰寫了編選說明。全書約70萬字，煌煌大著。然而可惜，生前未及出版。經編輯學界王華良、劉光裕、邵益文及葉新等努力，蒙林穗芳的哲嗣林梅村認可，并得到商務印書館于殿利支持，此書得以安排出版。
《林穗芳自選集》的問世，有特殊意義。一則，保存這一段曆史，保存這一批學術研究成果；二則，實現林穗芳的遺願，表達同仁對他的深切懷念。我相信，林穗芳思想理論的進一步傳播，必将對編輯學、出版學研究的深化和編輯出版工作質量的優化，提供新的推動。
2013年7月22日于北京時年八十有二
注釋：
［1］林穗芳.關于圖書編輯學的性質和研究對象.出版與發行，1987（2）：4-9.
［2］林穗芳.撰寫和完善《編輯學理論綱要》需要探讨的一些問題.出版科學，1999（1）：17-19.
［3］林穗芳.對我國編輯學理論研究深化的重大貢獻——喜讀阙道隆《編輯學理論綱要》.出版科學，2001（4）：24-27.
［4］林穗芳.“編輯”和“著作”概念及有關問題.編輯學刊，1994（1）：36-42.
［5］林穗芳.試論獨立的編輯職業的形成.編輯學刊，1994（6）：11-15.
［6］林穗芳.做好編輯學理論研究的奠基工作.編輯學刊，1995（6）：13-16.
［7］林穗芳.圖書編輯工作的本質、規律及其他.出版發行研究，1988（1）：8-12.
［8］林穗芳.編輯基本規律新探.出版科學，2002（2）：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