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吳慧鋆
［摘要］出版業的誕生和發展，與近代的沙龍密不可分。幾個世紀過去，沙龍在今天的發展已經式微。文章從沙龍精神對大學出版的價值導向、特色沙龍對大學出版事業的發展戰略、沙龍組織模式對大學出版的運作流程三個方面進行探讨，受到相應啟發，以期對現代大學出版有所助益。
［關鍵詞］大學出版沙龍精神意義發微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大學出版（包括大學出版社的圖書出版和專業學術期刊的出版）是以大學的孕育發展為依托的，長期以來，已确立并形成了它所特有的學術文化傳統，即以學術出版為根本，服務教學科研為目的，通過傳播學術知識啟迪思想、影響社會，這是其特立于其他類型出版的一個重要特征。”［1］出版業的誕生和發展，與近代的沙龍密不可分。出版業于1835年在法國作為一個行業真正出現，出版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刊物就是在沙龍中孕育誕生的，這标志着出版業的正式起航。幾個世紀過去，傳統模式的沙龍已經式微，現在的選題論證會模式、論壇形式在某種程度上傳承了沙龍的組織模式，傳統沙龍對出版業的影響依然存在，尤其是沙龍精神對大學出版的價值導向、特色沙龍對大學出版事業的發展戰略、沙龍組織模式對大學出版的運作流程依然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沙龍對出版業的孕育作用
17世紀初，由德·朗布依耶夫人創辦的“藍色沙龍”标志着近代真正意義上的沙龍正式成立。沙龍是流行于十七八世紀的一種社交形式，其參與者為社會上流或精英人士，以一個女主人為主導，以談話為主要形式，話題範圍包括文學、藝術、社會思潮、社會現象等，以法國沙龍最為典型。沙龍是推動近代文化發展的一種發酵劑，而作為近代文化發展的重要媒體——出版業，它的孕育和最初的發展就是在沙龍中完成的。
（一）提供場所和媒介
沙龍首先為作家和編輯提供交流的媒介。“沙龍提供了類似小型私人學院的場所，文學家們在那裡閱讀新作品、傾聽有價值的評論、獲得編輯幫助、制定出版計劃或者僅僅是寫作。”［2］可以說，沙龍為出版事業提供了母體和素材。特别是啟蒙運動時期，沙龍彙集了大量的啟蒙思想家，對啟蒙運動的發展和啟蒙思想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編輯在沙龍中也有固定席位，通過沙龍這個媒介，閃耀着啟蒙思想光芒的書信體作品得以公開出版。
（二）推動作品首發
沙龍是一部作品能否問世的最初評判機構，一部作品的手稿從胚胎階段便在沙龍中被讨論，19世紀著名的批評家聖勃甫認為，“17世紀最重要的文學藝術批評就是沙龍的‘口頭批評’。”［3］事實上，沙龍的作用覆蓋了作品從孕育、誕生到出版、流行的全過程。作品完成後的首次問世也是在沙龍中。作品問世後成功和流行與否，沙龍評論起了主導作用，“在（沙龍）裡，年輕的作家可以找到已經成名的、有影響力的作家當聽衆，也同樣可以引起那些業餘寫作愛好者的共鳴，如果他們被他的作品所打動，就會去支持他。”［2］就這樣，那些經普遍流傳和有較好歡迎度的作品便被納入出版的行列。
（三）給予資金支持
沙龍女主人對其賞識的作家作品進行資助是沙龍一直保持的傳統，并切實解決了作品在出版過程中的一些困難。
比如，1748年，孟德斯鸠撰寫的《論法的精神》正式出版，起初并未引起社會的關注，唐森夫人出資将第一版幾乎全部買下，在她的社交圈中進行免費贈閱和宣傳，才使這部書得以流傳和推廣。《百科全書》是啟蒙運動偉大的成果之一，它的編寫和出版屢屢遭受政府和教會的禁止。沙龍女主人為“百科全書”派提供了有力的庇護與資助：萊絲比納絲小姐的沙龍為“百科全書”派的聚會提供固定場所，喬芙林夫人為《百科全書》的出版捐助了20萬利弗爾。這樣，這部閃耀着對封建社會與教會反擊，體現對社會全新認識的巨著才得以成功誕生。
二、沙龍精神對大學出版的價值導向的啟發
沙龍作為近代的一種文化現象，對思想文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沙龍到了18世紀逐漸由教育與教化的作用、文學性的讨論，轉化為哲學、科學、宗教的思考中心。”［2］沙龍在18世紀能夠走向繁榮，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和啟蒙運動的相互促進作用，一方面，沙龍給啟蒙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場所與媒介，對啟蒙運動的發生、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啟蒙運動極大豐富了沙龍的社交内容，豐富了沙龍的内涵與價值。它們互相輝映，對一個時代産生了重要的思想引領作用。
現代大學出版應繼承和發揚沙龍對社會的思想引領作用，并通過沙龍找準自己的立足點，堅持社會效益第一，在時代和市場的大環境中保持相對獨立的精神，堅守優質學術出版的地位，肩負起對社會、對文化應有的責任。
（一）堅持社會效益第一
面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大學出版應毫不猶豫地以社會效益為第一，堅持出版物的水準，堅守精神生産的質量。
目前，我國的大學出版存在令人警醒的現象。據《2014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簡報的統計數據，在2013年度納入統計的6435種中國科技期刊中，總被引頻次1197次/刊（≥1000次的期刊為2082種），影響因子0.489（≥1的期刊有631種），即年指标0.081（359種期刊為0）。這些數據說明，我們的學術期刊質量不容樂觀。同時，一些學術專著的水準也有所下降。如一些所謂的學術著作其實隻是整理彙編資料而缺乏真正創新的學術觀點，這對科學研究與學術創新都是一種損害，對學術規範和研究精神産生了不良影響。
究其原因，就是大學出版沒有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沒有堅持自己應有的價值導向。曾擔任劍橋大學出版社首席執行官的傑弗裡·蓋斯這樣闡述他們的理念：“我們的興趣不在于使利潤最大化。我們沒有經營者，沒有股權人，沒有分紅……我們最高的目标是出版學術著作和教育書籍，因為它們為人類的知識傳承做出了極有價值的貢獻。”［4］大學出版應該堅持相應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品位，創造、傳播和積累學術研究，凝練、傳承和引導社會精神文化，唯其如此，大學出版才能照亮人類文明前行的路程，實現大學出版的本質目的和文化理想。
（二）保持相對獨立的精神
沙龍在發展過程中，對封建勢力、對貴族階級始終保持了相對獨立的精神。在大學出版事業發展中，我們應該理解和傳承這種寶貴的品質。我們看到，在市場生存的壓力和經濟利益的誘惑面前，一些出版者的價值觀扭曲，獨立人格喪失，甚至成為經濟效益和金錢的附庸，在專著和論文的選擇中不願或不敢堅持嚴格優質的學術評價标準，直接導緻大學出版學術水平下降。
洪堡指出，對于追求純粹知識的大學而言，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所謂寂寞，就是大學應獨立于社會經濟生活，專注于探求純粹的學問，不以職業需求為目的；大學教師和學生應甘于寂寞，不為任何俗務所擾，完全沉潛于科學探索。［5］這其中也包括承擔大學出版工作的編輯。
（三）堅守優質學術出版的地位
學術著作出版一直是大學出版的重要職責，它為科研成果轉變為生産力提供了載體和傳播渠道，對社會文化的傳承發展有着重要的媒體作用。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學術著作的含金量，直接決定其在出版界的地位，是其文化品位與品牌創建的核心因素。
目前，大學出版存在一定的重教育類用書輕學術著作的現象。“各類考試輔導用書、外語教學類用書、中小學教學輔導用書占了很大比例，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是對大學資源的合理發掘和利用，但是許多業界人士和研究者卻普遍認為，以教育、培訓為主要内容的出版應該算作是教育出版，它與反映人類思想創造、科學發現、技術進展這樣專業性強的大學學術出版在起點和定位上還有區别。”［1］這種現象應該得到糾正。優質學術出版既是大學出版區别于其他出版的本質所在，也是其生存的重要意義所在。如果沒有這種堅持和堅守，大學出版會逐步失去讀者的關注，失去生存的土壤。同時，由于特定的專業限定了讀者群等，學術著作的出版常常需要出版社的經費補貼。因此，出版社應建立專項基金扶持學術著作出版，支持高水平的學術著作順利問世。
三、特色沙龍對大學出版事業的發展戰略的啟發
在沙龍中每個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但每個沙龍往往有一個中心人物，例如夏特雷夫人沙龍有伏爾泰，喬芙林夫人沙龍先後有豐特奈爾和達朗貝爾，内克夫人沙龍有布豐等。因為這些中心人物的不同，各沙龍形成了自己不同的風格和特色，這既是沙龍的生存之道，又是沙龍文化繁榮的原因。
而對大學出版來說，出版特色指出版社在長期的實踐積累中形成的以特色出版物為具體表現的個性鮮明的出版風格。毋庸置疑，出版特色是大學出版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因素。教育部曾在《高等學校出版社“十五”發展規劃要點》中指出：“40%左右的高校出版社要建成出版特色突出，具有較強經濟實力和市場競争力的中而特的出版社。絕大多數高校出版社要在學科特色上下功夫，努力建成專業特色強，學術水平高，在同類專業出版社中影響較大的小而專的出版社。”這一點對今日的大學出版依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充分利用大學資源
每一個大學出版社都以一所大學為依托，相比其他出版社，大學出版與高校各專業領域的學者有更直接的聯系，掌握教學科研等信息資源更為有利。具有學術創新和科學研究的前沿視野，是大學出版社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學的出版社，因為學科品牌而占有相對豐富的教育、學術出版資源。大學出版社要充分把握這一有利條件，認真分析、研究自身條件和市場環境，進而根據自身的規模、特點，确立發展戰略，制訂經營目标，辦出自己的特色。
（二）加強學術文化特色
各個大學出版社因曆史地理因素，學科發展、師資力量的特長各有不同，不能亦步亦趨，應該在吸收大社、強社成功經驗的同時，保持自己的特點，發揮自己的優勢。隻有清楚認識自身的核心競争力所在，做深做透自己的強項，才能以特色取勝。如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以北京語言大學為依托，雖然在規模上難以與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大學出版社相比，卻以出版對外漢語教材和學術著作的鮮明特色而立穩腳跟，在出版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根據學校的發展方略，找準了自己的長項，着力策劃、組織出版“船舶工業、海洋開發、海軍建設、核能利用”相關領域的教材、專著，赢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
（三）樹立創新、合作觀念，強化危機意識
大學出版社一般設在校園内，以前一直屬于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單位，近幾年陸續轉制。相比于其他類型的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員工的企業、市場概念和競争意識要相對淡薄一些。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出版社要使員工認識到，隻有将創新意識運用于實踐，出版社才能生存和發展；隻有時刻保持清醒的危機意識，才能在殘酷的市場競争中立于不敗之地。
所以，在内部制度上，大學出版社需要切實深化制度改革，進一步提高編輯素質。優化編輯審稿機制，強化審稿問責制，實行學術著作作者隊伍誠信一票否決制等。以此改變這種資源浪費和學術重複現象，體現大學出版社應有的擔當與勇氣，形成大學出版社的良性發展機制。
在發展視野上，大學出版社必須積極開展國際、國内合作，在合作中共同發展。比如，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就在合作發展方面提供了範例，“通過與國外高校、出版社、中文教師學會、中文培訓機構的合作，由輸出版權貿易到合作編寫、合作出版教材，實現了海外漢語教材市場拓展的質的飛躍；通過與中央電視台音像公司、文化部電子音像公司、中央電大音像出版社、國内外網絡教育公司等進行強強聯合，從根本上改變了北語社音像産品落後的被動局面”［6］。
四、沙龍組織模式對大學出版的運作流程的啟發
沙龍作為一種社交媒介，“無論是貴族的，還是市民的，親王、伯爵子弟和鐘表匠、小商人子弟相互交往”［7］。沙龍的通行證是思想與才華，機敏的談吐與思辨能力，沙龍的精神内核是包容性、平等性、開放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沙龍打破了社會等級和階級壟斷，所以才使得它實現了對宮廷文藝談話的突破，獲得鳳凰涅槃的機會，使更多人展現了才華和思想的火花，照亮了人類思想文化發展的道路。
在沙龍中，女主人是沙龍的主導者、組織者和協調者，由她啟發參與者的智慧，激發參與者的談話欲并協調不同意見。一個理想的沙龍“是由沙龍女主人經過慎重挑選，根據相容性和特殊性選擇不同的人組成，以便進行最愉快和諧的談話……沙龍女主人必須善于挖掘個人價值而不使一個人的光彩遮住另一個、維持禮貌合宜而不使談話的創造性消沉、不幹擾談話的自發性。”［2］現代大學出版可參照沙龍的這種組織模式和談話氛圍，進行選題研發與論證、遴選優秀作者，更好地發揮自身對學術出版的引導與組織功能。
（一）充分論證選題的有效方式
大學出版社在重大的學術選題論證會之前，可以在比較輕松的氛圍下，用沙龍方式預先召開小型研讨會。一個選題的價值意義和可操作性，不僅需要書面材料，更需要真刀實槍的思想交鋒。在現場論證思辨的過程中，對選題的意義等展開讨論，對選題進行更好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大學出版社的這種研讨會如能真正運用沙龍的自由精神，使參與者暢所欲言，往往能以更好的視角重新審視選題的價值。
（二）遴選優秀作者的良好手段
在作者遴選上，參與者在研讨會上自由交互發表意見的這種現場發言模式，有利于出版社甄别和發掘真正有學術功底、學術見解的作者，有利于出版社不受“名家”“大家”身份的束縛和限制，發現有實力、有見解、肯鑽研的新人，為學術發展不斷輸入新的血液，注入新的活力。
（三）提高出版水準的有益輔助
在相關著作和教材的編寫過程中，各參編者按照拟定的章節分工，往往各自為陣，不利于内容的深入和著作的整體性。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出版可采取和借鑒沙龍的形式，在編寫之前，舉辦編者沙龍，就各個章節的主題進行讨論、交流，在交互式的溝通、批評中進行思想的碰撞，往往會激發靈感，給著作以全新的視野和更好的廣度、深度。
五、結語
作為西方近代史上獨特的文化現象，沙龍對當時的文化、政治、社會思潮等方面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沙龍作為公共領域中的重要平台，不僅是社交聚會的場所，也是散播文學和傳播政治消息的地方……沙龍在文化界中發揮了創造性的影響，左右了文學界和公衆輿論，促使了新觀念和思想的誕生和傳播；它還直接推動了啟蒙運動的進程，并大大增強了它的影響力度……成就了18世紀的女權主義濫觞。”［8］可以說，沙龍對文學藝術和啟蒙思想的發展、推廣、傳播、出版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大學出版應繼承沙龍對社會思想的引領作用，以出版精品學術著作為己任，吸收沙龍的精神内核，消化沙龍的包容性、平等性、開放性，并根據自身特點辦出特色，承擔起應有的責任，為社會科學與文化的傳承、發展、繁榮作出貢獻。
注釋：
［1］李靜.現代大學出版的緣起與學術文化傳統的形成.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110-114.
［2］轉引自郭瑩瑩.近代西歐沙龍文化探析——以法國沙龍為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2007.
［3］羅芃，馮棠，孟華.法國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64.
［4］轉引自範軍.專業出版：中國大學出版社的重要職責.大學出版，2006（2）：16-20.
［5］轉引自陳洪捷.什麼是洪堡的大學思想.中國大學教學，2003（6）：24-26.
［6］戚德祥.特色出版：大學出版社發展之路.大學出版2005（2）：13-16.
［7］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38-39.
［8］張媛珺.18世紀法國沙龍的興衰.黑龍江史志，2009（6）：49-50.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後勤黨委、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