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太學石經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同時它們與書籍的發展演變也直接相關，石經發展與書籍裝幀、字體選用、排版格式等方面均具有相同的發展模式。
［關鍵詞］儒家太學石經書籍印刷術裝幀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儒家石經是指把儒家的經典範本刻鑿在石頭上，所起作用主要是宣揚儒家思想，同時也起着正定文字、規範書寫的作用。［1］在儒家石經中，立于太學的石經是石經的主要組成部分，儒家太學石經一共有七部：《熹平石經》《三體石經》《開成石經》《孟蜀石經》《嘉祐石經》《南宋石經》《乾隆石經》，其中《熹平石經》《三體石經》和《開成石經》刊刻時間很早并且是作為太學的統一教材，是正定儒家經典文字規範的标準和依據，在朝廷統治和教育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儒家太學的七部石經曆時一千六百餘年，最早的《熹平石經》［2］刊刻于東漢末年。當時的書籍載體主要是竹木簡牍。紙張雖已發明并且經過蔡倫的改進已經擴大了在書寫中的應用，但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以紙張裝訂成書最早是在隋唐時期。早于紙質書籍的儒家石經與竹木簡牍一樣，在隋唐以前的文化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七部石經的刊刻伴随着書籍的發展，與書籍的雕印、裝幀、保存等均有很多相近之處。
一、石經與書籍裝幀技術的發展
七部儒家太學石經的發展史與書籍裝幀技術的發展具有一緻性，表現在：《熹平石經》和《三體石經》在隋唐時期是太學時“書學”的教材，“書學”學生的學習時間為三年。從曆史記載上看，這兩部石經對後世的影響體現在拓印之後所形成的書籍形式方面。《開成石經》在形式上與卷軸裝書籍十分接近，其後的《孟蜀石經》完全按照《開成石經》的形式刊刻，在經文之後加上注解，與後來的經注合刻的書籍形式也是完全一緻的，這也是《孟蜀石經》對文化尤其是經學方面的重大貢獻。《嘉祐石經》在形式上體現了長卷的形式，也在單元分割上開啟了新的模式。《南宋石經》與宋代的刻帖極其相似，在書法的發展史上具有突出貢獻。清代的《乾隆石經》的底本本身就是書籍的形式，在蔣衡書寫完成之後由馬曰琯出資兩千锾白金裝訂為五十函三百冊。五十餘年後乾隆皇帝下旨刊刻也完全是一頁一頁的模式，與書籍的刊本和抄本極為接近，目前保存在北京市孔廟内的碑石基本完好，參觀者能夠清晰地看到碑石上面的書頁模式。
書籍裝幀技術在其發展過程中經曆的形式，都可以從儒家太學石經的發展上看出。《開成石經》之前的兩大石經，在捶拓技術上為後來的書籍發展做出了貢獻，成為書籍發展的源頭之一。《開成石經》及以後的儒家太學石經在書籍裝幀形式的發展中也與書籍裝幀直接相關，《開成石經》的拓本在裝訂後就是卷軸裝書籍。同時，《開成石經》是五代時期刊刻的監本之源頭，監本為雕版印刷，最後的書籍形式與《開成石經》應該直接相關。後世看到的最早監本為線裝書或者是現在的書籍形式，也與《開成石經》拓本直接相關。
儒家太學石經在書籍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是雕版印刷術的源頭之一，在書籍的發展過程中也為書籍裝幀提供了借鑒。在書籍的發展過程中，儒家太學石經與書籍的裝幀技術一起發展，共同促進了文化的發展，為中華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石經拓本與捶拓技術的發展
拓本也叫拓片，是摩拓金石、碑刻、印章等器物上面的文字、圖案而形成的一種書籍形式。摩拓技術主要有兩種：響拓（實為“向拓”）、捶拓。響拓是用透明紙張覆蓋在碑帖金石上面，用毛筆雙鈎字畫的輪廓，然後填墨的一種複制技術；捶拓是把紙張緊貼在金石或碑志的文字、圖案上面，用鬃刷捶打紙面，讓紙張凹陷進去，再用拓包沾墨撲打紙張表面，把文字圖案清晰呈現出來的一種技術。捶拓技術對書籍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石經拓片的産生至遲在南北朝時期，這是因為在《隋書·經籍志》中已經有關于石經書籍的記載，拓片要轉化為書籍還有一段時間。
《熹平石經》和《三體石經》作為教材，是以怎樣的書籍形式作為教材的呢？從《隋書·經籍志》中對圖書資料的記載可以看到：
《一字石經周易》六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8卷，亡。）……《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3］
這裡《一字石經》指《熹平石經》，《三字石經》指《三體石經》。印刷術開始于唐朝，成熟于宋代，唐朝太學生的卷軸裝書籍就是拓本書籍。而在《熹平石經》刊刻完成之後，一般讀書人是以觀摩的方式來讀經的。（《熹平石經》碑石竣工置放于太學以供天下人參觀，在《後漢書》中明确記載觀摩的人數之多——填塞巷陌。［4］）
《舊唐書·經籍志》以及《新唐書·藝文志》中也有相關記載，雖然書籍數量不完全相同，但都比較豐富。可見當時的石經材料比較豐富，也基本是以拓本的形式存在。拓本資料具有重要價值，宋代洪适在《隸釋》《隸續》中有使用，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編》中也有記載。
拓本書籍作為太學生的教科書出現在印刷術萌芽時期，在書籍從抄本系統過渡到印本系統過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印刷術形成之前捶拓技術已經成熟，從印章、封泥到儒家石經及其他碑碣金石等器物的摩拓範圍之廣，至今在文博系統還廣泛應用。儒家石經提供的太學生書籍正是捶拓技術的最佳典範，在捶拓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儒家太學石經與印刷所使用的字體、書體具有一緻性
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所使用的字體被區分為硬體字和軟體字。在軟體字方面，石經所使用的字體與印刷術字體相近。石經的楷書字體是大多數印刷字體的基礎，刊刻精良的印刷本子所使用的字體，也大多與石經的字體一樣，以曆代大書法家的楷書為模闆。
印刷術研究者張秀民認為，寫本的字體與書法關系很近，一旦是名人親自書寫，其刻本就可以說是書法作品或者是書法精美的印刷書籍。從張秀民著作中可知曆史上有不少書法家親自書寫書版，最後刻印成書。比如元代趙孟頫親自書寫的書版有《道德寶章》《曹漢泉集》等，為清人所推崇。［5］319這樣的事例當不止趙孟頫一人，書名不高者以及不以書法出名的學者親自寫版的應該還有很多。
在“明體字”（即現代印刷中使用的宋體字，在明代出現）出現之前全部是屬于軟體字雕版印刷書籍，“明體字”出現之後軟體字依然有強勁的生命力，就連張秀民也特别推崇以“書法”美的軟體字刊刻書籍。［5］161，320，321軟體字更加被人們看重，書寫者的價格也比寫“明體字”的價格要高：
與宋字并行者，有一種“軟字”，實際上是一種正楷的書寫體，比較美觀，寫刻工資也較貴，“寫軟字者每百字工價銀四分”。揚州詩局所刻《全唐詩》九百卷（康熙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即用軟字，美麗悅目。［5］634
在軟體字的使用上，印刷用字與石經字體一緻。這充分說明從字體的角度看，石經與印刷所使用的字體、書體是相同的。從書法的角度看，在追求統一、美觀和标準化方面，石經與印刷也是相同的。
在張秀民所論述的宋元明清各個朝代印刷體用字上，總體情況是以顔、柳、歐、趙四種字體為主。宋代雕版書籍所用字體多種多樣，宋四家在當時就有很大的影響。宋四家又都尊崇顔真卿的字體，故顔體字在當時較多，另有學柳公權、歐陽詢、蘇東坡、宋徽宗（瘦金體）等的字體。元朝流行的是趙孟頫的字體，趙孟頫及夫人、兒子均參與書寫工作，其餘的書寫匠也多有模仿的字體出現在書籍之中。元朝雕版書籍中也有模仿歐陽詢字體的，如《山海經》等。明朝時期出現了硬體字、軟體字中顔體、歐體和趙體字也不少。［5］159，319，508從以上考證中可知，名人書法尤其是顔體、柳體、歐體、趙體字的使用在印刷中是占據主要部分的。
因此，可以看出顔、柳、歐三種字體在宋代的雕版印刷書籍中所具有的影響力。這與儒家石經刊刻所用字體有相近之處，隻是石經所用字體風格更加接近歐陽詢的書法風格，顔真卿和柳公權的書法風格在石經中也有表現，但是其表現相對較少。
四、石經中的後記與版權頁
在七部儒家石經中可以尋找到類似于現代書籍的後記或者是版權頁的有四種：《熹平石經》《開成石經》《南宋石經》《乾隆石經》。從石經的刊刻來看，這些題記内容是屬于碑刻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即使是單獨為一塊碑石，也是與經文碑石構成為一個整體的。《熹平石經》的題記内容是緊接着正文刊刻的，這種形式與《開成石經》和《乾隆石經》的題名後記不同，後二者的相關部分都是單獨刊刻在一面碑石之上，可以看作是獨立的後記部分。
後記、題名的形式促成了後來雕版印刷中的刊語、牌子和闆權的發展與完善。刊語是記載刊刻者姓名、刊刻時間以及刊刻地點的比較簡短的用語。這是在雕版印刷中随着技術的成熟而出現的一種帶有标記性和原始廣告的形式。牌子是在刊語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一種帶有版權性質的标識，其語言簡短、形式特别，通常是刊刻在方框或者是有裝飾性的封閉不規則框架圖形之内的。作為一種特殊的形式，牌子既有醒目的效果，又與正文内容截然分開，還具有裝飾和美化的效果。“闆權”是雕版印刷時代的一種象征性的标識，雖然各個書坊常常刊刻“已申上司，不許覆闆”“不許翻刻”“不許重刻”“翻刻必究”“千裡必究”等字樣［5］200，52，也完全是空話，做做樣子而已。如今“闆權”變成了“版權”，出版社、出版日期、書号、價格等内容全部嚴格規範，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明顯的。石經所開創的後記、題名等内容在其發展過程中更加規範、更加理性，這對于書籍的發展也具有直接相關性。
《開成石經》的題名在全部石經的第227面上，一共涉及12人，其中書丹者4人，校勘2人，複勘2人，另外3人屬于高級管理人員，宰相鄭覃是最高指揮官，也就是挂名主管而已，所有的事應該是其餘11人具體承辦。這12人的具體情況雖然被學者懷疑，并且引用《舊唐書》《唐會要》等史料論證，但是《開成石經》的碑石依然基本完好，題名部分的殘缺也不至于影響對石經刊刻概況的了解。《開成石經》比《熹平石經》有發展，刊刻工作的具體分工和職務的高低均在題名中體現出來了，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較大的幫助。
《乾隆石經》的後記刊刻在最後的一塊碑石上，記載了非常詳細的内容，碑石的形制明顯小于經文正文碑石的大小，其區别意義特别明顯。《乾隆石經》刊刻的組織機構相當完整，在乾隆谕旨碑《刊石經谕旨碑》中有完整的記載。在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第76冊第93頁上，其注解為：“清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一日刻。碑在北京東城區國子監。拓片（說明）碑身高170厘米，寬100厘米；額高40厘米，寬35厘米。正書，額篆書。六列刻。”雖然在此拓片上很難獲取更多的詳細内容，但對于石經的刊刻工作基本清楚，甚至于檔案的保管、書庫資料來往的記錄都有詳細的分工，這對于研究極為便利，也是與書籍發展極為相關的内容。
《乾隆石經》刊刻的時間已經很晚了，書籍的各個發展因素基本達到了古代時期的最高水平，因此其後記、題名僅僅作為參考，幫助我們繼續研究石質圖書的發展而已，對于各種印刷書籍的影響在前面的石經刊刻中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表現。
五、結語
儒家太學石經的刊刻曆經一千六百多年，印刷術和書籍的發展、完善正是在這一段時間之内。石經不僅對印刷術的發明具有啟發作用，而且在印刷術的完善方面也立下了很大功勞。書籍的發展形式與石經的形制、文字排列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極其相似的特點。石經刊刻之後拓制成書的有《熹平石經》和《三體石經》，按照書籍的模式刊刻的石經有《乾隆石經》，這些石經與書籍直接相關。其他四部石經單單從碑石文字的排列來說，與卷軸裝書籍裝幀也極為相似。拓制成書之後，經過剪裱就可以成為标準的線裝書，這些都從形制方面說明儒家太學石經與印刷術和書籍的發展直接相關，它們之間的聯系是緊密的。從印刷用字體上看，石經與印刷術的相關性表現在所選擇的字體趨同方面。在印刷術的發展史中，使用軟體字是占據主導地位的，石經的刊刻也是以顔、柳、歐等著名書法家的字體書寫的，這方面的相關性也是儒家石經對印刷術的貢獻。因此，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儒家太學石經與印刷術和書籍的發展曆史是正相關關系，即通過直接的傳承和創新發展，共同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注釋：
［1］張同印.隸書津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0.
［2］《熹平石經》是最早的經籍碑，不僅具有正定經本文字的作用，而且是對隸書的又一次規範，對後世的文化傳播具有積極意義。
［3］魏征，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945-946.
［4］範晔，等.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336.
［5］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本文為貴州師範學院年度課題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2013BS025）。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貴州師範學院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