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探讨當前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發展現狀和存在問題；用調研英美權威工具書中中華文化相關詞的方法，了解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實态；采用合作編纂、出版中華文化工具書的思路，為中華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推進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工具書中華文化海外傳播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中華文化是中國五十六個民族的共同文化。當前，“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實施需要文化融合，中國崛起需要世界了解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走出去”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舉措。本文拟從工具書的調研、編纂、出版角度探索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特别是在歐美國家傳播）的思路。
一、當前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現狀與思考
1.國家戰略層面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到“宣傳闡釋中國特色”問題時，強調了中華文化要有“四個講清楚”（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曆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适應中國和時代發展的進步要求，有着深厚曆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其中談到“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1］。這裡明确提出了“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就是“中華民族文化”。“中華民族”在《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釋為：“我國各民族的總稱，包括五十六個民族，有悠久的曆史，燦爛的文化遺産和光榮的革命傳統。”［2］因此“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民族文化的總稱。習近平總書記的“四個講清楚”成為中國特色的“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落實貫徹的基本綱領。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化院院長許嘉璐認為：“我們不能用抽象、标語口号式的話語去宣傳推廣中華文化，而需要靠三個闆塊的共同努力。一是國家、政府、政黨間的交往，二是學術層面的交流溝通，三是民衆間的往來。”［3］這就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具體的操作思路。
2.學術層面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在全國社科基金項目中設有“學術外譯”專項課題，近些年資助了一大批優秀的國内學術研究成果譯介成各種外語并在海外出版，在學術界有良好反響。基于文化術語詞彙是文化單元的載體，是文化的使者、名片，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設立“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整理、傳播與數據庫建設”重大課題開展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承擔）。學術界也有少數學者研究了中華文化形象在海外傳播的方式和途徑等，隻是這些研究目前還是零星的，難成系統的。
相關部門和學術界的這些工作确實有正面的導向作用。但這些項目和研究屬于學術型的精英文化，銷售面和閱讀面偏窄。目前直接針對普通民衆并能為其接受的有效普通外譯項目還相對薄弱。
3.出版界
出版界在中華文化出版“走出去”方面的實務操作發展很快。根據時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邬書林的介紹，“十一五”期間我國在版權輸出、進入歐美主流市場的圖書數量、國際書展參展水平、出版物實物出口、數字出版産品出口、出版企業市場地位、印刷服務出口産值等方面都有質和量的突破，在出版“走出去”的方式創新、地域拓展、人員素質提升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4］。“十二五”期間更有質的飛躍（詳盡數據資料尚未公布）。
“中華文化走出去”在出版領域的主要操作是譯介，“譯”是翻譯，“介”是介紹、傳播。其中典型案例是漢學家葛浩文所譯的《狼圖騰》和莫言的諾貝爾獲獎作品。在這個譯介過程中，葛浩文建構了一種嶄新的“譯出”模式，以省譯、改譯等“譯中帶二次創作”為核心，以别于國内翻譯外語時堅持的傳統“譯入”模式，後者堅持轉換和對等的忠實原著标準。
出版界的“走出去”發展很快，但存在以下幾個問題：（1）文化産品的數量相對有限，能引起熱點和轟動效應的傳播現象（如功夫熊貓、花木蘭等）并不多，尚未達到能形成“中華風”現象級文化潮流的質變臨界點；（2）題材比較單一（如傳統文化占比較大，現代文化微乎其微等）；（3）傳播手段相對有限——目前主要是紙質結合數字出版輸出，兼靠孔子學院進行推廣，在最能潛移默化并有效影響民衆的互聯網媒體和影視媒體方面，方法還不多；（4）文化産品内容表達很多不符合歐美民衆接受心理——能用地道外語寫作出版著作的中國學者極少，在“對外講中”方面，能掌握林語堂寫作《吾國吾民》時采用的“講好中國故事”技巧的也很少（學界認為林語堂是“用坦率幽默的筆調、睿智通達的語言娓娓道出了中國人的道德、精神狀态與向往，以及中國的社會、文藝與生活情趣”［5］）。
二、從工具書角度切入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必要性
在我們看來，海外中華文化傳播受三股逆向力量的影響：一是經濟和政治的核心位置使海外特别是歐美民衆産生文化優越感，對中華文化等外來文化持一種文化歧視态度；二是由于複雜的世界博弈需要，歐美主流媒體常年宣傳“中國威脅論”，使歐美民衆對中華文化傳播産生文化敵視，視中華文化為文化威脅，連近些年在全世界推廣漢語的孔子學院的正常教學活動也被視為文化入侵，這本身也是一種因中國強大而導緻的文化不自信的表現；三是由于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産品摸不準國外民衆的脈，其選題、内容、表達方式等難以引起歐美民衆的興趣，使他們産生文化漠視感。從哪裡入手能有效破解這個難局呢？
習近平總書記的“四個講清楚”、許院長的“三個闆塊”綱領規劃，以及相關政府部門、出版界的實務操作，都是從中國的維度，向海外傳播觀念和理念。但做這項工作之前，我們的政府和學者首先要做一項細緻、紮實的前期工作——了解中華文化“已經走出去了的部分”在海外——尤其是大國博弈背景下的英美民衆中的既有實态，然後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引導、推廣、接納、糾偏、豐富完善，使中華文化能夠繼續“走出去”，在海外精準地傳播。
如何得到一幅關于外國人眼中的中華文化的可靠的、完整的、客觀的素描像呢？我們認為：工具書是社會各階層都信任并經常使用的權威文獻，通過英美權威工具書收錄的與中國相關的詞和釋義入手，系統了解海外民衆對中華文化形象的共識性的、權威性的認識，全面描寫中華文化在國外傳播與認同實态，并為相關部門提供相應的傳播意見，這是一個操作性強而又高效的思路。
從目前的文獻看，這一研究範式的開創者應該是錢锺書先生。他的碩士論文《十七和十八世紀英語文獻裡的中國》（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andtheEighteenthCenturies）開創了這種新研究視角和研究範式，但後續此類研究較少見。
我們可以借鑒這一思路，将研究目标文獻聚集到英美工具書。這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一是海外的文獻過于浩繁，很難有全量的研究，而工具書是海外所有文化的集大成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現我們想要的信息。二是當前國内外都将語言文字、詞語作為文化的載體，對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來講，民族文化形象詞是異文化的使者，是文化名片，而且這些文化詞是編碼化的、集中整理過的，在研究民族文化傳播、交流與認同方面具有權威性。以英美編纂的工具書材料為封閉域，對其中收錄的中華文化形象詞進行全面的搜集、聚類、分析、概括，可以比較全面、客觀地了解這些國家民衆對中華文化的集體認識和共性認識。
中國台灣東吳大學曾泰元對這方面的研究作了先期的探索［6］。他主要是在一部英語詞典電子版釋義中搜索和“中國”“北京”“台北”等相關的關鍵詞，統計其中和中國形象相關的詞語有多少，進而探讨這些形象是如何變遷的。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但隻是基于單部中型語文性詞典的初步檢索，缺少全量研究，隻靠這幾個關鍵詞聯系出的形象詞（據作者的預估在這部詞典中不超過500個）很難全面勾勒海外中華文化的形象特點，遠遠不能反映整個實态。
三、從英美工具書中的中華文化詞了解歐美民衆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實态
要做好這個工作，應該抓好以下兩個方面工作：
1.在英美工具書中全面開展中華文化形象詞的搜集、分類、描寫，建立英美工具書中華文化形象詞知識庫
為提高可操作性，應該設定材料邊界，選擇一些典型的工具書。建議選擇英美工具書中比較流行的、權威的百科全書、大型詞典和網絡新詞資源三個系列。
在百科全書中，《美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Americana）、《不列颠百科全書》（EncyclopediaBritannica）、《科利爾百科全書》（Collier’Encyclopedia）很有代表性。百科全書卷帙浩繁，對涉及的中華文化詞條的解釋全面而深入，描寫、評價都非常詳盡，視角比較全面。
在大型詞典中，可以選擇英國的《牛津英語詞典》（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美國的《韋氏詞典》（Merriam-Webster’sDictionary）和《蘭登書屋韋氏詞典》（RandomHouseWebster’sUnabridgedDictionary）這三種全版本詞典。全版本詞典經常是同出版社其他中小型詞典的母本，收錄的詞和義項全面，收錄的中華文化詞也多，可和大百科全書形成互補。
另外，還要關注各大工具書網絡在線新詞征集欄目中收錄的中華文化詞，它們具有在線實時更新性。随着當代中國影響力的加大，大量中華民族形象新詞被不斷捕捉進這些在線詞彙庫，并進行釋義，從釋義中可以看出當前歐美民衆對中國的最新态度。
例如，權威英語詞典《牛津英語詞典》目前已經收錄了200多個漢語淵源的詞，如果加上儲備的新詞追蹤名單（多是通過網絡在線詞典征集）中與中國相關的詞，大約有1300個。早些年進入英語各類詞典的詞，往往是中國文化特有文化詞，如nienhao（年号）、Kungfu（功夫）、Fengshui（風水）、Tea（茶）、Wuxia（武俠）、Kowtow（磕頭）、Mandarin（官話）、TaiChi（太極）、Hutong（胡同）、Maotai（茅台酒）等。近些年，進入歐美主流媒體甚至收入工具書的漢語淵源的現代新詞不斷增多，如Ganbu（幹部）、Hukou（戶口）、Taikonaut（中國宇航員）等。
純文化詞在海外傳播時不易引起誤解。但有很多現代新詞進入西方的媒體或工具書時，往往被根據需要進行有意識的文化信息扭曲和曲解，服務于某些特定目的，這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例如Guanxi（關系），《牛津英語詞典》釋為：“源于中國普通話，字面上理解和‘聯系’是一個意思，特指在中國有助于商業活動和其他交易的社交網絡系統、有影響力的人際關系。”如果說這一釋義努力做到客觀中性，而一些為詞典修訂收集的新詞（如Chengguan城管、Shuanggui雙規等）的解釋都有其明顯的政治色彩和傾向。［7］
在具體操作上，可提取這些海外工具書承載中華文化形象的普通詞彙、成語和熟語等，再根據中華文化的類型學研究，建立細緻的分類詞表，并提取不同類型、不同定位工具書對文化詞的釋義，建構一個英文工具書中華文化詞彙知識庫。這個知識庫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代表性，海外各階層（包括政治精英、傳播從業者和普通民衆）都接受這些權威工具書裡面的詞目和釋義内容。當前的大數據時代，需要這樣一個大型知識庫來全面描寫歐美民衆對中華文化形象接受認同的部分以及分歧所在，并為相關部門的文化政策、外交政策提供文化數據。
2.從對比的視角看中華文化形象在海外的傳播、認同中存在的偏差及原因
要描寫英美工具書相關詞彙蘊含的中華文化形象，分析概括其釋義内容、評價色彩、價值取向等與中國主流工具書的異同，可将詞彙庫裡英美工具書的中國形象詞釋義分解到文化點，引入對比思路，提取國内對應的權威工具書（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等）對應詞的釋義，完善原詞彙庫，使之成為一個對比文化詞彙庫，确定對比項和對比點，将釋義無明顯差異的詞标注為一類，有差異的詞标注為一類。前一類重點研究英美對中華文化形象詞的客觀引進，後一類研究其中體現出的分野與差異。我們可以通過尋找其中的文化認同信息差異值，來概括其民衆對中華文化的評價态度，包括贊同、曲解、誤解、扭曲等，進而判斷中華文化“走出去”過程中出現的傳播與認同偏差，用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原理分析歸納産生的主客觀原因。
四、以文化工具書合作編纂出版為核心，探讨中華文化傳播和認同新途徑
目前海外文化傳播認同政策的制訂，往往依靠對海外生活有較多經驗的專家的歸納與判斷，能進行全面實況調研的少，所以政策的制訂有時缺少客觀視角。文化傳播與認同工作操作不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堅持客觀化原則。基于工具書的典型權威事實材料的田野調查，力求能從大量實證材料中得出結論，為國家的文化政策的制訂提供全面、客觀的事實依據。最重要的是，工具書具有權威性，在民衆的知識接受方面具有影響力，而且它是從文化和學術的角度切入，避開了政治、民族等敏感因素，不具有強制性和規定性，更易讓歐美民衆正面接受中華文化形象的正确内涵與外延。目前，以工具書來引導中華文化傳播認同實踐，可為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柔性的、彈性的、可操作性強的策略建議。
目前，我國出版部門的走出去，大多是将一些漢語權威文化工具書直接翻譯成外文，在海外出版，這樣效果并不好。我們認為以雙方合作編纂文化類工具書，來引導海外的政治、學術、媒體、普通民衆層面對中華文化的正确認知，是一條有效的思路。合作的關鍵在于注意以下四點：
1.編纂定位準确
合作編纂的詞典要能全面、正确、客觀地展示中華文化的多樣化和複雜性及其五千年積澱的深厚性，體現出中華文化的魅力，體現出與歐美等國文化的差異性，增強吸引力。對已有海外工具書中存在的文化誤解點或認知空白點要給出權威事實信息，首先說服外方編者。
例如《牛津英語詞典》收錄tofu一詞，詞源标為日語詞，大約是十五六世紀進入英語，很多日本人據此說豆腐是日本發明的。但我國漢代文獻就有豆腐的記載。經過我國學者周薦的提醒和提供材料，其主編之一Simpson先生已經認可了這一事實［8］。再如，對于“城管”“雙規”等敏感詞的解釋，要多出我國城管的職能、編制設置目的和在維護城市秩序方面的正面作用的信息，當然也不應回避一些矛盾，要體現正反雙方面的信息，力求客觀。
另外，即使本土漢語工具書的編纂出版，也要注意文化的外向傳播性，因為很多國外漢學家編纂和中國相關的工具書詞目時，也要參考國内漢語工具書的釋義。
2.合作建立大型客觀工具書語料庫
在語料庫和編纂管理方面，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做得比較好。他們和牛津出版社合作，建立了詞典編纂的大型語料庫，共用一套詞典編纂平台。工具書的編纂離不開海量材料。我們要建設能反映中華民族全面性、真實性文化信息的平衡語料庫，力求保證合作工具書的每一個條目的解釋不是說教或強制國外編者接受，而是通過活生生的真實文本語料，讓海外合作的工具書編纂者自己歸納出其中體現的真實文化信息。如果我們已有工具書的解釋有誤，則要及時修改。
3.注意收錄條目的系統性、全面性、時代性
首先，注意收錄條目的系統性。圍繞歐美民衆感興趣的文化點（可能是獨有文化點，也可能是中西文化差異點），然後以其為中心将一批相關文化條目聯系起來，讓他們全面、系統了解這個文化點，對中華相關文化點有完整的認識。例如，中國文化對“狗”多有貶義，與西方多褒義不同，此時可以聯系一批相關的詞（如“狗腿子”“狗嘴吐不出象牙”“狗咬狗”“狗仔隊”等），通過闡釋與歐美詞的巨大區别，提升歐美人士對中華文化的興趣，進而通過拓展閱讀，獲得更多文化信息。
其次，注意收詞的全面性，不回避敏感信息，正面引導，提供積極客觀的文化信息。目前出版界輸出的工具書涉及的主要還是漢族文化，缺少少數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條目。從文化傳播的視角介紹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涉及的相關條目的客觀文化信息，可以使歐美民衆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和宗教政策有正确客觀的認識，避免受極端勢力或别有用心者的宣傳的誘導。
最後，注意所收條目的時代性。合作編纂的工具書要側重收錄能體現當代中國文化、表現當代中國人行事準則、價值觀、人生态度、處世原則等方面的條目；傳統文化條目要側重能影響當今中國和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理念的條目，例如包含當代中國人獨有價值判斷的“君子”“小人”“壯士”“和諧”等詞。
4.釋義采用描寫主義，避免規定主義
工具書多為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所編纂，因此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在釋義方面，一直有體現專家權威性的規定主義釋義和尊重語言屬性事實的描寫主義釋義兩種模式。工具書的海外查閱者查閱時以“空杯”心态接受釋義提供的文化信息，但他們也會從其他渠道獲得相關印證，也可能是矛盾的信息，如果釋義客觀性不足的話，會引起讀者反感反彈，甚至會直接因為一個條目的一個信息點而否定整部工具書。因此，合作的中華文化工具書的釋義不能以權威自居，不能說教，而應采用高水平的描寫主義釋義方法，用歐美民衆願意接受的幽默生動的筆調客觀描寫相關文化信息。
5.編者學者化
雙方參與的編者都應是中國文化研究、國學研究的專家，特别是思想、政治、哲學等領域的專家。例如對“君子”的釋義，目前各種儒家典籍作品英譯本中有關“君子”的翻譯有30多種［9］,如果要全面把握中華文化中“君子”一詞的準确文化内涵，需要相當深厚的國學及古文獻的功底，與其學術水平、世界觀和文化視野、價值判斷等都有密切關系，這并不是從别的工具書抄一下或改編一下就可以的。
合作編纂工具書最理想的編纂者是精通外語和海外文化的中國文化學者，如果這樣的人才缺乏，可行性模式是由一個中國學者提供足夠信息作為基礎，再由西方漢學家進行翻譯或二次加工。在具體操作上：先由中國學者寫作初稿，初稿寫作必須先研究現有的西方工具書中收錄的中華文化詞的釋義，再由西方漢學家來進行翻譯（不建議由國内外語院校人員翻譯）。在國外漢學家的理解不正确或偏頗的情況下，可以進行交流，用确鑿的事實材料說服漢學家；對有争議、不好解決或不好證明的信息點，可以建議漢學家采用省譯的方式；個别信息點可在不違背客觀真實的情況下，采用改譯的方法進行，讓歐美民衆更易接受。所以，在“西學東漸”向“東學外譯”的過程中，當前學界要加大對合作編纂工具書的翻譯課題的研究（例如前文提到的學界對葛浩文的翻譯研究）。
綜上所述，通過權威工具書來研究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與認同的實态，建構落實合作編纂出版新型中華文化工具書，應是一個嶄新的思路，可以從一個角度、一個側面有效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注釋：
［1］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EB/OL］.（2013-08-19）.http：news.xinhuanet/photo/2013-08/20/c_125211184.htm.
［2］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
典.第6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3］許嘉璐.中國文化影響世界的三大闆塊［EB/OL］.（2016-01-26）.http：www.rmlt.cn/2016/0126/415998.shtml.
［4］邬書林.總結經驗深化認識努力提高中國出版“走出去”的水平.中國出版，2011（11）.
［5］王秋實.林語堂MyCountryandMyPeople的語言特色.短篇小說，2014（27）.
［6］曾泰元，趙連振.試論英語詞典裡的中國形象變遷——兼評《朗文當代英語詞典》（第5版）中國例證的選擇.辭書研究，2011（3）.
［7］細數那些被牛津字典收錄的中文詞彙［EB/OL］.（2015-02-06）.http：//ielts.xiaoma/20150206/xz-hxj-841596.html.
［8］商務印書館.“《牛津英語詞典》的曆史與追求”學術讨論上的交流.中國語言資源動态，2014（2）.
［9］邊立紅.“君子”英譯現象的文化透視.外語學刊，2006（4）.
［本文為國家社科一般項目（13BYY065）,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2&ZD173）成果，西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supportedby“FundamentalResearchFundsfortheCentralUniversities”）（項目批準編号：SWU1609105）成果。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魯東大學圖書館、魯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