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除了概括介紹《中國編輯學研究60年（1949~2009）》的主要内容、觀點外，重點從編輯學學科史、學術史角度出發，論述了該書的主要學術成就和學術貢獻。即系統總結了編輯學研究60年的曆史，全面勾勒了編輯學學科發展的脈絡；系統闡釋了編輯學的學科内涵，對編輯學學科史進行了深入研究。
［關鍵詞］編輯學編輯學研究學科史學術史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之林中，編輯學是新學科、小學科。1949年，中國第一部命名為《編輯學》的著作在廣州出版，标志着中國編輯學的誕生和編輯學研究的開始。從1949年到2009年，我國的編輯學從無到有，編輯學研究由淺入深，曆經一個甲子的輝煌，研究成就斐然。2015年12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姬建敏編審的新著《中國編輯學研究60年（1949~2009）》（以下簡稱《中國編輯學研究60年》）對我國1949~2009年編輯學學科史、學術史研究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闡釋。
一、系統梳理了編輯學學科發展的脈絡
《中國編輯學研究60年》作為姬建敏同志主持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編輯學研究60年（1949~2009）”的結項成果，分引論、正文四章和結語三部分，煌煌43萬餘言。引論主要論述的是編輯學的産生、發展、研究現狀及其編輯學研究60年的特征、意義、規律。第一章“原始科學階段（1949~1978）的編輯學研究”主要論述的是1949~1978年我國編輯學研究的整體狀況、重要著作。這個階段的整體狀況是編輯學研究零星、散亂，分為“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前和“文革”開始後兩個階段：“文革”前雖然沒有形成氣候、成果也不多，但“嶄露頭角，充滿生機”，“文革”開始後則“滿目蕭飒，一派凄涼”。重要著作則集中在對書刊編輯學的研究上，像開創我國編輯學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李次民的《編輯學》、新中國第一部編輯學專業大學教材——《書刊編輯學教學大綱》、我國第一部研究雜志編輯的學術著作——香港餘也魯的《雜志編輯學》，台灣地區陳石安的《新聞編輯學》、荊溪人的《新聞編輯學》、張覺明的《現代雜志編輯學》等，香港、台灣地區的編輯學研究是這個階段的亮點。第二章“常規科學階段（1979~2009）的編輯學研究”先是十年為一個階段系統闡述了1979~2009年我國編輯學研究從複蘇、崛起到深化發展、轉型的進程，即1979~1989年為複蘇與崛起期，1990~1999年為深化與發展期，2000~2009年為研究轉型期；再是全方位探讨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重要論著、重要人物、重要期刊、學科建設、教育教學、人才培養等，一縱一橫，較為客觀又簡略地勾畫了編輯學發展的曆史向度。第三章“我國編輯學研究的學術理路探究”突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30年我國編輯學理論、編輯實踐、編輯史研究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貢獻，其中對編輯學理論流派現象的研究，對“大文化、大媒體、大編輯”内涵的解讀，對多樣化編輯形态的總結，對編輯史研究焦點的提煉等，都不乏創新性和時代性。第四章“我國編輯學研究的重點案例剖析”挑選的是在我國編輯學研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編輯學會、《河南大學學報》“編輯學研究”欄目重點個案進行分析，前者是引領我國編輯學研究的最高學術團體，後者是教育部高校社科學報“名欄”。結語是總結過去60年的研究，展望未來編輯學的發展。可以說，引論是形而上的宏觀概述；第一、二、三章是中觀層面的重點呈現——先以時間為序梳理了編輯學研究60年的曆史進程，繼以橫向視角圍繞史、術、論探究60年研究的學術理路；第四章是形而下的微觀闡釋；結語是高屋建瓴的全面總結，再加上附錄“我國出版的編輯學著作一覽表（1949~2009）”，可謂縱橫交錯，點面結合，前呼後應，立體、全面地展現了60年來我國編輯學發展的不同狀況和編輯學研究的不同特征。
綜觀全書，“既注重編輯學研究60年整體風貌的掃描和觀照，又突出編輯學研究當今困境與未來走向闡釋和探讨”；既勾勒了中國編輯學研究60年的基本脈絡與邏輯線索，又創造性地提出了原始科學階段、常規科學階段的學科史兩階段論等重要觀點；既凸顯了中國編輯學研究的系統性與發展曆程，又具有紮實的材料基礎和鮮明的理論取向，可謂一部全景式集納梳理新中國成立60年來編輯學研究的精深之作。
二、深入研究了編輯學學科史
一部優秀的學科史必然是一部優秀的學科思想史。《中國編輯學研究60年》不僅系統書寫了編輯學研究的曆史，而且詳細追溯了編輯學産生、成長的曆史進程。該書以西方學者托馬斯·庫恩的“範式變革”的科學發展模式為依據，從原始科學、常規科學、科學革命的維度和視野出發，全面審視了中國編輯學發展的路徑，并旗幟鮮明地指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編輯學的發展——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幼小、稚嫩，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09年抽枝、開花、結果，有着與新中國同命運曲折進步的重要特征；中國人自主創造的編輯學話語體系，既充分體現了中國本土實踐經驗，又具有國際示範價值，學科體系傳播與建構充分彰顯了新中國60年來中國文化發展的軌迹。編輯學作為一個學科，編輯學理論、編輯實踐和編輯史這三個部分是其基本構成，并且這三個部分作為編輯學學科的内在結構，“互相依存、互相推動、互為制約，共同決定着編輯學學科發展的進程”。其中，編輯學理論研究是編輯學科發展的基礎，是“編輯學研究的重頭戲”，是真正引領編輯實踐發展和闡釋編輯實踐發展的學科内核；編輯實踐研究是編輯學學科性質的必然要求，“編輯學不僅是一門基礎理論學科，而且是一門實踐性比較強的應用學科”；編輯史研究是編輯學科研究的文化基礎和思想之源，是彰顯編輯學學科發展悠久曆史和深厚文化積澱的重要方面。鑒于此，作者專章（第三章）從理論、實踐、曆史三個層面深入解構了60年來中國編輯學發展的軌迹，強調編輯學研究的60年，從本質來講就是一門學科發展的60年，編輯學的發展遵循并反映着一門新興人文學科發展的規律，編輯學60年發展的最大成就是實現了從科學到學科發展的初步轉變，建構起了曆史、理論和業務三個維度的中國編輯學學科大廈。
不僅如此，該書還深入地揭示了編輯學學科發展的基本規律，強調了編輯學的學科屬性和學科史研究的意義。該書指出，“編輯學的産生、發展源于人類編輯實踐中的矛盾，社會現實中永恒的矛盾則推動着編輯學研究觀點、方法不斷進步”，編輯學學科的發展既受編輯學科本身的矛盾關系即内在節律的影響，也受外部系統即政治運動、社會變遷以及編輯實踐本身變革發展的制約。60年的發展有着曆史階段性特征，前30年更多的是學科範圍的拓荒和研究路徑的探尋，後30年則是學科的提升和研究的轉型、深化。“中國編輯學學科的發展有着與生俱來的學科特色，那就是與編輯出版學教育緊密相聯，共生共榮，呈現出交互作用、共振共鳴的學科發展動力。”編輯學學科史研究的意義，在于“總結經驗、展示成績、激勵當今、開創未來……”。如此等等，不管是縱向的過往鈎沉，還是橫向的史、術、論探究，都以一種總結反思的理路來觀照60年編輯學學科發展的曆史。确鑿的史料、客觀的描述、多維的視角、獨到的見解，為編輯學學科發展提供了指導和借鑒，對編輯學學科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其他已出版的編輯學著作相比，王振铎和趙運通的《編輯學原理論》、靳青萬的《編輯學基本原理》等偏重的是編輯學理論研究，阙道隆等的《書籍編輯學概論》、徐柏容的《編輯選擇論》等偏重的是編輯實務研究，姚福申的《中國編輯史》、肖東發的《中國編輯出版史》等偏重的是編輯史研究，邵益文的《20世紀中國的編輯學研究》、叢林主編的《中國編輯學研究述評（1983—2003）》偏重的是編輯學研究某一時段的某些内容，而《中國編輯學研究60年》對編輯學學科史的研究，則更加深入、系統、創新。
三、以創新理念為編輯學修史立傳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中國編輯學研究60年》作為一部為編輯學、編輯學研究系統修史立傳之作，面對編輯學産生、發展的60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發展的60年，波瀾壯闊的曆史，斑斓多彩的内容，紛繁複雜的頭緒，使該書匠心獨運，具有突出的創新理念。
第一，創造性地以托馬斯·庫恩的科學發展模式論作為縱向描述60年編輯學研究曆史的邏輯架構，以史、術、論的三元學科構成模式橫向鋪陳編輯學研究的幾大模塊。縱向以時間為經，将60年的編輯學研究明确劃分為原始科學階段（1949~1978）和常規科學階段（1979~2009）；橫向以編輯學研究的重大學術問題和科研成果為緯，經緯交織，史論結合，既從時序上理清了60年編輯學研究發展曆程，又能橫向針對編輯學研究發展中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既有真實的曆史厚重感，又有鮮明的時代氣息。
第二，創新性地對中國港台地區的編輯學研究、編輯學理論流派現象、編輯出版類期刊的發展、編輯出版教育的分期、中國編輯學會的學術貢獻等進行研究，豐富了編輯學研究的内容。比如，該書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區編輯學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對餘也魯的《雜志編輯學》、陳石安的《新聞編輯學》等港台地區的代表性著作進行了成書背景、内容構成、特點與意義方面的細緻分析，相對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内地編輯學研究成果的“稀疏”，這些内容不僅使編輯學研究60年具備了更好的曆史銜接性和區域上的平衡性，而且彌補了學界對港台地區編輯學研究較少的局面。再如，對中國第一本編輯學論著、第一本編輯學大學教材、第一本雜志編輯學内容的解讀，對編輯出版類學術期刊數量、特點、發展狀況的分析，對中國編輯學會、《河南大學學報》“編輯學研究”欄目的研究等，基本上都是新的材料、新的數據、新的内容、新的觀點，如此這些，也就使該書具有很強的開拓性、創新性。
另外，該書“作者善于從塵封已久汪洋大海般的資料中細心搜索，加以鑒别梳理、提煉，在資料收集中基本上做到了全覆蓋”（宋應離《序二》），資料翔實，論證嚴密，既有60年著作、人物、期刊等内容的統計，又有結合編輯出版實際的細緻論證，特别是在整體的邏輯分析過程中，滲透了作者對編輯學與編輯學研究的基本觀點與理論取向。可謂“觀點鮮明，成一家之言”“是一本好書”（邵益文《序一》）。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該書對編輯學學術領軍人物的研究顯得不夠深入，希望作者在未來的研究上有所彌補。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