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喻建章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出版家。他熱愛出版事業，從業七十餘年；他求真務實，高度重視圖書質量，勇于開拓創新；他愛才、識才，大膽扶植支持新人；他帶頭從事出版科研，是當代出版工作者的楷模。
［關鍵詞］喻建章自學成才開拓創新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我是于1977年11月，參加中國編輯學會、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在廈門召開的全國出版理論研讨會上認識喻建章同志的。他當時已是72歲。剛見到他時，高高的個頭，白白的面龐，面容俊秀，兩眼炯炯有神，體态健壯。他在會上宣讀自己的論文時，操着濃重的江西口音。會下，我倆又進行了交談，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一生酷愛出版事業的“老出版”。
2009年，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我和劉小敏同志合編了一本《親曆新中國出版六十年》，向喻建章同志約稿。他熱情應允，過了一段時間，他将撰寫的《親曆江西出版六十年》寄來。成書後，我們将樣書寄他。他熱情回信，并談了對當時出版工作的一些想法。不久，他又将他寫的《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一書寄我。之後還時有書信來往。不幸的是2014年8月，他因病突發與世長辭。回憶與他幾次交往，拜讀了他的《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往事萌發，終日萦繞腦海，輾轉深思，不得不把對他的思念寫出來。
一、自學成才的出版家
喻建章（1925-2014），江西南昌人，幼小喪父，家境貧寒，少年時代隻讀過三年私塾，上過四年小學。1937年12歲時，考入中華書局南昌分局當練習生，從此踏上了出版的漫長之路，終生從事出版工作七十餘年。其間，當過書店營銷員，管過書庫，做過圖書監印員，此後又當過書刊編輯，擔任過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晚年又擔任過江西省新聞出版局出版科研組長等。他從事出版始于新中國之前，後續于新中國成立後，親曆新中國傳統出版業與改革開放後出版事業欣欣向榮的雙重過程。
喻建章一生勤奮工作，在做好出版工作的同時，熱心出版科研。著有《十年春暖百花開》《南國書苑六十春》，主編有《編輯工作與編輯研究》《江西出版科研論文選》（1~8卷）等，發表論文40餘篇。
進入出版業之始，喻建章深知自己文化低、底子薄，要做好文化内涵豐富的出版工作，在這個行業有立足之地，隻能是以勤補拙，邊學邊幹。工作之餘，他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涉獵各種有關出版的圖書資料和理論文章，充實自己。即使在抗戰時局動蕩之時，他在書店的工作地點屢屢搬遷，每當圖書公司發來一箱箱的新書，他總是先讀為快。到出版社工作後，他坦言：“編輯部是知識分子紮堆的地方，大學學曆比比皆是，我僅僅是小學的學曆，沒有真功夫就難以服人。所以我審稿子特别仔細，特别是疑難稿子比别人多看一遍，手頭分類筆記本有好多本，遇有不懂或疑問字句，即筆錄下來，查閱字典，弄個明白……凡是有生字、生詞，我必翻查字典、詞典，《辭海》《現代漢語詞典》是我案頭必備之物……它使我避免了許多尴尬和錯誤。我銘記一句座右銘：‘我不怕别人無情，就怕自己有錯！’刻苦學習是我的老師，長期的工作實踐是我人生的大學。”［1］靠自學成才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是長期堅持、積累，久久為功。多少年後他回憶道：“回顧我的青少年主要時期（12~27歲）是在中華書局度過的，特别是在抗戰八年，我随中華書局在戰亂中頻繁轉移，為讀者服務，中華書局成了我的生命之舟，以一個剛啟蒙的孩子在那裡‘半工半讀’，它又成了我的‘先生’和‘學校’，讓我後來有機遇到出版社承擔書稿審閱和社長工作。”［2］長期的出版工作實踐，使他認識到出版工作尤其是圖書出版，具有精神文明的内涵和長久的生命力。這使他回憶抗日戰争中最艱苦的年代，“我親見大批青少年學子在向大後方逃難途中，一肩背個衣包，另一肩挎個書包，頑強行進。此情此景，七十年過去了，我記憶猶新。還有當時湘贛邊區的農民，挑着兩個竹簍，翻越羅霄山脈，跨過崇山峻嶺來到遂川縣替子女買課本，不使文化教育中斷”。“真善美的出版物，猶如經過高溫制造的磚塊，具有較長久性的存在價值”。鑒于這樣的認識，在編輯工作中，他堅持的出版理念是“甯缺毋濫”。在精的前提下，求多而精。“沒有質量的東西，是走不遠、飛不高、活不長的。一本高文化含量的書，其内容散發出去，所影響的不僅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由這些人又可能影響到其他一些人”。［3］
功夫用到終有成。由于他學習刻苦、文化積澱深厚，在編輯崗位三十多年，他曾編輯、複審、終審的出版物約1400多種，計9000餘萬字，他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自學成才的出版家。
二、勇于創新的開拓者
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初，喻建章着重做圖書管理和發行工作，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主要從事新聞出版的行政管理工作。1964年，他到江西人民出版社主要從事圖書編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被撤銷并入江西省新華書店，成為一個編輯組，編輯出版工作困難重重。在處境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出版人的喻建章敢于擔當，以飽滿的工作熱情，勤勉的工作态度，發揚勇于創新創業的精神，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他幹事有一個特點，就是凡是經過思考，明确了的事情，自己就敢于大膽地去幹，想一事，幹一事，成一事。“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極端困難之時，他重點抓好重大選題并取得成功就是一個證明。
“文化大革命”期間，舊的出版物被批判為“封、資、修”，讀者無書可讀。喻建章認為出版社應想法編輯出版一些滿足讀者需要的圖書。當他得知省文聯下放幹部楊佩瑾曾想寫有關朝鮮戰争的長篇小說的打算，就把這個選題上報有關部門，但卻遭到拒絕，他據理力争，終獲通過。後來作者以《劍》為名寫出了長篇小說，1973年出版後第一版10萬冊很快售完，加印10萬冊又售完，後列為“農村通俗讀物”，又印了80萬冊，還被譯為英、日文出版，作者從此一舉成名，20世紀80年代被選為江西省文聯主席。
江西是老革命根據地，這方面的出版資源十分豐富。作為當時編輯組的負責人，喻建章善于彙群智，聚衆力，發揮編輯的創造力，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他認為“編輯工作最可貴的品質，就在于把那些分散的、隐性的、粗糙原始的文化資源，經過耐心尋找，去粗取精，去僞存真，提煉而成為精品，使之傳之久遠”［4］。為此，他決定組織革命史料的出版工作。1977年是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五十周年，三個紀念日集中在一起，編輯組同志經過研究列出有關題材的圖書三四十種。他們白天調查、組稿，夜晚編稿審稿，經過三個多月的緊張工作，四十來種圖書如期出版。其中“革命曆史資源叢書”，系統反映了土地革命的曆史進程，挖掘了大量珍貴史料，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出版局和專家的好評。
喻建章長期在出版戰線工作，是一位出版工作的熱心人，凡對出版事業發展有利的事，他總是挺身而出，熱心去做，即使在工作中遇到阻力，也力排衆議，多方溝通，直至辦好為止。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撤銷後并入江西省新華書店，給編輯出版工作帶來許多困難，編輯被拆散，組稿困難，與書店之間關系不協調，加上領導忙于其他工作，恢複出版社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出于工作考慮，喻建章一方面向江西省委起草關于恢複江西人民出版社建制的報告，另一方面主動去找主管文教的省委領導，陳述恢複江西人民出版社的意義和種種理由，經過多方努力，江西人民出版社終于在撤銷十一年後，于1979年恢複，為江西省提高出版物質量，争取進入全國出版業先進行列創造了條件。江西人民出版社恢複後，仍遇到一系列困難，如資金短缺，沒有辦公場地等。喻建章又不辭勞苦，迎難而上，不屈不撓，尋求解決途徑。出版社“由于原址被占，特别是為了尋求一個有發展前景的良好環境，在無經濟積累的困境下，他千方百計，攻克重重難關，終于在短短幾年時間内，征購了一塊二十七畝的土地，新建了一萬多平方米的出版辦公樓、宿舍、倉庫、食堂和圖書資料樓，克服了多年來一再被迫搬遷、居無定所的被動局面。出版社從此有了一個較安定的工作平台、生活環境，全社職工幹勁倍增，由此深得社内同志們的交口稱贊”［5］。出版社恢複後，在上級主管部門領導支持下，喻建章作為該社的副社長、副總編輯，團結帶領全社職工，齊心協力，策劃出版了許多好書，開創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新局面。
三、扶植新人的好園丁
在長期的編輯出版實踐活動中，喻建章深感，要做好出版工作，必須依靠一支政治強、業務精、素質高、懂出版的編輯隊伍。他識才、愛才、薦才，把優秀的編輯人才視作發展出版事業的推動力，把發現、培養優秀人才作為領導者的頭等大事。他通過調查，發現有用之才就想盡辦法調入出版社當編輯。“桂曉風原在某縣工作，專業不對口，要求到出版社當編輯。喻建章專程到基層尋訪，前後聯系三年，将其調入出版社當編輯。熊向東原在南昌教育部門工作，因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當過編輯，要求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喻建章欣然接受将其調入當編輯。桂曉風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熊向東後擔任江西省新聞出版局長。他二人後來的發展有多種因素，但進入江西人民出版社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起點”。［6］再如一個名叫丘玮的美術編輯，原為一個縣的插隊知青，自學繪畫。喻建章發現他畫技高超，有培養前途，就設法調他到出版社，為其提供條件，讓其搞美術創作，使繪畫水平得以提高。為解決他的後顧之憂，喻建章還親自到上級領導機關設法為他辦理破格錄用手續，後提升為江西美術出版社畫冊編輯室主任。
無私才能無畏。喻建章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判的有才之士，能客觀、曆史地全面看待，本着“人棄我用”的原則大膽起用。1968年，畫家丁世弼被批判為“黑線畫家”和“現行反革命”被下放改造。喻建章敢于冒政治風險，于1972年把他調入江西省新華書店的編輯組從事美術研究與創作。丁世弼在《遠見卓識，知人善用的喻建章同志》一文中回憶說：“當時我還是編外人員，沒有正式收入，妻子又處重病中，亟須住醫院手術治療，真是困難重重。但在喻建章同志同情關心和鼎力幫助下，竟都得到了全面妥善解決。無論從行政和财務制度上講，這在當時都是很難辦到的事，感激之下，我這個早已心灰意懶的人，從内心又有了對生活的光明感并決心以自己一技之長來報效社會。”在以後的創作中，丁世弼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阻力、壓力。“喻建章同志以他遠見卓識，知人善用，全面而客觀地待人待事，熱情地幫助我提高認識，放下思想包袱和顧慮，并以鮮明的态度表明了對我的信任”。後來，在喻建章的支持下，丁世弼到山東沿海深入生活，創作了《漁島怒潮》連環畫冊，出版後受到讀者歡迎，發行量達300萬冊。丁世弼在文章最後說：“隻要在領導幹部中，多一些像喻建章同志這樣的人，不說空話，多幹實事，具有卓見和膽識，有公正和愛才心，能全面衡量一個人的價值觀，如此，就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國家建設，特别是今天改革開放的社會，更多更廣地積聚财富。”［7］
為了發揮這些編輯的積極性，喻建章對這些人才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膽依靠、生活上關心照顧，多為他們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
在編輯出版活動中，作者是出版者依靠的對象，沒有作者提供稿源，就無所謂出版。“著作家編稿子，寫稿子，翻稿子，他們的腦力勞動是做好出版工作的決定因素。著作家的成績好比米，不依靠著作家，出版業沒法做無米之炊；著作家的成績好比泉源，不依靠著作家，出版業就成為無源之水。惟有從著作家方面盡量的拿過來，才可以向讀者方面盡量的送過去。”［8］喻建章在編輯出版工作中高度重視發現作者、扶植作者并依靠作者、善待作者、愛護作者，這樣的事例屢屢可見。
前述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劍》，作者是應喻建章之約為江西人民出版社所寫的。作者楊佩瑾動手寫作不久，當時駐社的軍代表就表示不同意寫這類作品，說什麼“現在尼克松都到中國來了，中美建交，還寫什麼抗美援朝，寫這樣的書與中央步調不一緻”。喻建章據理力争，認為這類題材的政治方向沒錯，讓作者打消顧慮，并表示敢于承擔政治風險，才使作者寫下去。“小說定稿後，那些反‘文藝黑線’的鬥士們又控告不少我的罪名，力圖阻撓此書出版。又是喻建章同志組織人力進行調查研究，作了有力的駁斥和澄清，這才使書得以出版”。出版後，“這又引起了包括上海在内的‘文革’鬥士們的痛恨，他們寫信給省‘革委會’文化組，批判這是‘文藝黑線回潮的典型’。又是喻建章同志向省有關負責人據理力駁，才未掀起大風浪……回想此書出版的坎坷過程，我始終感念喻建章同志不畏風險，不懼權勢、有膽有識，敢于為作者撐腰，敢于為黨的文學事業和出版事業‘鐵肩擔道義’的精神”。［9］
喻建章特别關心自學成才的青年作者。隻要發現有才能的青年作者，他就竭力關懷扶植。著名作家蕭乾的兒子蕭鐵柱，原是從北京下放到江西一個縣的農村知青，其父當時尚未落實政策，蕭鐵柱一人在農村，過着孤苦伶仃的困難生活。喻建章發現他喜歡寫詩，就主動關照他，鼓勵他寫些反映蘇區紅軍鬥争生活的詩歌。後來蕭鐵柱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寫出了長篇叙事詩《羅桃蓮歌傳》，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助推這位青年走上文學之路，并由此進入高校，繼續深造，後成為一名高校教師。喻建章如此重視發現新人，被好多作者稱為伯樂。
四、出版科研的帶頭人
開展出版科學研究，對擴大編輯視野、捕捉出版信息、提高編輯素質、搞好出版工作都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喻建章在工作崗位期間，就擔任出版社出版科研組長。為了搞好科研活動，推動出版工作，他帶頭寫出版科研論文，凡有關全國出版科研研讨會，他都積極赴會并帶論文出席。他撰寫的《出版發展戰略問題管見》曾獲1992年首屆全國出版科學研究優秀論文獎。他不但自己帶頭寫論文，還組織出版社的編輯結合工作實踐，寫出不少有水平的優秀論文。經過幾年的努力，使原來曾處于後進的江西省的出版科研活動，趕上了全國的先進省份。通過積極開展出版科研活動，江西人民出版社既出了科研成果，又鍛煉提高了出版隊伍。
為了活躍學術風氣，促進江西省的出版科研活動，喻建章還和有關部門協作，舉辦了多次全國性出版專業會議，如1989年文化部在廬山召開的省市文化局長會議；1978年國家出版局在廬山召開的全國少兒讀物座談會。在這些會議上，喻建章帶領出版社的有關人員承擔會務工作，同時在會議期間學到了不少外地出版部門的先進經驗，對本省的出版科研和出版工作起了推動作用，真正做到了“以外促内”的作用。
喻建章退而不休。他從領導崗位退下之後，受江西省出版局委托，擔任江西省出版局出版科研組長。為了推動全省的出版科研活動，他組織出版社的一些老同志，吸收一部分熱心出版科研的青年同志，定期（每年一次）召開小型的專業性的研讨會，形成制度。從1991年開始到2004年全省共召開了十三屆研讨會，入選論文906篇，出版論文集8集240萬字，每屆研讨會論文集均由喻建章自己負責主編。老出版家王仿子在給喻建章的信中稱贊他的成績時說：“這是閣下多年努力的結果，全國很少有你處那樣有那麼多的科研成果。你至今沒有脫離實際，這是十分可貴的。”［10］
喻建章從青少年時代起，即具有強烈的出版情愫。自他走入出版之始，七十餘年矢志不移，始終在出版戰線堅守前進。他在工作中認真負責，務真求實，勇于擔當，大膽開拓創新；他善于發現扶植使用新人；尤其可貴的是他崇尚實幹，不謀虛銜，不計名、不圖利、不求官。他一生有多次機會可以到别的單位當個什麼官，但他都婉謝了領導的好意。他認為出版是一種文化工作，并無所謂“黃金屋”“顔如玉”那些官本位追求者的幻想。如果計較官階，就不可能心平氣和地去做好出版工作了。基于這樣的信念，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出版事業。他的光輝業績和高尚品格值得後人永遠銘記。正如一位編輯所說：“作為一個在出版界謀食的後來者，每當自己為職業忙忙碌碌而内心無處安頓的時候，遙想當年老出版人為志業而追求的畫面，我常常許久都無法平靜下來，長使前輩留遺風，這是千真萬确的：在曆史的接力中，精神是最為不朽的，是最有力量打動後來者的。”［11］願當今的出版人，繼承老一代出版人的遺志，為開創出版業的新局面做出更大努力。
注釋：
［1］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24-225.
［2］喻建章.我在中華書局十六年（1937-1953）.出版史料，2011（4）：82.
［3］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48-249.
［4］喻建章.咬定主業不放松——江西美術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陳慧荪.中國出版年鑒，2003.
［5］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62.
［6］宋木文.其文有用其人可敬——喻建章著《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代序.出版史料，2008（4）：70.
［7］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91-294.
［8］葉聖陶.在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上的開幕辭//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2）.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505.
［9］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55-257.
［10］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323.
［11］張國功.是回憶錄，更是啟示錄——喻建章的《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編餘劄記.中國編輯，2010（3）：92.（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