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編輯活動是一項主客體交互作用的媒介文化創構活動。編輯參與媒介生成和信息傳播，并與其活動的客體媒介或信息存在着一個交互作用的問題。這種交互作用性，可以稱為“主媒間性”。“主媒間性”具有交互性、不平衡性和非對等性等特征，是編輯活動内在規律的一個重要構成。
［關鍵詞］編輯活動間性主體客體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編輯活動是信息生産和傳播的重要環節，是媒介生成轉換流通的重要推動力量。在數字媒介到來之前，編輯活動在整個信息傳播過程中主要發揮着協同創造媒介的功能。數字媒介到來之後，編輯活動發生了和發生着前所未有的變化，包括編輯功能、編輯主體和編輯客體在内的諸多方面都在發生着重構。從傳統媒介到數字媒介，不僅是媒介形态的轉換，更是傳播關系的重塑和傳播生産關系的再造。尤其是，作為媒介生成“場域”的編輯主體和客體作用關系也在發生變化。從這一視角出發來探讨編輯活動的運行機理，會發現更多編輯實踐的規律性問題。
一、編輯活動“主媒間性”的内涵
“間性”即交互性，是來源于西方思想界的一個哲學概念。法國後結構主義符号學家茱莉亞·克裡斯蒂娃認為：每個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馬賽克般的引文拼嵌起來的圖案，每個文本都吸收和轉換了别的文本。文本是由它以前的文本的遺迹或記憶形成的。［1］在這裡，克裡斯蒂娃主要分析了文本在意義生成層面的交互性或者互文性，即不同的文本之間存在着意義生成層面的交互作用性。著名符号學家巴赫金則認為：“互文性”是文本之間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隻不過是作為在并列的文本和陳述之間所發生的語義關系。［2］換句話說，巴赫金認為，文本的交互性與話語主體的交互性是密不可分的，即話語活動的行為者才是文本存在交互性的根本所在。編輯活動作為一項參與媒介創造、信息生産傳播的重要文化創構活動，也存在着一個編輯活動行為者的問題，也存在編輯主體和編輯活動客體的問題。在這個編輯主體和編輯主體活動對象的媒介之間，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種“間性”關系呢？筆者認為，編輯活動是圍繞媒介生成和信息傳播為中心的文化活動場域，這個場域内不可避免地也有着主客體交互作用的問題。在此前的文章中，筆者在前人研究觀念的基礎上曾闡釋過編輯活動的“主體間性”和“媒介間性”問題。實際上，與這兩大“間性”相對照，編輯活動還存在着一個“主媒間性”的問題。也就是說，編輯參與媒介生成和信息傳播，并與其活動的客體媒介或信息同樣存在着一個交互作用的問題。這種交互作用性，可以稱為“主媒間性”。這種交互作用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編輯參與媒介的創造，是媒介創造的主體力量之一
關于編輯與媒介的作用關系，編輯學界曆來有兩種觀點引人注目：一是王振铎的編輯創造媒介論。他認為，編輯創造媒介，媒介傳播文化。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對人類精神文明成果進行鑒審，去粗取精，去僞存真，遴選、整合，并作整體性提高，而後創造成新的媒介，傳播文化于社會。”［3］二是靳青萬的觀點。他認為，編輯活動與編輯客體媒介的關系，主要是一種推拉創作用。他說：“編輯客體在不斷地發展變化，其重要的推動力量就是編輯主體的推拉創作用。”這兩種觀點，盡管對編輯本質的認識各不相同，但在肯定編輯參與創造媒介的功效上卻殊途同歸，都高度地肯定了編輯參與創造媒介，是媒介發展創新的重要推動力量。編輯參與媒介創造和信息生産傳播，應該是編輯活動“主媒間性”的重要方面。這一方面，更多地體現着編輯主體在媒介生成和信息生産傳播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和自由創造性。
從編輯實踐的具體過程來講，編輯之于媒介的作用性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媒介的内容定位，即選擇什麼樣的信息傳播于衆，編輯審慎負責地、無處不在地行使着策劃、選擇、加工等具體而又繁雜的文化職責。無論是傳統媒介，還是新興的數字媒介，編輯的信息内容生産傳播任務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恰恰相反，越是媒介走向融合，在社交媒體環境中，編輯這種内容生成的創造性作用越是重要。其次，是媒介形态的表現。編輯不僅從内容層面決定媒介的内核，還從形式層面影響内容的表現。也就是以什麼樣的産品形态來更好地、更完美地展示信息内容，并在更大的層面上形成媒介形态。在媒介融合的過程中，很多媒體正在大力倡導信息一次采集、N次加工的生産模式，實際上從編輯學視角來看就是以編輯為中心來實現信息傳播的不同媒介形态轉換。從媒介變遷的角度來看，在融合過程中确實存在着社交化、移動化發展的趨勢。據相關數據顯示，現在中國微信用戶已達7億人，平均每個用戶每天打開微信的次數超過10次，耗費的時間超過3個小時。在社交媒介形态下，信息海量的生産帶來激烈的媒介産品競争。要想在微信平台上使得自己的媒介産品脫穎而出，使得自己公号的粉絲巨量增長，沒有好的産品内容和産品形态是不可能實現的。在産品形态和媒介形态的形成和完善過程中，毫無疑問，編輯功能是尤為重要的。
（二）媒介反作用于編輯活動
雖然不能說編輯創造了媒介，但是說編輯是媒介生成的重要創造主體似乎沒有疑問。問題在于，編輯作用于媒介的同時，是不是還存在着媒介反作用于編輯活動的問題。如果存在，這種反作用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環境下。著名的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在論述媒介時曾經指出，媒介即訊息和媒介是人的延伸。前一個觀點是講媒介對社會變革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後一個觀點是指媒介之于人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個“人的延伸”實際上是包括編輯主體在内的所有媒介使用者。作為媒介創造的參與者，媒介之于編輯活動的反作用關系毫無疑問要遠遠地超出了于一般受衆的影響。
首先，影響着編輯主體的觀念思維。不同的媒介形态有着不同的媒介性質，有着不同的媒介心理傾向。在媒介的生成傳播過程中，編輯既發揮着主觀能動性，又受到不同媒介思維的影響，并必須按照特定媒介形态的思維方式來進行媒介産品編創，從而形成特定媒介形态的編輯思維模式。比如，媒介融合中的互聯網思維就有着不同于傳統媒介的形态表現。喻國明認為，互聯網是一種高維媒介。他說：“互聯網是一種全新的‘高維媒介’，而不是基于傳統媒介範式的新媒介：對于以‘個人’為基本社會傳播單位的賦權與‘激活’是互聯網對于我們這個社會的最大改變。”［4］這裡的“高維”實際上是指互聯網作為媒介載體實現了物理空間上的廣域連接，并在個體信息交互上達到了一種無界傳播的狀态。這一媒介特性，必然決定了互聯網思維的交互性和廣域性。這一媒介特性，必然帶來傳統編輯思維的重構，即編輯主體交互思維和開放思維的确立。在互聯網這一媒介形态下，任何一個信息的傳播都是永無止境的。無數點的聯結，帶來信息傳播的無界疆域。無數點的交互，帶來信息生産傳播的交互。因此，在新媒體環境下的編輯思維是一種開放思維和交互思維。從選題策劃到組稿、加工，再到媒介産品的傳播，任何一個環節的交互性做得越好，就越能引發受衆的廣泛參與，也越能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
其次，媒介反作用于編輯主體的素養構成。編輯主體不僅有思維問題，還有素養知識結構問題。媒介融合和形态轉型，必然帶來編輯主體的思想、知識結構的重構，影響着編輯主體的方方面面。從符号模式的角度來講，媒介融合就是媒介符号模式的融合，從單一的文圖和影像割裂的符号模式，走向文圖音視頻交互全息的多元符号模式。這種全息多元的符号模式，則要求編輯主體的知識素養發生根本性變化，從此前偏重一域的知識構成轉向全面多域的知識構成。
再次，影響着編輯主體的組織形态。編輯主體不僅僅是個體人，也是社會人，更是組織人。專業化媒介的影響力，從根本上來源于組織化、專業化的信息生産，為信息的批量持續生産帶來可能，并在更大的産業系統上建構起媒介市場、産業鍊條和社會效用。然而，不同的媒介形态是有着不同的媒介組織結構的，更是有着不同的編輯組織架構的。從傳統圖書的編輯經營兩重組織結構，到報紙期刊的采編發三重結構，再到電視廣播的采編播發四重結構，媒介組織形态在媒介演化的過程中也不斷地呈現出獨具特色的轉型邏輯。到了媒介融合階段，互聯網成為所有媒介鍊接社會的通路，傳統媒介的互聯網演化，從組織形态上來講就是要從傳統的一重或多重結構，到建構新的以互聯互通為中心而适合融合傳播、多元發布的集成性平台轉變。這一集成平台建構，既是互聯網媒介性質的必然要求，又是融合傳播生産力生成的客觀要求。
二、編輯活動“主媒間性”的作用機制
“間性”概念是為了從更高哲學層面來表述編輯與媒介作用的抽象用語，也是為了揭示編輯參與媒介演化的規律性認識。從邏輯學角度講，提出編輯活動的“主媒間性”概念，就意味認同編輯實踐的本質是與媒介生成演化密切相關的。筆者認為，傳統的編輯本位視角存在着兩個重要缺陷：一是脫離人類傳播的實踐而孤立看待編輯實踐，從而忽略了對編輯實踐是人類整個傳播實踐重要組成部分這一事實的認識。如果我們承認編輯實踐是人類整個傳播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就需要認同編輯是人類社會媒介生成演化的重要主體或力量。因為，畢竟人類整個傳播實踐的發展是以媒介的發展為中心展開的。二是忽略了媒介發展曆史整體性和現實多樣性的認識，而簡單地将編輯與媒介的單一形态相對照，從而造成缺乏對編輯實踐變動性、複雜性的認識。比如，很多早期的編輯概念更多地指向或圖書或報紙等一種媒介形态，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沒有認識到編輯與媒介的交互作用的曆史性和發展性。因此，要是認識編輯本質确需将其放到人類社會傳播的總體曆史過程中把握，以及人類社會媒介的變遷興替的曆史進程中審視。用更加微觀的視角來認識編輯與媒介的作用關系，不難發現編輯與媒介的“間性”作用是内化于編輯實踐的恒定法則，是闡釋已經發生了的和正在發生着的傳播社會關系的變化的重要因由。而這一“間性”作用機制則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借助于受衆的媒介使用實現
編輯和媒介的作用關系，離不開作為受衆的社會關系的存在。而編輯與受衆的關系，更本質的意義在于受衆與媒介的關系，即受衆作為媒介的使用者和消費者的特殊角色存在。編輯參與媒介生成和信息傳播，其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受衆。受衆進行媒介使用和信息消費，往往有着内在規律，即其使用媒介的主要目的是進行信息傳受，而信息傳受存在着三個“度”的問題。
第一，信息傳播的速度，這是由媒介特性決定的。從傳統媒介到電子媒介，人類社會信息傳播的速度實現了質的飛躍；從電子媒介到數字媒介，人類社會信息傳播則實現了即時飛躍。這一發展背後的邏輯就是人類在信息傳播接受的過程中不斷地追求着信息傳播速度的提升，傳播媒介的發展史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信息傳播速度的提升史。
第二，信息傳播的廣度。如何在更廣的範圍，更加海量地進行信息傳受，也是人類信息使用的又一法則。圖書和期刊的傳播方式精髓在于開拓了遠距離和可持續性的信息增值傳受方式；電視廣播傳播方式的特性則是激發了人類視聽觸覺的天然能力，從而開拓了人類信息傳播的另一緯度空間；數字媒介傳播方式的價值則在于真正地實現了人類傳播能力的海量存儲和傳受，并建構起融合人類視聽觸感多種維度的集成性信息表現通路。
第三，信息傳播的高度，或者信息傳播的精準性和專業性。受衆對信息的需求固然有速度和廣度的期望，但更有傳播高度的要求。在海量信息呈幾何級增長的今天，受衆更加明了信息選擇搜索的重要性，以及信息精準和專業的重要性。這也是在互聯網發展之後搜索引擎式的媒介模式出現和社交媒體平台、垂直專業平台紛紛構建的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受衆信息的需求使用還有着其他不可忽略的重要影響因素。比如，以受衆為中心的媒介使用便捷性。這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媒介與受衆的“移動性”。受衆往往是更加青睐便捷、自由和具有“移動性”的媒介。從傳統媒介到互聯網，再從傳統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背後發展的邏輯就是移動互聯網更加自由、便捷，随時随地地互通互聯更加“即興”。媒介與受衆距離的“移動性”好，必然成為受衆媒介接觸的重要考量因素。二是媒介信息傳播的個性化。這同樣是媒介與受衆關系層面的問題，隻不過更加深入媒介信息的内容層面。如何生産與受衆個性興趣價值緊密相連的信息同樣是決定未來媒介發展的重要因素。未來的媒介一定是充分顯示受衆本位的個性化和定制化的媒介。三是媒介使用的舒适度。有學者将之稱為用戶體驗。需要指出的是，用戶是互聯網時代的媒介産品用語。而在互聯網之前的媒介發展，同樣都有着受衆體驗的問題，也就是媒介使用的舒适度。這決定着媒介的生産者要永遠圍繞媒介的信息表現和産品形态進行創新創造，從而生成能夠真正給受衆帶來視覺聽覺觸覺感覺多元統一、充滿新奇審美舒适體驗的産品。作為媒介生産的重要參與者，不得不考慮受衆的媒介使用行為。從媒介生成的微觀過程來講，媒介的孕育形成過程正是編輯以受衆為中心進行信息産品組合、締構和傳播的過程。這也正是編輯與媒介交互作用的重要紐帶之一，也是更深層的媒介發展變化的規律所在。
（二）借力于傳播技術的創新完成
媒介與技術是傳播發展的永恒命題，也是編輯與媒介作用關系的重要紐帶之一。媒介發展離不開媒介技術，尤其是傳播技術的創新。人類每一次媒介形态的轉型，從根本上來講都是媒介技術或傳播技術的革命的結果。陳衛星曾經指出：“人類社會中信息傳播資源的開發是和人類的信息處理的技術能力分不開的。”［5］他認為，人類的信息傳播離不開媒介，更離不開“意義的手段關系”。從口語傳播時代到印刷媒介時代，人類開始逐漸地邁入體外化媒介利用時代，也正是從此時，人類開始步入媒介技術或傳播技術變革的波瀾壯闊進程之中。傳播技術和媒介技術的創新，當然不是編輯的中心任務，但是利用媒介技術創新媒介形态卻是編輯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傳統的編輯理論研究，比較重視編輯與受衆關系、編輯與媒介關系，但是又常常将媒介作為一個靜态的載體。殊不知，即使是同一種類型的媒介在不同時空下的生成過程都是千變萬化的。在編輯參與媒介生成的過程中，就有一個如何重新看待媒介技術的問題。換句話說，媒介技術在什麼樣層面上引發了編輯工作的指向。靳青萬在編輯“五體論”中提出“編輯輔體”的概念，認為各種各樣的技術工具對于編輯工作的完成都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一論述應該說較早關注到了編輯與媒介技術的關系問題，但是沒有從技術視域更好地說明編輯是如何借力技術實現媒介的生産以及媒介的變革的。在媒介創新過程中，媒介技術的主要貢獻在于：
一是不斷地創新信息載體。媒介介質的構成和變化，依賴于傳播技術的變革更替。介質構成從紙質化到電子化再到數字化，離不開信息儲存技術和傳輸通道的不斷更新發展。編輯主體正是在傳播介質的不斷變化中，推動傳播的速度、廣度和深度的多向度發展。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傳播技術的發展并不是随意而為的，而是遵循着一種圍繞信息傳播的速度、廣度、深度的多向度提升的螺旋式上升發展展開的。正如陳衛星所言：“傳播要影響人，涉及如何開發信息傳播媒介的技術特性，以引導受衆分享、認同信息，得到知識，從而成為社會工具和經濟手段。在信息傳播當中，技術的位置是要看它是否滿足大衆的需要和社會的平衡，要看傳播技術的有效性程度對人的注意力産生的影響。”［6］毫無疑問，在媒介技術轉化為媒介生成的過程中，編輯主體發揮的功用正是“如何開發信息傳播媒介的技術特性”這一重要任務。
二是不懈地創新信息的呈現方式。媒介的進化發展是一個永無休止的曆史進程。從一種媒介到一種更高形态的媒介，往往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曆程。然而，一種媒介一旦定型，在這種媒介形态中的不同媒體的生成卻是由一個具體的編輯過程完成的。比如，一個網站的設計、編排和運營，一份期刊的策劃、編輯和營銷，則是以時間為軸線進行批次量生成延續的。在媒體的微觀運行過程中，編輯對于媒介形态的組合構造則離不開特定的編輯技術，這些從根本上來說是圍繞着信息的呈現展開的，就是更好地呈現信息，尤其是在受衆舒适度層面的符号模式組合，具體到不同的媒介形态，就是版、頁、屏的信息組合問題。
三、編輯活動“主媒間性”的特征
作為人類一項與生俱來的文化創構活動，編輯活動有着鮮明的主客體性。如果從媒介和編輯主體的交互作用視角來看，兩者同樣有着複雜而現實的“間性”關系。如前所述，這個交互作用關系是編輯活動的一個重要規律性體現，同時是編輯實踐特征的重要深層内涵。它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是交互性。“間性”概念的本質意義就是交互性，即彼此交相作用，誰都離不開誰。離開任何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都無法存在。與此同時，在彼此依存中，雙方還有着能動的積極作用。任何一方的能動作用，都可能引發另一方的深刻變化發展。大到一次媒介的變革，小到一個媒體的生成，再到一個媒體一個版次的完成，都離不開編輯主體的積極能動作用，尤其是以編輯為中心的包含了作者、受衆等共同參與的符号模式創造、媒介信息傳播。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媒介本身又在媒介特性和媒介的生成機制上影響着作為能動主體的編輯，不僅制約編輯主體的思維、觀念，更影響其行為範式、價值準則。這種編輯主體和媒介客體的交互性作用，從根本上來講，正是編輯實踐發生機制的内在構成，也是編輯實踐形态不斷轉化提升的内在動力。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交互作用是一種主客體作用性，是一種有着無限發展而又時時作用的複雜“場域”作用。無限發展是指編輯實踐發展具有過程性，是無窮無盡，無止無境，無邊無界的。認識編輯實踐，隻能以這種辯證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不能以靜止的相對的視野來審視。時時作用，是指編輯實踐的現實性，是自始至終存在于每一個編輯過程中的，是每時每刻存在于任何一個媒體的生産流程中的。正是由于編輯主體和媒介客體的交互作用，編輯實踐才形成了一個主客體作用關系的“場域”。如同王振铎所言，這個場域正是連接構成編輯主體元素的編者、作者、受衆和客體元素的定本、稿本和文本的作用紐帶。［7］
二是不平衡性。雖然我們承認，編輯主體和媒介客體有着複雜而多變的交互作用，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兩者的交互作用是對等的，換句話說，不僅要認識到這種交互作用的存在，更要去認識這種交互作用的量級區别。因為這種交互作用在不同的媒介發展階段和編輯過程中的表現是不同的，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比如，在一種新媒體的出現階段，由于媒介技術和媒介特性的彰顯，編輯主體更多的是要适應媒介客體的特性，從規律性上認識和把握媒介形态特征，從而不斷地調适自我、适應新态。當一種媒介穩定占據市場之後，在一個媒體的具體生成過程中，毫無疑問編輯主體的主體性作用要更大，不僅決定媒介内容的主題，更決定媒介形式的表現，顯示出更大的能動作用力量。在傳播學研究曆史上，早就有學者認識到這種不平衡性，麥克盧漢曾經提出媒介即訊息。他說：“正是傳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種多樣的物質條件下一再重現——而不是特定的訊息内容，構成了傳播媒介的曆史行為功效。”［8］他所說的正是媒介與信息生成的主體編輯的作用關系問題。麥氏此論的價值，在于他從傳播實踐的曆史中發現了作為編輯客體的媒介的能動性，一反此前被人們所熟知的客體被動論，而發現了作為客體的媒介所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能動作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麥氏發現了媒介，并深刻地指出了媒介的影響，卻沒有更為深入地揭示媒介是什麼，媒介是如何生成的這一更為有意義的傳播理論命題。
三是非對等性。需要指出的是，編輯活動的“主媒間性”是一種主客體交互作用。這就決定了作為主體的編輯和客體的媒介，具有與生俱來的非對等性。盡管我們承認，兩者在交互作用中具有不平衡性。甚至，在某個階段，媒介的反作用要大于編輯主體的能動作用。但是，要指出的是，兩者的作用畢竟是主客體之間的作用。即使是媒介作用的發揮，也仍然離不開其背後主體的推力。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這種“主媒間性”仍然是一種“主體間性”，是主體元素與主體元素的交互作用。因此，在編輯活動的“主媒間性”中，無論是從編輯曆史實踐，還是從現實形态來看，編輯主體的作用都是要大于媒介客體的反作用的，并在更深層次上影響着編輯實踐形态的發展演變。這種非對等性，其實正是回答媒介之所以不斷演變的原因所在，也揭示了在更大的時空中真正決定媒介力量的仍然是編輯主體的力量。
編輯活動的“主媒間性”，是繼“主體間性”和“媒介間性”之後，提出的另外一個編輯活動特征的概念。筆者認為，這三個概念從根本上揭示了編輯實踐活動特征和内在作用機制。“主體間性”根本上是探讨包括作者、讀者和編者在内的編輯實踐主體元素作用關系的抽象認識，揭示的是三個主體元素在編輯實踐過程中的結構關系、作用機制。“媒介間性”主要是探讨不同媒介形态的結構關系和作用機制，是對編輯實踐客體作用關系的理論闡釋。［9］“主媒間性”則是對編輯主體和編輯客體作用關系的哲學體認。筆者以為，從編輯主體、客體以及主客體之間的“間性”闡釋中，能夠更好地把握編輯實踐的規律性。編輯實踐的發展自始至終都是在這種“間性”關系中演變升華的。換言之，涵蓋了這三個層面的“間性”關系才是編輯實踐内在規律的所在，才是編輯實踐形态演變的真正奧秘。毫無疑問，當下媒介融合的進程正在加速，媒介技術的力量凸顯，導緻整個人類信息生産模式和流程都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颠覆性變化。這種變化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疑問，甚至編輯主體到底還将是否存在、編輯功能究竟是什麼等基本問題都紛至沓來。筆者以為，隻要人類存在傳播，就存在媒介，就存在編輯。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媒介形态越往前發展，編輯功能将越加重要，編輯地位将更加凸顯。這已經為社交媒體發展的實踐所證明。在當下社交媒體時代，人們愈發地認識到編輯的信息選擇、加工和優化作用的不可或缺。甚至，在整個自媒體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呈現“編輯中心”化的傾向。姑且不論當下媒介實踐是不是編輯中心化這一問題，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确，那就是在媒介融合環境下的整個編輯實踐過程中，“間性”作用更加凸顯和光彩奪目。編輯主體元素之間，編輯客體對象之間，以及編輯主體和編輯客體之間的交互作用，更加直接和深厚，這才是當下媒介景觀和編輯實踐形态演變的根本所在。
注釋：
［1］王一川.語言烏托邦——20世紀西方語言論美學探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249-250.
［2］托多羅夫.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他.蔣子華，張萍，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259.
［3］王振铎.編輯學理與媒體創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259.
［4］喻國明.互聯網是高維媒介：一種社會傳播構造的全新範式——關于現階段傳媒發展若幹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辨正.編輯學刊，2015（4）：6-12.
［5］陳衛星.傳播的觀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41.
［6］陳衛星.傳播的觀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3.
［7］王振铎，趙運通.編輯學原理論（修訂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65.
［8］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48.
［9］段樂川.論王振铎的編輯學研究及其理論建樹.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142-148.
［本文為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媒介融合視域下編輯理論創新研究”（15CXW012）的階段性成果。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