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晚清民國時期現代出版商務印書館編輯制度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商務”）是近現代中國出版企業的傑出代表，關于它的館史、人物、經營管理、文化及教育貢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而關于其制度的研究則并不多見。一個行業的先進既體現為技術的先進，也體現為制度的先進，而制度是制約包括出版業在内的衆多行業發展的關鍵因素。編輯制度是出版企業的核心制度之一，不同的制度安排會導緻不同的出版格局、書刊品質、經營績效和傳播效果。晚清民國時期商務能夠成功的一個要素就是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制度，包括産權制度、組織制度、編輯制度在内的管理制度等。當代編輯制度的改革與完善既要借鑒國外出版企業的先進經驗，同時數典未敢忘中華，還需要借助中國近現代出版曆史這面“後視鏡”，以更好地把握方向，提升質量，确保兩個效益。這是本文的緣起和目标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出版社、報社、雜志社都有編輯制度，但本文所談的主要是出版社的編輯制度。所謂制度，是指一套用于形塑人們相互關系的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種形式。據此而論，編輯制度的内涵是指一套用于形塑編輯活動參與者相互關系的規則，既有正式的規章，也有不成文的慣例、習俗等。本文暫且隻談正式的編輯制度，非正式編輯制度另文探讨。
那麼，出版機構的編輯制度的外延有哪些呢？研究者們觀點不一。有人認為，編輯制度包括組稿制度、審校制度、編輯的責任制度、期刊質量鑒定和檢查制度、外聯制度、稿件登記處理制度、作者資源的維護制度等［1］。也有人認為，編輯制度應該包括選題論證制度、選題審批制度、審稿制度、發稿制度、成書評審制度等［2］。以上兩種觀點都是以編輯活動（一側重期刊社，一側重出版社）的具體環節和流程為出發點，觀點大同小異。還有人結合編輯部人事管理與編輯流程兩種視角探讨編輯制度，這種觀點認為編輯部的成立、編輯規範的建立和編輯的培訓教育構成了編輯制度的基本内容［3］。本文主要采第三種觀點，編輯制度既包括具體編輯流程規範制度，如組稿、審稿、加工校對等方面的制度，也包括和編輯相關的人事管理制度，如編輯部的設立、編輯培訓制度、編輯福利制度等。這些制度的功能各有側重：（1）編輯部作為具體實施出版行為的部門，其管理制度的完善被認為是保證出版行為規範化的關鍵；（2）編輯作為具體實施出版行為的人員，直接影響出版實踐的成效，因此需要用系統的培訓制度來提高編輯的政治素質和業務水平；（3）編輯規範制度的建立，為編輯行為提供了最基本的行為規範和原則，并影響着具體的編輯行為，進而影響出版物的質量，影響出版機構的品位和品格。
可見，編輯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從編輯職業來說，其存在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健全的編輯制度，如當今實行的職業資格證制度；從出版企業而論，編輯制度攸關企業的經營方向、書刊品格和經營績效；從社會而言，編輯制度折射出彼時彼地的出版文化生态之一斑。
晚清民國時期的商務在編輯制度方面經曆了從草創到逐步完善，再到成為行業表率的過程，下文從編譯所的設立、編輯培訓制度、編輯規範制度等方面梳理其脈絡，總結其經驗，探尋其規律。
一、編譯所：從設立到變革
1.張元濟與20世紀之初編譯所的創立
編輯制度的一個主要内容，是專門的編輯部門的獨立設置。商務成立于1897年，最初隻是一家以印刷業務為主的小作坊，并沒有專門的編輯部門和編輯人員。1902年張元濟加入後，始設編譯所，張元濟及其繼任者在編譯所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張元濟親力親為起草過多項規章制度。商務為什麼要設置獨立的編譯所？這是商務從印務為主轉向出版為主的必然選擇，也得益于當時國外優秀出版企業成功經驗的啟示。
商務的第一任掌舵人夏瑞芳（1871—1914）文化水平雖然不高，但富有開拓進取精神，事業心極強。他不滿足于将商務作為一家印刷作坊來長久經營，小富即安，而是憑着敏銳的商業嗅覺，決定開拓圖書出版市場。當時滬上外商雲集，中國工商界人士以及那些想做洋行生意的年輕人，迫切需要外語作為溝通的媒介，因此興起了一股學習英語的熱潮。夏瑞芳當機立斷将他在教會學校使用過的英文課本Primar翻印出版。該書竟然一炮打響，備受讀者歡迎，成為熱門暢銷書。此後，他又找人翻譯該書，名為《華英初階》，後又推出《華英進階》，這兩種書出版後，同樣受到讀者歡迎，銷量很大。這是商務從單純承接印刷品發展成為經營出版業的開端。受此鼓舞，1901年，夏瑞芳又出高價請人翻譯了十餘種日文書籍，但是這些書出版後乏人問津，成了滞銷品，給企業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夏瑞芳對此感到不解，便把樣書送請張元濟審閱，以明究竟。張元濟認真審查譯稿後發現，譯文與原文十之八九不相吻合，純屬粗制濫造之作，根本不能用。此事對夏瑞芳觸動很大，他意識到“組織書稿，出版圖書不是門外漢所能勝任，必須要由真才實學之士擔任，必須有自己的編譯所和總編輯，他的第一個對象和理想的人選便是張菊生”［4］。這便是商務印書館設置獨立編譯所的由來。
在張元濟任所長期間（1902—1915），編譯所從無到有，在規模上逐漸由弱小到強大，在制度上逐漸由草創到完善。專門的編譯所之成立，必然伴随着編輯的職業化和專業化。起初編譯所職員是既寫又編，編著（譯）合一的。編譯所及其内設部門的确立本質上是現代書業企業的一種制度安排。肇始時的編譯所設有哲學教育部、國文部、英文部、數理化部、博物部，以及東方雜志社、小說月報社、學生雜志社、婦女雜志社、教育雜志社等，框架略備，規模粗具，各自的職責也分工明确。汪家熔說，中國近現代的出版機構“第一個建立編輯部的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和現在的編輯部相比其實還是有一定區别的）。張元濟加盟商務後，很快成立了編譯所。“編譯所的成立使商務在同業中占有絕大優勢。又有高夢旦從事協調，破除文人相輕的陋習，各人發揚專長，又互相切磋，書稿質量自高于同業。商務自此繼印刷後在出版上也站住了腳；同業也紛紛仿效，推動了出版業的進步。”［5］
制度的先進釋放出來的企業“紅利”在這裡是十分明顯的。出版機構内部編輯工作是龍頭，龍頭舞好了，企業整體才能活起來。需要指出的是，汪家熔說商務是第一家建立編輯部的出版機構是否成立還值得讨論，如姚福申就指出：“設立編校機構，商務印書館并不是國内第一家。從前石印書籍盛行的時代，點石齋、同文書局也都設有編校機構，專聘翰林出身的人主持這項工作，一些做實際工作的編輯也都由舉人、秀才出身的文人充任。”［6］
張元濟“棄官從商”，在知識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知名之士受其感召而紛紛加入商務編譯所。張元濟聘請高夢旦擔任國文部主任，經蔡元培推薦招聘杜亞泉為理化數學部主任，任用“海歸”邝富灼（英文十分流利，中文都不太會講）為英文部主任。此外，又邀請蔣維喬、夏曾佑、顔惠慶擔任編輯；并請蔡元培、陳獨秀在館外為特約編輯。這些人都是一時之選，思想進步、才學出衆，他們是商務的第一代編輯，整體素質較高，使得商務增強了應變能力和競争實力。制度與人才的雙重優勢創造了企業的輝煌。
2.王雲五20年代初期對編譯所的改革
高夢旦擔任編譯所長的時間較短。20世紀20年代初期，王雲五繼任時，他首先就是從組織制度入手重構編譯所的。“五四”時期，商務先前的編輯制度優勢和人才優勢，都在某種程度上遇到了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挑戰。張元濟和高夢旦等人是力主進一步改革以順應時代潮流的，但受到了來自“教會派”的高鳳池（時任總經理）等人的阻礙。血氣方剛、豪情萬丈的王雲五被胡适推薦在1921年進入商務以後，準備實施以編譯所為中心的改革，得到了張元濟等元老的大力支持。1922年實施的這一改革，一是擴大編譯所機構并重新設計内部結構，二是大力進用新人。［7］對于初長商務編譯所時期的整頓與改革，王雲五晚年回憶中有較為詳細的叙述。［8］1902年初設編譯所時，科舉制度尚未廢除，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仍占據主導地位，新的知識譜系還沒有真正建立，現在看來那時張元濟對編譯所内部組織的設計與制度安排無疑是先進甚至超前的。但到了20年代，思想文化、學校教育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王雲五對編譯所的擴充和改革就充分體現了新時代的新需求，以期更加符合現代學科分科性質。他按照新學科的學科門類分成各個部門，如中文、英文、史地、數學、理化、經濟等，此外還有詞典和百科全書的四個委員會：英漢詞典委員會、中文詞典委員會、英漢實用詞典委員會和一個不少于31人的龐大的百科全書委員會。至于雜志，每一種都安排在一個雜志社下。
除了組織制度的調整改革，王雲五還提出了6000餘字的《改進編譯所意見書》，内容涉及隊伍建設、内部管理、選題運作等多個方面；以此為基礎，他進一步制訂出關于編輯計劃、人員升遷進退、工作制度、獎勵辦法等細則，逐步付諸實施。其中，就有對包括編輯在内的全體人員實施“按事計值”。他要求，高級行政人員據業績考核，校對員和勤雜人員按工作時間考核。一切編譯、審查、計劃人員的薪金，“一律按照人員資格與事之難易而定”，比如編書每千字定為八元、六元、四元三等，譯書每千字定為五元、四元、三元三等，改稿每千字定為一元半、一元、半元三等。［9］當年的編譯所人員後來對此項改革的評價往往大不相同。但今天我們抛開政治因素和曆史成見來平心靜氣地審視，發現王雲五的這種制度化、規範化、标準化探索的主要作用還是積極的，符合企業發展規律的。事實也證明，通過推行競争機制，這一改革在當時提高了編譯人員的工作效率，從而也大大提升了商務在市場上的競争力。
有了好的制度和機制，人才是出版企業發展的關鍵。王雲五的編譯所改革的另一個重點是進用新人，吐故納新。1924年，編譯所從改革前的160人增加到260人，其中196人是1921年4月以後引進的。有進還有退，此消彼長，這也正是張元濟多年來想做的事。此番新進編輯人員包括朱經農、唐钺、竺可桢、段育華、任鴻隽、周鲠生、楊賢江、鄭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陶孟和、顧颉剛、葉聖陶、陶希聖等，可謂人才濟濟。編譯所各部也主要由這些新人來主持，如美術部由黃賓虹為主任。人崗相宜，重新組合，這種“依據學科門類實行新的知識組合，表明新文化和新知識在商務内部開始生根，而這樣一種知識組合模式既是空前的，也一直影響到後來以至今天的出版業”。［10］
組織及管理制度的變革、新人的引進和重用，帶來的是商務編輯生産力的解放。“王雲五吹箫引鳳，商務新的人才可謂荟萃一堂。到1925年10月的統計，編譯所9個專業部的部長，有7位是新人。這樣的改革會帶來編輯生産力的解放。從出書品種數可以看出生産力變革所帶來的變化。1921年出書230種，1922年出書289種，1923年出書667種，1924年出書540種，1925年出書553種，編輯生産力的解放，就決定了商務在一定時期内的成功，也為王雲五由此向更深層的改革作了必要的鋪墊。”［11］
這期間，與圖書品種同步增加的還有經濟效益，1921年商務的營業額為685.8萬元，到1923年就增加到815萬元，規模效益明顯。
人員大大增加了，規章制度嚴格了，出書快了多了，是不是圖書質量就沒有保證了？對此，1924年7月進入編譯所的董滌塵有過正面評價。他以自己工作的數學部和有關部門為例，說明那時商務員工大多能夠自覺遵守規章制度，工作認真負責，保證了圖書出版的質量。他回憶說：“數學部有本簽到簿，到後簽上個名就可以，毋須注明幾點幾分，實際上亦沒有遲到早退的，而且工作都認真負責。……當時商務出版的教科書，幾乎找不到一個錯别字。從編輯、排版、校對、制版、印刷到裝訂成書，以至出版發行，一整套完整的工序，都是一絲不苟的。”［12］
3.王雲五30年代将編譯所調整為編審部的再變革
從制度設計來看，商務編譯所有一個由草創到完善再到追趕世界先進編輯制度的過程。1902—1915年，商務的主要職能機構為編譯所、印刷所和發行所，三所并立，互不隸屬；1916年，商務高層接受陳叔通的建議，設立總務處以統轄編譯所、印刷所和發行所，此結構直到1921年王雲五任編譯所長時方有所變革。王雲五與前兩任所長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思想色彩明顯更“新”于前兩任，其行事方式更像是企業家而不是學問家或道德家。在1930年12月18日的編譯所重要職員及職工代表會議上，王雲五曾表述他對編譯所的不滿：
本來我們編譯所的組織，在世界各國的出版界中，可說是沒有的。我在外國看了許多大規模的出版家，都沒有像我們編譯所這樣龐大的組織，如美國的麥美倫圖書公司，每年出書的數量雖然不及我們商務印書館多，但都是巨著，英國的麥美倫公司出書又較少，但篇幅都很多。可是他們兩家的編譯員和辦事人有多少呢？說不可怪，美國的麥美倫公司隻有七人，英國的麥美倫公司則隻有五人，而且編輯員與事務員都在内，比諸我們的編譯所有數百人的，真是何啻霄壤！他們人數雖少，但工作效率，以出版的分量來計算一下，卻遠在我們之上。［13］
王雲五是在對歐美出版業進行長達半年的考察後得出上述結論的，他決心追趕歐美出版企業先進的編輯制度，由此他開始對商務編譯所編著（譯）合一的制度結構進行整體改造。改造工程在1932年和1934年取得了兩次突破性進展。1932年“一·二八”國難後，商務遭受嚴重損失，王雲五趁機取消了編譯所，裁掉絕大部分編輯，代替編譯所的是一個以組稿和審稿為主要任務的編審委員會，該會包括編審6人、編輯11人，總人數還不到鼎盛時期的1/10。1934年，編審委員會調整為編審部，該部主要成員有部長、編審員、編譯員、助理編譯員等，人數與編委會時期大體相當，這與當今出版機構的編輯部制度結構已經非常相似了。這是編著（譯）合一到編著（譯）分離、編輯職業相對專業到充分專業化的一個結果，也是當時中高等教育較快發展、館外作者隊伍逐漸壯大、書稿來源明顯增加後的一個合理選擇。隻是這個從編譯所到編審部（編輯部）的曆史變革，因為“一·二八”國難的契機而提前實施了。
經過王雲五的大力改造，商務在制度安排上做到了向當時世界上先進的編輯制度看齊，在國内則成為出版界的表率。據美國出版商協會在當時所做的調查，美國出版社各部門人員所占比例為：編輯15%，設計和生産10%，推銷26%，發行34%，行政管理15%。［14］即使按照當代美國出版業的标準來看，民國時期商務編審部的人員結構都是符合标準的。而我們今天的多數出版社編輯在總人數中占比一般超過15%，這恐怕是多少年來重編輯輕營銷、重出版物内容輕圖書市場的一種延續。
二、編輯培訓和發展制度：從練習生到編輯
對職員進行培訓，既是職員相關技能和知識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員工對企業的持續滿意，主要不是依靠短期激勵，而是來源于企業對員工實施的培訓和發展制度。商務的經營者曆來是重視人才的，他們也盡可能地為編輯提供良好的工作和學習的環境，創造自我提升與發展的舞台。商務老員工陳翰笙認為，商務“注意培養青年編輯。隻要有培養前途，勤奮好學，盡管沒有什麼學曆的人，也盡力培養，通過學習和時間，不斷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15］。王雲五主持商務以後，商務的編輯大部分都具有大學本科學曆，這些人主要是“自我培訓”，公司則為這些人提供包括藏書極豐的東方圖書館在内的學習和研究條件，以利于編輯的成長和長遠發展。商務正式的編輯培訓制度主要是針對有志于成為編輯的練習生。雖然商務的編輯絕大多數是通過考試、熟人引薦等方式進入商務的，但是也有少部分是從練習生崗位上一步步奮鬥成編輯甚至是著名編輯的。
招收練習生作為企業儲備人才，這是民國時期的企業較為通行的一種做法，商務也不例外。據商務老員工鄒尚熊回憶：“我館很早就招收了一批十多歲的少年兒童，教以讀書做人之道，分發各部門見習鍛煉。其中史久芸、韋得卿擔任經、協理。丁英桂成為鑒别和影印古書的專家，周蓮軒是版面和裝幀設計大師，黃警頑成為我館有名的交際博士。”［16］
1935年10月，商務編印《商務印書館人事管理概況》，該書錄有專門的練習生培訓制度。商務培養練習生的制度主要有兩種。
其一，指定業師。商務“對于學生、學徒（即練習生——筆者注）均就其所在習業部分聘定某職員或某工友為其業師，負責訓練或傳授職業，并酌定日期舉行谒師禮。學生、學徒在館學習以三足年為标準，但成績優異或資質較差者由本公司酌量縮短或延長之”［17］。這項制度執行得較好，商務的老編輯趙竹光回憶：“為了培養青少年人才，當時館方規定每個大學畢業生都要帶三個學生。在我的三個學生中，一個是唐錦泉，一個是陳緻通，一個是潘傑生......唐錦泉一直輔助我工作。”［18］這也是商務的練習生通過培訓成為編輯人才的一個佐證。
其二，補習教育。由于商務的練習生大多為小學畢業，初高中肄業程度，學識程度較淺，故而公司規定練習生必須于工作時間外接受補習教育，指定上海中華職業補習學校、滬東職工補習學校、高級商業補習學校、立信會計補習學校等為培訓基地，分批次送練習生入上述學校晨、夜班，補習國文、英文、簿記、會計等科，學費、書費等均由公司擔負，而其補習成績則與工作成績并計考核。
需要指出的是，練習生主要是作為印刷、發行人才來培養的。大部分練習生在培訓期滿後被分配到印刷和發行部門工作，但是也有少數練習生由于具備成為編輯的潛質，最終成為編輯，如胡愈之、丁英桂、唐錦泉等人。
此外，商務還曾招考過暑假編輯，這也是一種編輯培訓制度。1921年，商務登報招考暑假編輯，最終錄取數十人。這些人大多是各大高校的在讀生，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大學的名額尤多；分配給暑假編輯的任務是翻譯《少年百科全書》。暑假過後，這些“編輯”重回學校去。“這也是王雲五接手編譯所初期的措施之一，他認為出版家向各大學發生聯系，擴大影響，既可羅緻編譯人員，又可推銷出版物”［19］。商務的老編輯唐鳴時就是通過在商務做暑假編輯，從而培養了對編輯工作的興趣、提高了業務水平，最終在大學畢業後正式成為商務編譯所的一員。
商務一向重視書刊的宣傳推廣工作，注重對相關人員（類似今天的營銷編輯）的選用和培養。1919年起進入商務并長期從事宣傳推廣工作的戴景素回憶說：“由于宣傳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培訓範圍較廣，門目較多，要求工作人員廣泛接觸到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管理各門的知識和實踐，給予不同方式的實習機會，使他們了解全館業務的概況。為使他們對國内相關市場的動态以至國外宣傳技術的發展也有一些粗略的了解，推廣科備有全國各地的報紙，并收存中外宣傳、設計、繪畫參考書刊多種……在科内經過培訓鍛煉的技術人員中亦不乏知名人士，如我國動畫影片界的元老萬籁鳴，創用書法、金石、圖案三結合的畫家都冰如，均曾有作宣傳畫、廣告插圖、裝飾标志的多年工齡。”“‘商務’的工會亦重視對職工的培養，曾就東方圖書館餘屋開辦夜校，設有圖畫班，我和久任出版部繪圖工作的朱劍安就是同班同學。從夜校學到的一些技能，多少有助于廣告稿本的設計和布局。”［20］這些宣傳推廣人員其實也是廣義上的編輯，可見商務對員工包括編輯的培訓确實具有全面性、制度化的特點。
應該承認，商務的員工發展制度尚未建立健全，而編輯培訓制度也還隻是較粗淺的層次。嚴格意義的培訓制度，是對培訓資源供給、培訓計劃制訂與執行、培訓效果評價的系列規範化要求。商務離這個要求還有明顯差距，但在那個時期算是比較領先的。（未完待續）
注釋：
［1］鄧國英.健全編輯制度幾個問題的探讨.國外建材科技，1994（3）：70.
［2］卞葆.論編輯制度的虛化及糾正.出版發行研究，2001（7）：33-34.
［3］王秀濤.當代編輯制度的建立.揚子江評論，2012（6）：14.
［4］朱蔚伯.商務印書館是怎樣創辦起來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化史料：第二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145.
［5］汪家熔.商務印書館之最——略舉其對文化的貢獻//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一百年（1897—1997）.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290.
［6］姚福申.中國編輯史（修訂本）.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278-279.
［7］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4.
［8］王雲五.初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與初步整頓計劃//宋原放主編，陳江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一卷下）.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194-199.
［9］郭太風.王雲五評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88.
［10］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5.
［11］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7.
［12］董滌塵.我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266.
［13］王壽南.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第一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134.
［14］李苓.世界書業概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144.
［15］陳翰笙.商務印書館與我同齡//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897—1987）.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368.
［16］鄒尚熊.我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20.
［17］汪耀華.民國書業經營規章.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193.
［18］趙竹光.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897—1987）.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371.
［19］唐鳴時.我在商務編譯所的七年//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277-278.
［20］戴景素.商務印書館前期的推廣和宣傳.出版史料，1997（4）：102-103.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華中師大2015年度專項資金項目“中國近代出版企業制度研究”（項目編号CCNU15A06143）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