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哈佛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校長社長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世界上的大學出版社數量不少，但是關于某一家大學出版社曆史的專書則為數不多，而《哈佛大學出版社史》［1］是其中寫得比較好的一本。該書作者馬克斯·豪爾（MaxHall）于1960—1973年曾任哈佛大學出版社社會科學編輯，其内部人的視角自然看到不少外人難以觀察到的細節。此書出版于1986年，而哈佛大學出版社正式創建于1913年，哈佛出版和印刷的曆史則要追溯到1638年。
略顯遺憾的一點是，此書的叙述截至1972年，即此書出版時時任社長羅森塔爾（ArthurJ.Rosenthal）就任的那一年，這也體現了作者的曆史态度。但是，此書讨論的問題則較少有時代的限制，對于一般的大學出版社乃至學術出版社的發展都有啟示意義。因此，筆者爬梳原作，拟從此書的曆史叙述中總結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經驗，與同業交流。
一、大學管理層的支持力度決定着大學出版社創建和發展的基調
哈佛大學的洛威爾校長（1909—1933年在任）是大學出版社的堅決支持者，他也跻身哈佛大學出版社之父行列。在1911—1912年的年度報告中，他說：一所大學如果沒有出版其學者著作的出版社，就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在洛威爾的計劃中，一筆大額捐贈是出版社創建的必要條件，但是他接下來同意了由大學先行借款在1913年就創建，使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問世提早了若幹年。為了讓哈佛出版打響頭炮，他還以身作則，将自己的《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政府》等六本著作都交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19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深陷财務危機之時，洛威爾校長依然力挺出版社，提出：“我們在圖書館上花了很多錢，而在出版社上花更多的錢也是明智的。”［2］這與他原有的立場相比實際上前進了一大步。
而洛威爾的繼任者柯南特的态度則猶疑得多，他那長達700頁的自傳對哈佛大學出版社竟然隻字未提。雖然柯南特校長在1938年，即哈佛大學出版社成立25周年之際，還對其未來充滿信心，對杜馬斯·馬龍社長的“學術+”政策（scholarshipplus）也頗為欣賞。但是，到了20世紀40年代，他竟然認為：出版并非大學使命的一部分，哈佛大學完全可以沒有出版社。他甚至把出版社視為負擔，還一度尋求跟商業出版社合作來出版哈佛的著作。幸好，利特爾·布朗出版公司拒絕了柯南特的提議。［3］可怕的是，柯南特統治哈佛長達20年（1933—1953年在任）。二、大學管理層的态度取決于大學出版社對自身與母體大學關系的定位
關于大學出版社使命的經典表述，來源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第一任校長丹尼爾·基爾曼（1878年）：“大學最崇高的使命之一，就是推進知識研究，并向遠方廣大的人群，而不僅僅是向可以每天來上課的學生，傳播這些知識。”［4］1911年5月3日，《哈佛校友評論》也在社論中呼籲立刻創辦哈佛大學出版社，指出哈佛出版的學術著作不僅會提高大學的聲譽，而且會使人類知識的總和有所增加，對世界各地的學者都有難以估量的價值。［5］
194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再次陷入危機之時，拉爾夫·巴頓·佩裡［6］提交的報告《大學應不應該辦出版社》，是大學出版社曆史上的經典宣言，不但是對大學出版社存在理由的明确闡述，而且是對大學出版社價值的洞見和宣示。大學為什麼要辦自己的出版社，歸根結底是能夠充分發揮大學的研究成果這一得天獨厚的出版資源的功用。1947年1月，哈佛大學出版社第五任社長托馬斯·詹姆斯·威爾遜在就任（1947—1967年在任）之前，曾緻信柯南特校長說：“運行良好且高效的哈佛大學出版社，絕不僅僅是一個‘服務’機構，而是可以成為您的大學裡的一個真正創新的部門。”［7］
這一理念終于逐漸得到大學管理層的認可。威爾遜就任4年之後，柯南特校長終于徹底轉變了觀念，承認：“出版社與大學的其他部門同等重要。就我本人而言，對大學出版社的邏輯地位和作用的任何質疑，都過去了。”直到威爾遜時代，哈佛大學出版社才真正被母體大學所接受，比其他很多大學出版社都晚了很多，這也體現了大學出版社的曲折命運。
總體上的感覺，學術和商業的關系是大學出版社的永恒主題。普遍來看，哈佛等美國的大學出版社對學術的堅守非常堅定，而在商業上則有時陷入困境。中國的大學出版社，則較少學術的束縛，學術書要出、也在出，但是不必隻出學術書，對此沒有太大心理負擔，從而在商業的征途上始終闊步前進。
三、大學出版社要基于學術，更要超越學術，架起學術與大衆之間的橋梁
在第三任社長杜馬斯·馬龍治下的8年（1935—1943年），雖然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二戰”）時期海外市場收入銳減，以及新書品種下滑（從每年95種到61種）的影響，但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銷售總額翻了一番，原因就是他的“學術+”政策。
馬龍認為，大學出版社的存在目的，并不僅是将一個學者的研究成果傳遞給另一個學者，而是成為整個學術界和學術外世界的橋梁。學術出版社如果淹沒在博士論文和次要專著中，就無法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更加精于書稿的選擇。大學出版社應該着重出版重要的學術作品，即使其市場預期相對并不那麼好。就這些重要的學術著作而言，出版社要鼓勵作者嘗試将重要的發現和理念闡釋和呈現給更大範圍的讀者。這不是貶損學術，而是優化學術成果的闡釋和呈現效果［8］。
在“學術+”政策的引領下，哈佛出版了許多影響力很大的圖書，其中兩部圖書獲得普利策獎（1938年路德·莫特著《美國雜志史》，以及1940年馬克斯·裡·漢森著《大西洋移民》），多種圖書銷量超過10萬冊。直至馬龍卸任多年之後，人們愈加珍視這些圖書的持久價值。與商業出版社不同，大學出版社不可能在出書一年之内就能判定一書銷量之好壞，而是往往在幾十年後還享受着這些學術常銷書的收益。如，1936年出版的《存在巨鍊》（哲學家洛夫喬伊著），在48年之後的1984年，其年銷售量依然超過10萬冊。
在繼續出版純文學作品的同時，哈佛出版的商業、法律、哲學、建築類圖書獲得了更多的關注，也取得了更大的銷量。特别是商業圖書，比如新澤西貝爾電話公司總經理切斯特·巴納德［9］的《經理的職能》于1938年出版，首印1500冊，提出管理者的職能不是管理一群人，而是提供溝通的系統、提升服務的意願，以及建構和定義目标。該書20世紀30年代，年銷500冊以下，40年代年銷870冊，50年代年銷1800冊，60年代年銷3000冊，70年代年銷4500冊，截至1984年共銷售11.5萬冊（如圖1）。圖1《經理的職能》年銷量增長示意圖四、良好的财務狀況是大學出版社得以存續的底線
縱觀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發展曆程，其财務狀況是校長和大學管理層關注的重點，影響着他們對出版社前途命運的最終決策。總結起來，财務的危機往往給出版社帶來生死存亡的危機，而不論出版社和學術界如何呼籲，大學其實從未準備在出版方面予以恰當的投入。
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創建得益于哈佛著名校友、前國務卿培根的經濟擔保。或者說，兩個錯誤導緻了哈佛出版的提前到來：一是培根對成本的錯誤計算，二是衆人對培根的錯誤或過度的理解。因此，在首任社長C.C.萊茵時代（1913—1919年）末期，哈佛大學出版社首次陷入嚴重的财務危機。1919年7月，出版社欠大學的債務累計達到5.8萬美元。當時，出版社理事會隻能接受作者或其他機構承擔成本的稿件，此外一律不予接受，因而嚴重妨礙了正常的出版活動。［10］
第二任社長哈羅德·默多克（1920—1934年在任）則采取三大措施，穩定了出版社的财務狀況，即提高大學印制工價，對外承印，以及用印制利潤補貼出版虧損。［11］然而，此舉并非一勞永逸。在默多克時代末期，引起新任校長柯南特不滿的重要導火索，就是出版社理事會對捐贈和大學投入的反複強調。
将哈佛圖書帶給空前廣泛讀者的第三任社長馬龍，以其離任之後的六卷本巨著《傑佛遜和他的時代》而著名，則對印制業務毫無興趣，認為空耗其時間和精力。出版社理事會在1942年竟然天真地将出版社定位為像圖書館那樣的“負預算”部門。這加劇了柯南特校長及其團隊對出版社是否應當存續的質疑。［12］
第四任社長羅傑·D.斯凱夫治下的4年，年年盈利，大學對出版社的利潤非常欣喜。哈佛大學出版社直到威爾遜社長時代才進入一個擴張的年代，員工數量從40人增加到115人；年出新書從68種增加到144種，翻了一番多；年銷售收入從44.3萬美元增長到300萬美元。［13］
第六任社長馬克·卡羅爾系威爾遜力薦，從威爾遜時代繼承了龐大的出版計劃，出書品種雖然增多了，而且出版了羅爾斯的《正義論》（銷量超過10萬冊）、愛德華·威爾遜的《動物社會》等暢銷好書，但是出版成果與财務業績并不能完全吻合。卡羅爾時代較威爾遜時代增加了30名員工，再加上品種增多導緻的成本增加，使出版社的經濟效益連續四年出現虧損。對卡羅爾來說更緻命的是他的财務預算與實際表現相差太大，雖然當時哈佛大學出版社遇到的問題在大學出版社中普遍存在，還是使蒲賽校長、博克校長、豪爾副校長及理事會對他認清并改善虧損的能力喪失了信心，哈佛大學出版社再次進入危機和重組的時期。當然，日益發展壯大的哈佛大學出版社此時已在文化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任社長的去留已經不會引發人們對出版社能否存續的擔心了。［14］
五、大學出版社的發展一定要善于抓住時代機遇
威爾遜時代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獲得大發展的時期。究其原因，是他抓住了時代提供的若幹機遇。例如，在“二戰”結束後科學大發展的時代，威爾遜果斷地設立了科學編輯職位，一改大學出版社曆來擅長人文社科、拙于自然科學的面貌。此外，1948—1968年，“二戰”後修讀學位學分的學生從240萬人增加到690萬人；大學圖書館經費從4400萬元增長到5億元，增長10倍有餘。哈佛出版的适合學生和圖書館使用的圖書，從“二戰”後高等教育大發展中獲益良多。［15］
當然，哈佛大學出版社曆史上也有過錯失良機的教訓。美國的平裝本革命在威爾遜主掌哈佛大學出版社之前就早已到來，當時學術出版社未曾染指。平裝本之所以比精裝本便宜，不但因為封面軟硬之别，更在于印數大、版稅率低，而且精裝本已經支付了組稿、發布、廣告、編輯、排版等固定成本。原來隻在報攤和香煙店售賣的平裝本，不但逐漸出現在書店，而且很快占據了大學課程的閱讀書目和大學書店。哈佛大學出版社以往很長時期的政策，就是對自己出版平裝本說不，隻以授權的形式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其平裝本圖書。直到1971年，即威爾遜卸任4年之後，真正的“哈佛平裝本”才面世，比大多數大學出版社晚了10~15年。威爾遜的決策一方面源于對大學出版社平裝本銷售能力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來自他對大學出版社職能的堅守或曰固執。他認為，大學出版社要盡可能多地出版能夠增加知識的原創作品，涉足平裝本會分散精力。［16］
六、捐贈是大學出版社發展過程中的意外之喜，但是需要持續尋求
早在創建之前，哈佛出版之父們就在積極地尋求獲得一筆大額捐贈，但是它在這方面的運氣并不太好。約翰·D.洛克菲勒于1902年向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捐贈了辦公大樓，查爾斯·斯克裡布納于1911年向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捐贈了辦公大樓。但是，直到今天，像很多大學出版社一樣，哈佛大學出版社都沒有一幢專門為出版而設計的辦公建築。後來，福特基金會共向35家大學出版社捐贈了272.5萬美元，此次哈佛大學出版社在1957年開始的7年間幸而從中分得一杯羹，獲贈29萬美元。20世紀70年代，梅隆基金會向大學出版社捐贈的項目中，哈佛大學出版社獲贈25萬美元。1984年，毛瑞斯·史密斯的遺孀向哈佛大學出版社捐贈了34.4萬美元。
但是，另有兩筆捐贈對哈佛大學出版社産生了更加重要的影響，不但給予它巨大的經濟支持，而且極大地提升了它的學術聲譽。其一是“婁布古典叢書”（LoebClassicalLibrary）。詹姆斯·婁布是一個漫不經心的投資家，卻是一個全心投入的文學、音樂和藝術的愛好者，他最愉快的記憶就是自己的哈佛歲月，于是早早地從父親的公司退了休。1903年前後，婁布就構想了一個類似牛津、劍橋性質的哈佛出版社方案。1910年，哈佛大學出版社醞釀成立的時候，就曾向婁布尋求捐贈。當時，婁布給洛威爾校長回信說，作為替代方案，“婁布古典叢書”已經開始運作了，所以他沒有對哈佛出版社施以捐贈。
“婁布古典叢書”是學術界影響極大的希臘文-英文或拉丁文-英文對照的大型古典文獻叢書。1933年，婁布将叢書遺贈給母校哈佛，使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可供書目一下子增加了300種（相當于該社當時4年的出版總量），同時注資30萬美元設立“婁布古典叢書基金”。為了确保該叢書每一種都不脫銷，出版社努力向圖書館成套推銷。在1936年4月30日截止的财年，“婁布古典叢書”的銷售收入占到了出版社總收入的1/4。盡管婁布在遺囑裡提到了“大約375卷”的目标，但實際上到20世紀80年代已經達到470卷，并且還在增加。［17］
其二是“貝爾納普出版社”（BelknapPress）。貝爾納普出版社是哈佛大學出版社按照小瓦爾登·菲尼克斯·貝爾納普和他母親的意願設立的子品牌。在貝爾納普的設想中，貝爾納普之于哈佛，如同克拉倫登之于牛津，隻出版那些具有持久重要性、學術水準極高、印制非常精美的圖書，而不必在乎其是否盈利。貝爾納普在1949年去世時，将貝爾納普基金的5/6都按照相應時間遺贈給了哈佛，在其母蕾·哈金斯·貝爾納普的努力下，貝爾納普出版項目于1951年提前啟動。《哈佛美國曆史指南》《亞當斯檔案》和“約翰·哈佛叢書”都得以在此項目框架下成功出版。
貝爾納普母子都沒有意識到其德克薩斯不動産巨大的升值空間，到1982年，貝爾納普基金已經升值到400萬美元以上。在威爾遜時代末期，貝爾納普基金每年向出版社投入22.5萬美元。此外，貝爾納普系列圖書的年銷售收入超過40萬美元，大大超過出版社銷售總額的1/10。［18］
讀罷《哈佛大學出版社史》，可知哈佛出版曆程十分曲折，其品牌的創立更是曆經風雨。哈佛大學出版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對我國大學出版事業的未來發展頗具啟示價值。我們相信，大學出版社隻要明确學術出版的使命定位、維護與母體大學的良好關系，同時優化學術成果的闡釋與呈現方式、維持良好的财務狀況，抓住時代的機遇，就一定能夠取得新的更大的發展。
注釋：
［1］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
［2］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41.
［3］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93-94.
［4］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0.
［5］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7.
［6］RalphBartonPerry，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哈佛大學出版社理事會成員，曾因所撰《威廉·詹姆斯傳記》獲普利策獎。
［7］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22.
［8］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68.
［9］此後，ChesterI.Barnard曾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席等職。
［10］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39.
［11］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43.
［12］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95.
［13］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25.
［14］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76-177.
［15］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28-129.
［16］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60-165.
［17］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63-64.
［18］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39-144.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