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清代皇家園林典籍整理出版活動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有清一代，大内武英殿修書處刊刻的典籍，以上乘的質量，被譽之為“殿本”。故而，研究清代出版史事之人，多就武英殿修書處相關問題立論，尤其是《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更屬學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殊不知，位于北京城西北郊的皇家園林——“三山五園”中，同樣有着衆多的修書與藏書機構，如暢春園的蒙養齋、熙春園的集成館和圓明園的文源閣等。在清宮出版名錄中有着“雙璧”美譽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即與之有着密切的聯系。
然而，以往學界對“三山五園”中修書活動的關注，顯得有些淡薄。首先，關于“古今圖書集成館”館址的問題，多年以來聚訟紛纭，莫衷一是。而清華大學的苗日新堅持“二重證據法”的治史理念，在《熙春園·清華園考——清華園三百年記憶》［1］一書中指出“集成館”館址即在熙春園的西半區。其次，關于圓明園内文源閣作為《四庫全書》藏書樓的問題，學界大都重點關注《四庫全書》的整體研究，往往忽略文源閣藏書樓豐富的曆史文化内涵。這一傾向在圓明園管理處所編的《圓明園百景圖志［2］一書中得到一定的糾正。此外，關于暢春園内蒙養齋作為《律曆淵源》修書處的問題，筆者僅見張寶章的《暢春園記盛》一［3］和黃彥震、韓琦的文章［4］中有所讨論。這與其在明清之際“西學東漸”曆史大潮中的價值和意義極不相稱。有鑒于此，筆者拟對暢春園蒙養齋、熙春園集成館和圓明園文源閣相關的修書與藏書活動做一整體的梳理和把握，借以闡釋清代皇家園林中典籍整理與出版活動背後豐富的曆史文化内涵。
一、從紫禁城武英殿到暢春園蒙養齋
武英殿，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隅，是一組由前殿武英殿、後殿敬思殿、東配殿凝道殿、西配殿煥章殿及恒壽齋、浴德堂等建築物組成的建築群。自康熙年間起，随着“武英殿修書處”的創設，此地成為清代内府刻書的主管機構，所刻典籍史稱“殿本”。
據陶湘《清代殿版書目》載，自順治朝至宣統朝，武英殿修書處共刻書520種，52935卷。刻書最多的是乾隆朝（308種，14960卷），其種數占十朝的59.2%，卷數占十朝的28.3%；其次為雍正朝（72種，占十朝的13.8%；12022卷，占十朝的22.7%）和康熙朝（56種，占十朝的10.7%；5596卷，占十朝的10.6%）。康、雍、乾三朝合計，種數占十朝的83.7%，卷數占十朝的61.6%［5］由此可見，随着康乾盛世的來臨，以武英殿修書處為代表的宮廷出版事業亦達到巅峰。
若論武英殿版内府刻書的精品，首推乾隆年間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禦制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詩序”中，乾隆帝曾詳細闡述“武英殿聚珍版”誕生的來龍去脈：
校輯《永樂大典》内之散簡零編，并搜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為《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為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曆中，有畢昇為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台紀聞》則雲毗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粗，熔鉛質軟，俱不及锓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雠之精，今更有勝于古。所雲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6］
在制作《四庫全書》書版之際，乾隆帝以工作量大而“付雕非易”，否決雕版印刷方案。有鑒于此，管理武英殿修書處事務的金簡，奏請以一份棗木活字套版代替雕版，“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簡且捷”。乾隆帝欣而允之，并為這套木活字版定名“聚珍”。“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足本138部（内有4部為此前的雕版）由此問世。其衍生品《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更是成為記載中國活字印刷的重要文獻。
尤為重要的是，清廷修書機構絕非武英殿修書處一處。據楊玉良考證，自順治至乾隆的一百多年間，清廷所設書館就有三十多處。若以常開、例開、特開分類，常開之館有武英殿修書處、國史館與方略館；例開之館有實錄館、聖訓館、玉牒館等；特開之館有圖書集成館和四庫全書館等。［7］待到京城西北郊的“三山五園”皇家園林體系逐漸成形以後，離宮禦苑中的皇家修書機構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其中，康熙年間的暢春園蒙養齋，堪稱清代皇家園林中較早的修書機構。
康、雍、乾三帝，皆屬文治武功的集大成者。但論對西學之傾心及其西學之造詣，無人能出康熙皇帝之右。他被後世譽為“最早懂得向西方資本主義先進知識學習的開明君主”［8］。至于其重視西學的緣故，《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于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9］
所謂“今凡入算之法，累輯成書”說明，康熙帝不僅“自憤而學焉”，而且積極從事算學典籍的編纂工作。其代表作首推成書于康熙末年的《律曆淵源》。而這部以西學為主體的科學典籍，正是成書于京城西北郊的暢春園。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二日（1713年7月23日），康熙帝命和碩誠親王胤祉：“律呂算法諸書，應行修輯。今将朕所制律呂算法之書發下，爾率領庶吉士何國宗等，即于行宮内立館修輯。”［10］立館修輯律呂算法諸書，由此拉開帷幕。九月二十日（11月7日），康熙帝再谕總理修輯事務的誠親王胤祉：“修輯律呂算法諸書，著于蒙養齋立館，并考定壇廟宮殿樂器。舉人照海等四十五人，系學習算法之人。爾等再加考試，其學習優者，令其于修書處行走。”［11］由此，幾項重要的原則确定：首先，将修書場地定于暢春園内蒙養齋。其次，總理修輯事務者，仍為皇三子胤祉。最後，關于館員人選問題，定為在舉人照海等四十五人中考選。接着，又有何國宗、梅瑴成、陳厚耀［12］、王蘭生、方苞、胡煦、明安圖等一批專門人才入館修書。［13］
正是在康熙帝的親自指導和皇三子的主持下，律呂算法諸書的修輯工作進展相當順利。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714年12月23日），誠親王胤祉等以《律呂正義》進呈。接着，康熙六十年（1721年），《數理精蘊》輯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曆象考成》輯成。随後，康熙帝下旨：“律呂、曆法、算法三書，著共為一部，名曰《律曆淵源》。”［14］其中，《律呂正義》五卷，分為三編：上編《正律審音》兩卷，下編《和聲定樂》兩卷，續編《均協度曲》一卷，是一部有關樂器、樂理的專著。《數理精蘊》五十三卷，分為三部分：上編《立綱明體》五卷，下編《分條緻用》四十卷，附表八卷，是一部數學百科全書，被《四庫全書總目》譽為“通貫中西之異同，而辨定古今之長短”［15］。《曆象考成》四十二卷，亦分三部分：上編《揆天察紀》十六卷，下編《明時正度》十卷，附表十六卷，是一部有關天文、地理的專著，被《四庫全書總目》譽為“集中西之大同，建天地而不悖，精微廣大，殊非管蠡之見所能測”。［16］
康雍之際，随着清廷與羅馬天主教廷的矛盾激化，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文化交流趨于沉湮。迨至雍乾以後，西學難有立錐之地。正因如此，從暢春園蒙養齋走出的以《律曆淵源》為代表的一批西學典籍，可謂彌足珍貴。
二、熙春園裡的“古今圖書集成”館
成書于清康雍之際的《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古代現存最大的一部類書。雍正帝曾以“貫穿今古，彙合經史”［17］譽之。乾隆帝亦以“書城巨觀，人間罕觏”［18］許之。其影響更是及于海外，被西方學者稱為“康熙百科全書”。英國人李約瑟即言：“我們經常查閱的最大的百科全書是《古今圖書集成》。”［19］而這部聞名遐迩的巨著，正是成書于圓明五園之一的熙春園（盛時圓明園包括圓明園、長春園、熙春園、绮春園、春熙院）［20］
。熙春園與《古今圖書集成》的淵源，須從熙春園第一任主人——康熙帝三子誠親王胤祉（1677—1732年）及其業師陳夢雷說起。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位于京城西北郊的皇家園林——暢春園建成。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允準胤祉等七位年長皇子在暢春園“北新花園迤東空地”建園。胤祉即在“水磨閘東南明珠子奎芳家鄰接空地”（即今清華園一帶）建園。［21］十一月二十日（12月13日），“皇三子多羅貝勒胤祉恭請上幸花園進宴”［22］，暗示着胤祉花園當年即已建成。五十二年三月十三日（1713年4月7日），即康熙帝六十壽誕之前五日，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等十三人，率皇孫弘昇等二十六人，在胤祉花園為康熙帝預祝遐齡，稱觞獻壽。［23］值此前後，康熙帝為胤祉花園禦題名曰“熙春園”。迨至雍正八年（1730年）以前，胤祉長期居于此園。
陳夢雷（1650—1741年），字則震，号省齋，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編修。十九年（1680年），以在三藩之亂中“從逆”［24］入獄，尋論斬。二十一年（1682年），免死，流于奉天府尚陽堡。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東巡盛京，陳夢雷獻詩稱頌，帝施恩，夢雷遂得返京，奉命為皇三子胤祉授讀。懷着“思捐頂踵，圖報萬一”之心的陳夢雷，向胤祉提出了欲以己之長，“掇拾簡編，以類相從，仰備顧問”［25］的想法。對此，胤祉欣然允諾，他除将自己的協一堂所藏鴻編盡數獻出外，并對編纂體例提出一己之見：“《三通》、《衍義》等書，詳于政典，未及蟲魚草木之微；《類函》、《禦覽》諸家，但資詞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貫，上下古今，類列部分，有綱有紀，勒成一書，庶足大光聖朝文治。”［26］
于是，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起，陳夢雷綜合家藏諸書與協一堂藏書共一萬五千餘卷，“目營手檢，無間晨夕”，至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間，全書初稿終于告成。其後，又寒來暑往，幾易其稿［27］。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得呈禦覽。康熙帝不僅禦賜書名《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而且禦命開設“古今圖書集成館”，館址即設于熙春園西半區。關于集成館的人員設置，經青年學者項旋考證：其時，以胤祉為監修，總理日常事務；以陳夢雷、顧承烈為正、副總裁，主管編纂事宜；此外尚有“領袖纂修”（如：金門诏）等職銜設置。其他如分纂、校對、謄錄等人員，常年額設在編人員為八十人。［28］
此書内容宏富，巨細靡遺。依陳氏之言：“凡在六合之内，巨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隻删一二。以百篇為一卷，可得三千六百餘卷，若以古人卷帙較之，可得萬餘卷。”［29］對于全書的影響，陳夢雷有着高度的自信：“較之前代《太平禦覽》、《冊府元龜》，廣大精詳何止十倍。從此頒發四方，文治昭垂萬世。王爺鴻名卓越，過于東平、河間。而草茅愚賤，效一日犬馬之勞，亦得分光不朽矣！”［30］
其間，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曾賜陳夢雷聯曰：“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陳遂自号“松鶴老人”，并以“松鶴山房”命其在胤祉熙春園東北隅的住處——一座上下三間的二層小樓。正是在“松鶴山房”［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的十三年間，陳居于此］，陳夢雷最終完成《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工作。
時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古今圖書集成》的編印工作已接近尾聲：全書“共一萬卷，已刷過九千六百二十一卷，未刷者三百七十九卷”［31］，這意味着全書的96.21%已印刷完成。然而，随着康熙帝的病逝，政局陡變。十二月十二日（1723年1月18日），繼位未滿一個月的雍正帝降旨：“陳夢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将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32］所謂“招搖無忌，不法甚多”，隻是新帝欲翦除胤祉手足的“欲加之罪”。未幾，康熙朝集成館亦遭到改組。監修由胤祉改為康熙帝十六子胤禮；正、副總裁亦由陳、顧二人改為禮部侍郎蔣廷錫和内閣侍講陳邦彥；原集成館前後共有十六人遭到清洗。
如前所述，蔣廷錫、陳邦彥二人主持集成館務之前，全書完成已逾九成。就連蔣氏所謂“改印”之舉，亦遭雍正帝婉拒：“改印者不必，恐有後論。将已成好之書改壞大有所關，如必有不可處，亦當聲聞于衆而行。”［33］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間，《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告竣。雍正帝在“序”中一面抑前朝之績：“任事之臣，弗克祇承。既多訛謬，每有阙遺。經曆歲時，久而未就”；一面揚本朝之功：“朕紹登大寶，思繼先志，特命尚書蔣廷錫等董司其事，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窮朝夕之力，閱三載之勤。凡厘定三千餘卷，增删數十萬言。圖繪精審，考定詳悉。”［34］其奉敕編纂者，更是隻見“蔣廷錫”，不見“陳夢雷”。
曆經康、雍兩套班子，耗時二十四番寒暑，終成《古今圖書集成》的蔚然大觀。這部巨著，一改此前類書的兩級分類法（“部—類”或“部—門”），而用更加詳備的三級分類法（即“彙編—典—部”）。全書共分：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每部再根據内容分為彙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等篇。綜計之，全書共有一萬零四十卷。（見表1）
如此鴻篇巨制，能達綱舉目張之效，端在編纂者陳夢雷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導思想——“天地人”三才思想。正如陳氏所言：“法象莫大乎天地，故彙編首曆象而繼方輿。乾坤定而成位其間者，人也，故明倫次之。三才既立，庶類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參贊，則聖功王道以出，次理學、經濟，而是書備焉。”［35］基于此，陳氏先定曆象、方輿、明倫三彙編，次定博物、理學、經濟三彙編。進而言之，各個彙編内部，又有主次之序。在曆象、方輿二彙編中，陳氏将自然事務列于前，将人類事務置于後。在明倫彙編中，則呈現出“皇—官—家”的等級秩序。而在博物、理學、經濟三彙編中，則體現出“以人為本”的思想路徑，将與人類事務相關的内容置于最前。誠如王昑所言：“陳夢雷的天地在先、人為萬物之靈的思想，具有我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和樸素辯證法的思想特點，對世界的看法是比較正确的，由此而形成的編輯思想也是比較先進的。”［36］
對于《古今圖書集成》的誕生地——熙春園，苗日新有着頗高的評價：“《禦制律曆淵源》和《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是用同一副銅活字、同一時間在古今圖書集成館刷印裝訂而成。熙春園集成館是康雍朝最大刻印中心，它與暢春園蒙養齋構成西學東漸的發源地和當時的文化中心。”［37］
三、圓明園文源閣庋藏《四庫全書》
康乾盛世，是國學整理的黃金時代。尤其是康雍之際的《古今圖書集成》與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一為類書，一為叢書，堪稱國學整理的“雙璧”。與《古今圖書集成》相類，《四庫全書》和皇家禦園——圓明園之間同樣有着緊密的聯系。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1773年3月13日），乾隆帝對校核《永樂大典》事宜做出最高裁決：“将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38］這是“四庫全書”一名在清宮檔案中的首次出現，暗示着編修《四庫全書》大型文化工程的正式啟動。此後，各項工作漸次展開。有關修書事宜，統交“四庫（全書）館”辦理。具體而言，“四庫（全書）館”又分為翰林院四庫館和武英殿四庫館兩大系統：翰林院四庫館，主要是指辦理四庫全書處，負責纂辦《四庫全書》，以纂修官為代表。武英殿四庫館，主要是指繕寫四庫全書處，負責繕寫、分校、刊印、裝潢《四庫全書》，以分校官為代表。經過在館諸臣夜以繼日的不懈堅持，《四庫全書》的編修工作順利進行。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1782年1月19日），第一部《四庫全書》告竣，藏于紫禁城内文淵閣。四十七年（1782年），第二部告竣，藏于沈陽故宮的文溯閣。四十八年（1783年），第三部告竣，藏于圓明園内文源閣。四十九年（1784年），第四部告竣，藏于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文淵、文溯、文源、文津，謂之“内廷四閣”。而在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1782年8月17日），乾隆帝再谕：“揚州大觀堂之文彙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之文瀾閣，皆有藏書之所。著交四庫館，再繕寫全書三分，安置各該處。”［39］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1787年6月2日），續辦三份《四庫全書》同時告竣，亦分閣貯之。文彙、文宗、文瀾，謂之“江南三閣”。四庫七閣，蔚為大觀。
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作為中國古代現存最大的一部叢書，它著錄書籍3461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總計10254種，172860卷，基本囊括清代乾隆朝以前中國古代的主要典籍。［40］而據黃愛平統計：“以全書冊數計，每份約為36000冊，七份合計252000餘冊；以全書頁數計，文津閣《四庫全書》2291100頁，七份合計16030000餘頁。”［41］如此宏富的體量，對藏書之處自然有着極高的要求。筆者謹以圓明園内文源閣為例，予以說明。
文源閣，位于圓明園内水木明瑟一景之北側，是一處以藏書樓為主體的建築群落，占地面積16000平方米，建築面積800平方米。雍乾之際，此地本是一座四方重檐大亭，亭額曰“四達亭”［雍正九年（1731年）禦書］。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藏書之便，此地改建成藏書樓——文源閣。作為主體建築的文源閣，“南向卷棚歇山樓六間，覆黑色琉璃瓦，嵌綠邊，外觀為兩層，前後出廊，樓外檐懸乾隆四十年四月禦書‘文源閣’一塊玉黑漆銅字匾，内額為‘汲古觀瀾’。”［42］閣成之初，收貯《古今圖書集成》一部。［43］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第三部《四庫全書》入貯時，閣東建碑亭，刊刻乾隆帝禦書《文源閣記》［44］：
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範氏天一閣為巨擘。因輯《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既圖以來，乃知其閣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餘年。雖時修葺，而未曽改移。閣之間數及梁柱寬長尺寸，皆有精義，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就禦園中隙地，一仿其制為之，名之曰“文源閣”，而為之記曰：
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辟以至于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于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且數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徑庭也夫！［45］
“記”之起筆，首論建閣之緣由，即“因輯《四庫全書》”，“以構庋貯之所”。而其建築藍本，則是藏書界巨擘的浙江甯波範氏天一閣。秉承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理念，乾隆帝“就禦園中隙地，一仿其制為之”，遂有文源閣之規模。“記”之主體，則以“水”喻“文”，而以經、史、子、集，譬為文之源、流、支、派。“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有鑒于此，“四庫之書，首重者經”。這其中“四閣之貯首重者源”的意蘊暗含其中。乾隆帝對文源閣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清代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有着政治上“大一統”和文化上“集大成”的顯著特點。這種“大一統”與“集大成”，在以京城西北“三山五園”為代表的皇家園林中得到較好的呈現。
即以“三山五園”中的“出版社”而言，縱觀康、雍、乾三朝，在繼承曆朝曆代修書、刻書、藏書的豐富遺産基礎上，構建起堪稱完備的典籍出版機制：既有像暢春園蒙養齋和熙春園集成館這樣的修書機構，又有像武英殿修書處這樣的刻書機構，更有像圓明園文源閣這樣的藏書機構。
從其“出版物”的内容屬性來看，一方面，作為國學整理“雙璧”的《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成為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難以企及的兩座高峰；另一方面，從暢春園蒙養齋走出的《律曆淵源》，備載天文、數學、音樂等西學内容，成為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大潮的曆史見證。
注釋：
［1］苗日新.熙春園·清華園考——清華園三百年記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4351.
［2］圓明園管理處.圓明園百景圖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163-167.
［3］張寶章.暢春園記盛.北京：開明出版社，2009：61.
［4］黃彥震，尚振華.清宮蒙養齋考.蘭台世界.2009（12下）.韓琦.蒙養齋數學家陳厚耀的曆算活動——基于《陳氏家乘》的新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014（3）.
［5］肖力.清代武英殿刻書初探.圖書與情報，1983（2）.
［6］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第一冊）（卷十三：國朝宮室）.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73.
［7］楊玉良.武英殿修書處及内府修書各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1）.
［8］苗日新.熙春園·清華園考——清華園三百年記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101.
［9］愛新覺羅·胤禛.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7冊：子部二三·儒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650.
［10］清聖祖實錄（卷255）（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丁醜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524.
［11］清聖祖實錄（卷256）（康熙五十二年九月甲子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531-532.
［12］關于陳厚耀的入館修書經曆，參見韓琦的《蒙養齋數學家陳厚耀的曆算活動——基于〈陳氏家乘〉的新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3］黃彥震，尚振華.清宮蒙養齋考.蘭台世界，2009（12下）.
［14］清聖祖實錄（卷261）（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乙卯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571.
［15］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07·子部十七·天文算法類二）.北京：中華書局，1965：907.
［16］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06·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897.
［17］清世宗實錄（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55.
［18］清高宗實錄（卷958）（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丙寅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992.
［19］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46.
［20］關于《古今圖書集成》的成書地點，長期以來，學界多以為是紫禁城内武英殿。清華大學的苗日新先生，在“熙春園（清華園）”研究的基礎上，認為古今圖書集成館應在熙春園的西半區。筆者亦從其說。
［21］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495.
［22］清聖祖實錄（卷231）（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312.
［23］陳夢雷等原輯，蔣廷錫等重輯.古今圖書集成（第24冊：明倫彙編·皇極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28510.
［24］“從逆”一節，牽涉康熙名臣——李光地，遂成一樁公案——蠟丸案。學界多有研究，此處不予贅述。
［25］陳夢雷.進彙編啟（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二·啟）//紀寶成.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7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49.
［26］陳夢雷.進彙編啟（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二·啟）//紀寶成.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7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49.
［27］關于康熙年間《古今圖書集成》編纂過程，裴芹先生将其分為四個階段：①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至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完成《彙編》（《古今圖書集成》初名《彙編》）初稿；②至四十八年（1709年），完成《彙編》修改稿；③至五十五年（1716年），完成《彙編》上呈皇帝稿；④至五十八、五十九年間，完成《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定稿；六十一年（1722年），以銅活字版印完96%。詳見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編纂考》，《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2頁。
［28］項旋.古今圖書集成館纂修人員考實.文史，2014（4）.
［29］陳夢雷.進彙編啟（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二·啟）//紀寶成.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7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49.
［30］陳夢雷.進彙編啟（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二·啟）//紀寶成.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7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50.
［31］楊玉良.《古今圖書集成》考證拾零.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1）.
［32］清世宗實錄（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55.
［33］楊玉良.《古今圖書集成》考證拾零.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1）.
［34］陳夢雷等原輯，蔣廷錫等重輯.古今圖書集成（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目錄.
［35］陳夢雷等原輯，蔣廷錫等重輯.古今圖書集成（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目錄.
［36］王昑，高文超.陳夢雷與《古今圖書集成》.出版與發行，1987（1）.
［37］苗日新.熙春園·清華園考——清華園三百年記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10.
［38］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8-60.
［39］清高宗實錄（卷1160）（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甲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539.
［40］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411.
［41］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158.
［42］圓明園管理處.圓明園百景圖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163.
［43］乾隆四十一年《題文源閣》詩注雲：“我皇祖《古今圖書集成》，凡一萬卷。雖無《永樂大典》之多，而考核精當，不似彼限韻割裂。因于文淵、文源、文津三閣各貯一部，以舊有之書、已庋之廚矣。”參見《清高宗（乾隆）禦制詩文全集》（第六冊）（禦制詩四集·卷三十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07頁。
［44］此外，文源閣内安設圍屏一架，其背面亦貼有乾隆帝禦筆金字《文源閣記》。
［45］愛新覺羅•弘曆.清高宗（乾隆）禦制詩文全集（第十冊）（禦制文二集·卷十三”）.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670.
（作者單位：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