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發展傳播學融合模式中國西部文化三分法OK模式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一、引子
與一些發展傳播學家局限于研究大衆傳播效果而回避或拒斥對傳媒本土化研究中關于民族和宗教的制約因素問題不同，本文緻力于讨論這一傳媒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并且把中國西部多民族聚居區的大衆傳播的三種效果模式的構建視為解決傳媒本土化問題的前提。筆者堅持并維護傳播學理論體系中的主流見解，認為大衆傳媒在輿論傳播過程中對人們的現實觀和社會觀的形成具有強大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針對中國西部多民族聚居區而言，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不容置疑地包含了保衛國家安全和推進西部現代化發展的戰略意圖與社會關懷。
筆者在十餘年的田野調查基礎上構建了三種傳播效果模式：梯形模式——對城鎮、河谷、半山與高原四種梯級社區的經濟要素（生産方式）、宗教和文化要素、民衆的傳媒使用和需求要素等進行實地随訪，分階段提供尊重該地區對傳媒信息差異性需求的傳媒策略和發展路徑。水平模式——以系統理論的視野，考察民族聚居區總體中存在的一緻性指标，提供可以被強化的政策或深掘市場空間的建議。融合模式——社會的交往和信息的流動離不開個體間的溝通，因此，筆者在該模式中首先提出了以真善美愛的個體精神為核心的文化三分法。本文認為，這種以真善美愛為核心的個體精神因為具有強烈的普遍适用性而成為一切文化交往的基礎，它為民族聚居區的文化交往、融合以及和諧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同時強調，該模式主要以政治性的系統世界為根本和背景，為民族聚居區的和諧、穩定發展提供根本保障。本文主要關注中國現代傳媒在西進過程中怎樣實現民族聚居區的文化融合與大衆傳播效果最大化并最終促進當地安全、穩定的和諧發展态勢的重大現實問題。
在融合模式中，一個重要的概念關聯便是共意性（consensus）。所謂共意性，是指當我們關注不同人在面對相同刺激時，行為反應是否與被觀察的人行為一樣？即其他人對同一刺激物是否也做出與行為者相同的反應。如果每個人面對相似的情境都有相同的反應，我們說該行為表現出一緻性。例如，我們發現，西部民族聚居區域的受衆都有使用現代傳媒的願望和習慣，那麼這一行為就是一緻性高的共意性。讓我們更感興趣的問題是：不同民族共同認可的經驗知識究竟是什麼？怎樣才能在一種民族“共識”的語境中去實現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需要通過構建一種相适應的價值體系來培養和強化共意性并實現這一目标嗎？如果說梯形模式更偏向于經濟維度裡的培養建構，而水平模式偏向于政治維度裡的傳媒實踐，那麼融合模式則偏向于文化維度裡的身份确認、文明演進以及媒介素養的培育。
二、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共同體
在傳統的文化解釋裡，物質與精神成為公認的兩大向度。如果我們不考慮對文化進行現實層面上的具體處理，那麼這種經典的二分法顯然難以被挑剔。但是，如果在限定性的語境裡進行問題研究，這種二分法便開始變得力有不逮。比如在我們預設的融合模式裡，人們的衣食住行這些生活文化既可以說是物質範疇内的文化體現，也可以說是精神範疇内的審美建構、習俗養成和價值選擇。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分類法。它包括個體精神、生活文化、社會文化和制度文化。事實上，這種文化三分法的原因與其目的具有高度的一緻性。因為它們所要回應的問題向度十分複雜，正是基于複雜的問題向度而使得分類法得以成立，同時這種三分法的合理性與價值度也需要在問題解決中得以确立。接下來，我們将對這些複雜問題進行細化描述與研究。
首先，我們将由個體精神和文化範疇及其對應的社會存在組成的模型以圖1的方式給出。在這個簡潔的模型裡，各個相關的文化要素之間的關系将得到直觀的呈現。
衆所周知，無論建立任何模型都會被追問如下幾個問題：模型中的要素概念是什麼？為何要如此界定概念？為何會選擇這樣的圖示而不是其他？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什麼？為了确保模型的準确和完整，我們将依次回答這幾個問題。
1.模型要素的概念
圖1有四個大的概念，而每一個大的概念裡又有許多小概念。大概念的表述是完整的，而小概念的表述則僅選取了比較重要并且具有代表性的要素。如果說從廣義上講，文化包括人類後天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文明，那麼我們大概可以将這種文化分成三個部分，即生活文化、社會文化和制度文化。其中，生活文化包含的要素最多。例如圖示裡所說的衣食住行，還可以包括科學和藝術等。這些文化大都源于個體的創造，是個體精神和智慧的直接反映。生活文化的特征除了主體性還有豐富性，它主要是人們在與自然相處的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文明。而在此基礎之上的，由群體間交互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是人與人相處之後發展出來的文化則更多地屬于社會文化和制度文化。社會文化和制度文化天生有着高度相關的緊密性。它們互相影響，甚至在某些時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隻是前者較為柔和，後者更具剛性。一般認為，生活文化和社會文化都屬于私域，而制度文化則屬于公域；或者說，前者屬于生活世界，後者屬于系統世界。
筆者認為，個體精神更多的是以精神、審美和普遍人性的方式存在的。這裡的精神當然會對三大文化系統有所影響，但這裡的影響，尤其是從生活文化到制度文化過渡的階段裡會越來越弱——例如個體對制度文化的影響往往是通過社會文化這一系統進行制約并發揮作用。進一步看，個體精神裡的真善美愛與社會文化系統裡的道德倫理範疇之間是有區别的。事實上，這裡的個體精神裡的真善美愛更傾向于一種原始人性和普遍人性，也即今天說的人類的共同價值、核心價值。厘清這一概念對我們随後進行的文化融合分析意義重大，因為個體精神的人性部分遵循着一定的基本準則，而建立在這基本準則上的文明融合也就有了起碼而堅實的起點。
2.為何要如此界定概念
模型建立至少要在兩個方面具有意義：一是符合客觀事實，即在經驗層面上具有準确性；二是足以支撐理論演繹，對問題的研究有理論上的支撐作用，甚至是突破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中心三個系統的文化模型建構首先滿足了文化範疇内的概念劃分，這種劃分基本做到了完整和清晰。此外，文化融合的最終指向必定是細化的概念交融。而随着全球化的到來，文化互融已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趨勢。對于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而言，民族之間、地區之間的文化交融也早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現實。這時候，如何完成兩種以上文化的良性互融顯得尤其關鍵。由圖1可以看出，制度文化與社會文化存在明晰的區别，而制度文化與生活文化之間的差異更大，這就為同一制度下的生活文化和社會文化共融提供了可能。總的來說，真正造成文化交融困境的，是那些無法将公域生活和私域生活分開的意識。這種意識未能意識到生活文化、社會文化與制度文化之間的區别，或者說高估了三者之間的影響力。在文化融合裡，個體精神的統一和制度統一是基本前提，但難度更大的其實是有關生活文化和社會文化方面的互相尊重和文明自信。缺乏尊重和缺乏自信都會給文化融合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3.圖1的呈現為什麼是三角形而不是正方形
如果是正方形，個體精神與三大系統處于四個頂點，并不能體現出四者的差異性。而事實上，個體精神和三大系統具有明顯的概念差異。此外從生活文化到社會文化再到制度文化體現出了一種遞進式的關系（模型的立體構建），而如果放置于四個頂點，則無法将這一遞進式關系呈現出來。
4.建模的目的是什麼
從方法上講，建模能直觀地呈現概念之間的關系，而從理論上講，建模又能為更加抽象和深度的理論提供基礎。在關于文化系統内部的共同體模型中，我們雖然隻看到了單獨的文化系統内部的要素關系，但它卻為我們分析文化與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線索。接下來，我們将基于這一理論建模的思想邏輯進行更加細化的融合讨論。
三、社會視野下的個體交往與模式建立
我們知道，傳統的關于文化的物質、精神二分法是一種典型的哲學意義及其視角下的觀照産物，它能清晰地揭示出個體精神與外在世界、概念符号與物質本身的區别。但從社會或是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真正為我們提供清晰判斷的種種法則有時候并不來源于哲學式的元理論探究。
應該說，本文于文化的生活、社會和制度三個層面上的劃分已經從哲學轉向了社會視野的觀察。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個體的社會存在都包含着四個部分：首先是個體精神、心理乃至意志，用哲學術語來說，即主體性。其次是與個體相關的生活文化、社會文化與制度文化。這種主體性與相關性構成了一個人生活于現代社會所包括的全部要素，事實上，社會交往中的每個人都攜帶着不同的文化屬性（相關性）在進行對話、交流、共處與融合。因此，為了更加直觀地描述這種交往行為發生的實際狀況，我們有必要對文化三分法的理論模型進行進一步的具體化與改良。我們發現了一種更簡潔、直觀而且有效的模型表述：OK手勢模型（見圖2）。
從圖2中可以看到，OK的O代表的就是人際交往模式裡的個體精神。而K則分别代表着與個體相關的生活文化、社會文化和制度文化。可以說，個體間的任何一種社會交往都将涉及圖2所描述的OK模型。為了更加細化地表達人際交往的發生原理，我們将對OK模型作出詳細的闡釋。
首先是個體精神。在文化三分法模型裡，我們将個體精神解釋為有關真善美愛的人性法則。而在社會文化裡，我們則提到了道德、倫理與宗教。從廣義上看來，二者似乎發生了很大程度上的重合。至少在善與愛這一維度裡，道德、倫理與宗教同樣将其視為核心價值之所在。但是，從哲學的角度上講，真善美愛卻又并不完全包含于道德、倫理與宗教範疇。比如，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們或許有着同樣樸素乃至堅韌的美德與情操。又如，在不同社會裡發展起來的不同的道德、倫理法則裡生活的人，他們很大程度上卻擁有着共通的正義、憐憫和良知。因此，個體精神必定會有一種超越地區道德、倫理與不同宗教的共同的核心要素，即普遍人性，也可以稱之為人類交往法則裡的核心前提和最小公約數。正是有了這樣的普遍人性，才會有不同膚色、不同習俗、不同宗教、不同國家之間的人民和諧共處的可能。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往、相處與融合也變得越來越廣泛而密切。為了使人們的交往更加和諧與充滿尊重，尋找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交往法則也就變得越來越迫切和重要。依照這樣的模型，最簡單的人際交往即表現為個體精神的基本重合。這種重合往往發生在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宗教背景的個體之間（如圖3所示）。
圖3中的兩個手勢之間，僅有O字是相重合的。而他們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以及所處的社會制度都是不相同的。這就好比一個土生土長的信仰佛教的中國人與土生土長信仰基督教的美國人之間的交往，他們愉悅相處的基本前提和保證恰恰就在于二者共通的個體精神，即普遍人性的方方面面，比如誠實、禮貌、善意甚至是更為私密化的愛情，都包含在他們重合的那部分個體精神之内。一般而言，世界上任何兩個人的相處，都會在O字形上取得某種程度上的契合。當然，除了O字形的重合外，還有很多其他情況可以包括K字形裡的指頭重合，比如一個信仰佛教的中國人和一個信仰佛教的美國人，那麼他們在社會文化這一領域便具有了高度的重合性，這也為他們的文化交融增強了更大的凝聚力。
簡而言之，文化三分法與OK手勢模型之建立的根本目的，一是為了形象直觀地描述人際交往的真實内涵，二是為了在更加有效地進行社會傳播視野下，看清社會運行、人際交往、文化融合、共同體建設等方面是如何進行秩序構建的。
四、文化共同體的确認及相關問題的解決
西部民族聚居區文化融合問題主要是源于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以及制度文化與社會文化、生活文化之間的差異。就前者而言，就是當我們在對一個文化共同體進行界定時，地理要素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要素。西部民族聚居區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實際上是發生在一個大的制度共同體之下的，這個大的制度共同體當然就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這一大的制度共同體下，各個民族因為曆史、文化等要素的不同又構成了另一個層面上的小的文化共同體。制度共同體與小的文化共同體是有區别的。在這個問題上，哈貝馬斯提出了兩個著名的概念：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簡言之，生活世界亦即人們的生活方式、倫理法則和道德觀念等；而系統世界則是指一些剛性的制度，比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區分兩種世界對于現代社會的文化交往極其重要，因為它提供了在同一個系統世界（筆者将其指認為制度共同體）裡進行多元的生活世界交往的理論體系。根據本文前述的文化三分法，筆者采取将制度文化歸入系統世界，而将個體精神與生活文化置入生活世界去進行對應分析的方法。
個體精神自然是指極其個人化的價值選擇、審美意識和情感要素等，生活文化則指向衣食住行等這些個體與物理世界的關系，制度文化指向政治、法律等，而社會文化則是個體之間通過交往之後發展出來的一套倫理和道德體系。在這種文化三分法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文化是連接個體精神、生活文化與制度文化之間的橋梁及過渡區。以此分析立場出發，所提出的融合模式也基于這樣的現實基礎——在遵循同一個制度文化的前提下，西部民族聚居區有可能進行各個文化共同體之間的平行融合。
當多民族聚居區在接收現代化的傳媒信息時，有效區分個體精神與三種文化這四種概念的區别，認識到三種文化的各自功能和意義将有助于這裡的人們更好地融入現代文明，同時保留住一些适宜本地生活的文化要素。當我們将各個民族作為不同的小型文化共同體時，這些文化共同體之間的對話、互融也就成為了文化融合模式裡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這些文化融合有可能找到并自覺遵循着一種交往理性——不斷地在對話中建構起一種新的文化共同體。我們還注意到，這些融合都需要建立在成熟的媒介使用基礎之上，隻有當人們養成了理性的傳媒素養才可能成功實踐文化融合下的多元繁榮。
五、多元文化發展的兩條路徑：保護與融合
從理論上來說，世界上沒有一種文明是亘古如斯的。但是，如果是放任自然的融合，則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定程度上的經濟等外在的強力因素對弱勢地區的文化壓迫。因此《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的發布，有效挽救了許多瀕臨消逝的文明。既然保護與融合是必須并重的實踐路徑，接下來就需要具體回答這兩條路徑如何在互補中實現多元文化的共同發展。從邏輯上講，其實兩條路徑有着巨大的同構性，即二者的理論起源都是對文化之外的權力因素的反抗。保護路徑反抗的是由單向度的強勢經濟構成的現代文明對個性化的、多元化的傳統文明的同化，而融合路徑則反抗的是具有強勢經濟能力的文化共同體對弱勢的文化共同體的壓迫。共同體與共同體的對話，應該在文化的層面上取得平等的狀态。另外，現代文明的典型特征除了向經濟上的單向度看齊外，還有信息社會導緻的文明趨同現象。在大衆傳媒引導的現代社會，個體往往需要融入一體化的文化叙事中才容易找到安全感，否則便會被大衆傳媒所孤立。而這種現象在多民族的地區尤其嚴重。因此，沒有平等的融合，沒有文明的自信，小衆文化則極易為大衆文化所同化、整合。可見，兩條路徑的核心就是樹立從個體到集體層面上的文化自信。
六、城市與鄉村，身份認同與心理諧适
正如本文一開始所叙述的，西部民族聚居區的傳媒素養研究是基于國家現代化這一宏大現實背景的。而國家現代化的實際進程，尤其是放在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意味着一個廣泛而普遍的現實：那就是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進程是一個複雜的曆史社會學現象，它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而且關乎個體精神、身份和觀念的轉型。顯然，城市文明與鄉土文明在現代化的曆史叙事中同樣會表現出一系列的融合與改變。
個體是所有人文關懷的最終指向，也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标。放眼西部民族聚居區的現代化進程，包括城市、鄉土文明沖突和現代傳媒下的信息焦慮在内的多種要素共同構成了個體精神的時代迷失。這種個體精神的主要表征，首先就是身份認同。現代化的城市進程，不僅表現為特質化的經濟發展、組織化的模式更新，而且有一個重要現象就是人口流動。農民工進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現實，而在西部民族聚居區裡，這一重要現實顯得更加突出。事實上，不隻是農民工，還有更多的社會角色在從農村湧向城市的過程中患上了異鄉人的“身份迷失病症”。這些精神上的漂泊者，很難以具象的數據展現在我們面前，因為社會學裡的客觀研究完全無法深入一種更深的人文關懷。更為人所憂慮的，是這些精神層面、心理層面的身份迷失狀況連那些身處此種痛楚的本人也常常難以準确自述。這時候，客觀的科學化的社會研究便顯得尤其無力和單薄。當一個農村人在城市中難以取得經濟上的依靠和文化上的皈依時，他是否還能重新回到鄉土？又或者說，當他回到鄉土之後，那些已經潛入内心的城市裡的文化要素又是否能夠使他在鄉土中得到滿足？如果這兩個問題，隻要有一個被否定，那麼個體身份與文化的認同則會被瞬間抽空。他們在鄉土與城市之間是一個想回回不了，想入又入不進去的群體。身份認同于他們而言，是一場艱難的旅程，更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現代傳媒，從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這一身份迷失；同時，現代傳媒能通過強化個體的傳媒素養而消除這種身份迷失。這把雙刃劍使得使用（或稱利用）者在編碼或譯碼時變得異常小心謹慎。對于前者而言，現代傳媒連接起了鄉土與城市之間的融合，它以信息覆蓋的方式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傳統的地理與空間差距并最終造成了個體的身份混亂。對于後者而言，則需要個體從複雜信息和多元價值中整理出一套适宜自己的觀念法則、建構起一種特有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顯然不再是傳統的鄉土與城市的二元對立。從本質上說，身份迷失的根本原因是個體的現實處境與他所接受的信息文化（以及因此發展出來的相關心理）之間存在差異。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通過傳媒素養的培養，使個體在面臨這種差異時盡快地完成現實與信息之間的融合。也就是說，将大衆傳媒的信息與自身處境結合起來，構成一種即時而具體的穩定心理和身份認同。
言及對信息的袪魅，就不得不提大衆傳媒時代個體心理的諧适問題。所謂心理諧适，實際是指個體在信息接收過程中被信息所調動起來的欲望與自身能力之間的諧和程度。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它也可以被描述成傳媒的正負功能。“當傳媒拉動的需求與受衆實現這些需求的能力以及原有的現實需求（來自于社會的、個人心理的）相吻合時，傳媒普遍發揮着正功能，成為有效服務于個體和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當被傳媒拉動的需求超越了受衆的現實需求（社會的和個人的發展目标），以及那些被傳媒培養而滋生的需求在滿足能力不足時，傳媒就有可能産生負功能，導緻受衆的心理挫折感，緻使其成為本土民族傳統文化的迷失者和現代文明窗外的流浪者，從而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1］因此，如果我們把個體心理的諧适當作實現傳播效果最大化的既定目标，那麼如何縮小信息欲望與能力之間的差距就成為了對西部受衆進行傳媒素養培育的重要内容。而這種培育也就必然包括信息袪魅與個體的自我認識。前者解決的是信息端的影響，而後者明晰的是意志和能力的狀況。雙管齊下，是在現代傳媒影響下的個體達成心理諧适的重要方法。而且，這種培養模式并不僅僅适用于西部民族聚居區的素養培育。
七、基于發展傳播學的範式：融合模式的構建
可以說，隻要這個世界仍有貧富差距，那麼發展傳播學的效用就永遠不會過時。倘若仔細分析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至今的各種發展傳播範式，尤其是主導範式與參與範式，将不難發現，理論家們争論的問題總是應不應該主導，或是應不應該參與；又或是應該主導多少，應該參與多少。唯獨缺乏一種細分視野，一種将傳媒與教育本身劃分為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等維度的視野。當人們在強調參與時，人們想要滿足的實際就是基于當地實際情況的文化、經濟需求。而當人們反對參與時，或許又注意的是政治與社會層面的秩序問題。那麼此時解決問題的辦法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在政治維度裡強調主導範式，而在經濟與文化維度裡強調參與範式。例如，筆者關于西部民族聚居區的傳媒使用狀況的前期研究成果顯示，在城鎮、河谷、半山與高原四種社區，人們根據自己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生産資料的不同，對經濟信息的需求也不同。此時，當地民衆在經濟維度裡顯然更需要以參與範式為基礎的發展傳播策略。又例如在新聞與政策接收的傳媒調查中發現，四種社區對新聞的訴求都呈現出高度的一緻性。那麼顯然，在政治維度上，則可以采取主導式的發展傳播策略。同理可推，在文化上，鑒于地區風俗、宗教以及諸多生活文化的長期固化性，尤其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的獨立性（相較于政治與經濟）與以文化為紐帶所建立起來的牢固的秩序性等，則要求我們的發展傳播應以參與融合為主要形式。這種多元的發展傳播模式完全不同于傳統的主導與參與的一元式的傳播範式，它較好地擺脫了一元式範式在解釋不同維度的發展傳播中所暴露出的矛盾性，我們因此将其稱為融合傳播模式（見圖4）。
融合模式或者說是融合範式與融合傳播模式，最主要的理論核心有兩點：一是區别于傳統的發展傳播範式在傳者中心論問題上的一元論探析，二是區别于發展傳播學從本質上顯露出的強經濟化考量和共同體偏向。在第一點上，正如前文所讨論的主導範式與參與範式的争論所凸顯出的理論困境那樣，大衆傳媒如果不能以更細化的多維視野去進行傳播策略和傳媒觀念的制定與養成，那麼大衆傳媒的實際效用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是适得其反。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将融合模式視為繼主導範式、參與範式之後全新的發展傳播學範式。在第二點上，傳統的發展傳播學從一開始就将發展的對象設定為廣闊的國家或是大至一個洲的地理單位，例如落後的中東、非洲和南美洲等，從而使其缺乏更加細緻的以個體為單位的理論構想。如果沒有對個體，沒有對人的真誠思考和全面關懷，那些所謂的宏大叙事是否還有意義？融合模式需要讨論并正面回答該類問題。也正是在仔細考察了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幾乎一切可能形式之後，本文構建了文化三分法與OK手勢模型。它們的最終目的都在解釋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可能與交往本身所包含的種種要素。從OK交往模式出發，我們将清晰地看到不同信仰、不同文化風俗甚至是不同道德體系的人們，是如何和睦共處的。而這種和睦共處，不僅僅是一個地區社會發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個體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沒有穩定、諧和與融洽的文化共同體交往，個體就很容易陷入漫無目的的孤獨或是内心緊張的分裂。因此，所謂融合傳播，就是要仔細傾聽地區民衆彼此之間的交往内容，并以個體為單位，建立起他們應有的文化自信。此時，個體與大衆傳媒的關系便不再是參與或是主導，而是最終能在大衆傳媒中找到一種關于主體性的文化表達。
如圖4所示，融合模式裡的政治維度依然保持着發展傳播學裡主導範式的理論表達：無論是大衆傳媒還是專家團隊，無論是一般地區民衆還是發達地區民衆，都同樣遵循系統世界裡的政治法則。主導範式在這一層面上的實際操作便是将基本的政策、國家新聞、法律制度等傳播給地區民衆。然而，事實上不同地區的生産要素、地理條件等都不相同，所以自然會出現地區民衆對于經濟知識的差異性需求。他們必須充分認識到自身發展的局限性與突破口。例如筆者在前期相關調研裡所看到的，西部民族聚居區的民衆通過對大衆傳媒的深入了解與自身媒介素養的提升而學會了利用媒體刊發廣告以增加當地果蔬的銷量。這就是經濟維度裡民衆與大衆傳媒的良性互動以及民衆主動參與的經濟發展範式。
在文化維度裡，存在兩個與經濟維度不同的交流方式：
其一，文化維度更強調分享，而經濟維度更強調擴散。經濟維度主要通過縱向的視角分析經濟信息傳播的擴散方式。因此，羅傑斯的創新與擴散理論和拉紮斯菲爾德的二級傳播理論與本模式的傳播樣态極為吻合。借鑒兩位傳播學家的理論，我們可以較好地解釋諸如一些勇于嘗試新事物的人去率先使用農業生産裡的新工具、新的化肥等，并慢慢沿着二級以及多級傳播的方式影響身邊人。當然，這并不是說經濟維度裡不存在橫向的交流或融合式的傳播，而是說縱向傳播、擴散傳播以及多級傳播是經濟維度裡的主要模式。而在文化維度裡，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橫向交流，是人們對于文化的共享式傳播，尤其是在涉及地區文化時，生活在同一地區的人們在進行文化交流時，其模式更偏向于橫向傳播。但這并不表示文化維度裡不存在以意見領域為代表的擴散式、多級傳播。
其二，文化維度裡的參與範式更強調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融合。嚴格地說，人們對于符号最準确的理解隻能源于他們所參與創造的那一部分，未經參與的符号也就未能被理解。但這種差異性卻并不見得是完全不利的。因為正是這種差異，大衆傳媒所認為的本土文化與地區民衆所認為的本土文化之間的差異構成了符号與文化的緩沖地帶，并以此支撐起意義的嬗變可能和文化創新的新生與成熟。在文化維度裡的創新與交流中，最為要緊的就是融合叙事的緩慢性與個體化。
綜上所述，在涉及大衆傳媒對于地區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時，融合模式更凸顯其發展傳播學的理論構建一面。而在涉及發展傳播的文化維度，與純粹的、廣義的大衆傳媒時，本模式則更顯示其融合傳播學的創新實踐一面。簡言之，在政治領域強調主導子範式，而在經濟與文化領域強調參與子範式，并最終形成一種全新的融合範式緻力于發展傳播學的研究與實踐。而當融合以一種傳播學的子理論——融合傳播學出現時，它所緻力于解決的問題則是包括落後地區、發展地區，包括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在内的所有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法則。這種法則的理論基礎便是OK模式。而且，OK模式因其極其個人化的交往概括連接起了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學意義上的發展傳播，并使其成為具有強大邏輯同構性的整體叙事。因此，可以說正是OK模式與融合傳播模式共同構建起了本文所提出的融合傳播學的主體概念與意義框架。
注釋：
［1］李苓，陳昌文.現代傳媒與中國西部民族——漢藏羌民族混居區傳媒使用與影響的類型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22.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中國西部民族地區媒介素養培養模式”（項目批準号：16Fxw012）研究成果。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