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全民閱讀。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開展全民閱讀活動”。2014年至2016年，“倡導全民閱讀”連續三年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要求“推動全民閱讀”，并将全民閱讀工程列為“十三五”時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将全民閱讀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深入開展全民閱讀對于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我刊就相關話題采訪了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黨委副書記魏玉山。
記者：今年的世界讀書日即将來臨，為出版業與廣大閱讀愛好者所期待的“第十四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成果”也将在世界讀書日到來之際發布。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全國國民閱讀調查課題組自1999年組織實施全國國民閱讀調查起，近20年來為我們提供了大量一手、權威、有價值的數據。從第一次發布調查成果，到今年的第十四次發布，請您談談全國國民閱讀情況的發展趨勢與呈現的總體特點是什麼？您最大的體會是什麼？
魏玉山：從1999年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當時名為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發布首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至今已近20年，從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項目1997年啟動至今已經20周年。回顧20年來對國民閱讀的調查，既有很多的感慨，也有許多的收獲。
首先，萬事開頭難。1997年我們啟動國民閱讀調查項目，一缺經費二缺經驗。新聞出版署領導對閱讀調查活動很支持，但沒有專項經費，當時搞一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的費用大約是40萬元，研究所要自籌，這對研究所來說不是一筆小錢。研究所領導班子經過讨論，認為這項工作意義重大，在中國是開創性的，對管理機構的決策與出版單位的生産都有重要的價值，投入一定的經費是值得的。因此領導班子決定，從不寬裕的自有資金中拿出一部分來做這件事。浙江省新聞出版局的領導聞知此事後，也認為是一件好事，表示給予部分資金支持。這才有了首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的開展。由于資金緊張，閱讀調查初期兩年一次，并且樣本量有限（有效樣本3000個），隻開展成年人調查。除了資金外，閱讀調查的内容與方法也面臨困難。閱讀調查包括什麼内容、如何開展調查，對我們來說都是沒有經驗、沒有可以參考的。為了設計好調查問卷，我們首先收集了韓國、英國、美國等國家與閱讀相關的調查問卷，并對國内部分出版社的需求進行了調研，在此基礎上經過反複讨論最終形成了我們自己的閱讀調查問卷。在調查方法上，在比較了入戶調查、電話調查、攔截式調查、問卷調查等之後，我們選擇了入戶調查的方法，這種方法雖然成本高、執行難度大，但是樣本結構和質量可控。其次，全民閱讀逐漸受到社會各界關注。首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成果發布後，雖然也有一些媒體給予報道，但是社會影響并不大。針對圖書閱讀率不高（60.4%）的問題，我們在“結論與建議”部分明确提出“制訂并啟動全民讀書工程，促進我國國民整體閱讀素質提高”的建議，但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此後，2001年、2003年、2005年我們陸續發布了三次閱讀調查的結果，社會關注度逐漸提高。2006年，對閱讀來說是一個轉折年，标志性的事件有兩個：一是中宣部、中央文明辦、新聞出版總署、文化部、教育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中國作家協會等11部委聯合向全社會發出倡議，在2006年的世界讀書日前後，開展“愛讀書，讀好書”的全民閱讀活動。二是2006年全國高考作文題目，使用了我們的調查數據，要求考生圍繞閱讀問題寫作文。
2006年高考全國卷Ⅱ作文題目目前中國讀書的人越來越少。1999年為60%，2001年隻有52%。造成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現在的人為什麼不讀書？中年人說沒時間，青年人說不習慣，還有的人說買不起書。相反，網上閱讀的人越來越多。1999年是3.7%，2003年已經有18.3%。全面了解材料，沿着一個側面和一個角度，自己确定題目和問題，字數800字。
全民閱讀開始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國民閱讀調查也随之受到了重視，2007年國民閱讀調查項目正式獲得财政部公益項目資金的支持，财政部每年撥專款給研究院用于國民閱讀調查。從此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改為一年一次，調查對象由成年人擴展到未成年人。現在不僅全國的閱讀調查在持續開展，一些省市也開始了地方的閱讀調查項目。
再次，全民閱讀正在成為國家戰略。2006年以後，社會各界對全民閱讀越來越重視，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對閱讀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全民閱讀曆史性地寫入黨代會報告，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開展全民閱讀活動”，在黨代會的報告中倡導全民閱讀，這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14年至2016年，“倡導全民閱讀”連續三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這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全民閱讀寫入法律法規，2016年1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明确提出“開展全民閱讀”，《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即将出台，江蘇、湖北、遼甯、四川、深圳等省市已經頒布并實施了地方性的閱讀促進法規，也是前所未有的；第四，全民閱讀工程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前所未有；第五，國家為全民閱讀專門制定五年規劃——《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前所未有；第六，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全民閱讀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就多次強調閱讀問題，也是前所未有。
最後，從圖書閱讀率來看，我們正在走出低谷，進入穩步提升的階段。國民閱讀調查涉及多個指标，包括圖書、報紙、期刊、音像電子、數字出版物等多種媒體，其中圖書閱讀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标。圖書閱讀是最為普及的閱讀行為，也是世界許多國家用于衡量閱讀狀況的主要指标。近20年來，我國的圖書閱讀率走了一個U型曲線，1999年的圖書閱讀率為60.4%，此後一路走低，到2005年圖書閱讀率達到谷底，僅有48.7%。從2007年開始，圖書閱讀率穩步回升，到2015年，圖書閱讀率達到58.4%，接近1999年的水平。
記者：我國制定的首個國家級全民閱讀規劃——《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于2016年12月底發布。《規劃》從無到有，實現了全民閱讀的一大突破，但是要真正使《規劃》落到實處，則需要相關法規的保障。據了解，《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已經完成征求意見階段。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是起草《條例》的單位之一，您作為院長能否介紹一下《條例》目前的進展情況并簡單對其進行解讀？您認為《條例》與《規劃》兩者今後将如何相輔相成地共同促進全民閱讀發展？
魏玉山：2013年春天，115名政協委員聯名建議制定實施國家全民閱讀戰略，進行全民閱讀立法。2013年3月，新聞出版總署成立全民閱讀立法工作組，正式啟動了《條例》的起草工作，研究院作為《條例》起草小組的成員單位，一直參與《條例》的調研與起草工作。2016年2月，《條例》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016年3月，國務院把《條例》列入2016年立法計劃的預備項目。預計今年《條例》會正式頒布。《條例》起草之初，社會上有一點不同聲音，認為閱讀還要立法，是不是要限制人們的閱讀自由。其實這是誤解，制定《條例》不僅不會限制閱讀反而會更好地保障人們的閱讀權利。制定《條例》的目的是針對我國全民閱讀的現狀與經濟大國、文化大國不相适應的現狀，對各級政府部門與企事業單位在閱讀基礎設施建設、閱讀的财政投入、重點人群閱讀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條例》規範的對象是各級政府與企事業單位而不是個人。
《條例》與《規劃》，兩者既有聯系又有不同，制定《條例》與《規劃》的目的都是促進全民閱讀活動的開展，可以說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目标而生的。但是《條例》與《規劃》又有不同：《條例》是國家的法規，具有強制性，違反《條例》要承擔法律責任，《規劃》更多的是指導性、引導性，一般不具有強制性；《條例》原則性的條款多，《規劃》具體的項目多；《條例》具有持久性，《規劃》具有階段性；《條例》為全民閱讀的開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和原則性的要求，《規劃》則為全民閱讀的開展設定了具體的階段性目标和實現目标的路徑，等等。
記者：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開展的全民閱讀調查與研究，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調查方法、研究方法與數據支撐，如今更是被《規劃》納入“建立書香社會指标體系”的一項内容。請您對項目團隊這些年主要開展的調查與研究工作進行具體介紹。被納入《規劃》後，還有什麼需要完善的地方嗎？
魏玉山：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讀書的國家，用“書香”來代指讀書由來已久，過去有書香門第、書香世家、書香之族等說法，近年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開展了書香之家、書香之縣的評選等活動，推動書香社會的建設。書香社會近年來逐漸成為全民閱讀活動的方向與目标，但是，什麼樣的社會才能稱得上書香社會呢？需要有客觀的标準，需要有衡量的尺子，需要有測量的方法。
早在2012年，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在為一些地方開展閱讀調查工作的時候，就針對如何全面評價一個地方閱讀推廣活動成效問題進行研究，并結合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逐步形成了一套評價、評估體系與方法，這套評價方法與“書香社會指标體系”評價基本相同。該評價方法的總體設計是：通過對居民閱讀水平和閱讀公共服務水平兩個維度，從圖書閱讀與擁有量、綜合閱讀率、閱讀觀念、閱讀公共服務普及度、閱讀公共服務利用度五個方面的25個指标，構建一個閱讀指數（類似物價指數一樣），用以反映一個地方乃至全國一個時期的閱讀推廣的總體狀況。居民閱讀水平體現的是個體閱讀的情況，閱讀公共服務水平體現的是各級政府在全民閱讀方面投入與工作的情況。這種方法已經在江蘇、湖北、福建、廣西等地試用了幾年，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我們認為通過閱讀指數來測評書香社會的建設情況是可行的、是科學的，因為閱讀指數不僅反映了國民的整體閱讀狀況，也反映了各級政府推動全民閱讀活動的效果。我們已經把關于閱讀指數的研究報告上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争取适時發布相關結果。
記者：您曾經說：閱讀是出版的終極消費。也就是說，如果一本書賣出去了，但沒有被讀者閱讀，書的文化價值、内容價值也就沒有被消費與理解，這就意味着出版的過程實際上沒有最終完結。《規劃》的發布對出版行業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您認為出版單位應在哪些方面具體發力，從而帶動這種終極消費？
魏玉山：過去有一種說法：以市場為導向，這有點偏頗，我覺得以消費需求為導向更準确。無論是圖書還是其他的産品，總是為滿足需求而生産的，而隻有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價值。出版物的生産初衷也都是從滿足讀者需求的願望出發的，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許多出版物沒有實現終極消費。《規劃》的發布與相關法規的出台，必将迎來閱讀的黃金時代，站在閱讀的風口之上，誰會“飛”起來，關鍵是要看誰能抓住讀者的胃口。中央提出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覺得對出版單位來說非常重要、非常緊迫。結構調整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内容和産品形态的結構性改革尤為緊迫。2015年，我國出版圖書47.58萬種，數量多但是重複出版現象非常嚴重，名人作品、古籍或公版圖書是重災區，低水平的作品大量出版，高水平的作品匮乏，制約着消費，也制約着自身發展。要抓住機遇，關鍵是提高内容供給的質量，提升優質、原創出版物的水平，滿足讀者不斷提高的閱讀品位的需求。産品形态的改革主要是出版單位如何适應數字閱讀的快速普及，推出适應新的閱讀習慣的新産品。總之，無論是從内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出版單位的發展機遇在于創新。
記者：無論是傳統編輯還是數字編輯，作為作品的第一閱讀者，擔負着為讀者提供優質閱讀内容與宣傳推廣優秀作品的使命。在提高出版物内容質量、打造出版精品，提升編輯素質方面，您能對廣大編輯提出一些建議嗎？
魏玉山：雖然審閱過許多書刊，但我并沒有完整地、獨立地編輯過一本書刊，因此，嚴格來說我不擅長編輯工作。但是作為一個出版研究人員，我的研究對象就包括編輯工作與編輯人員，我也與很多優秀的編輯保持着緊密的聯系，對編輯工作并不陌生。在我國編輯被稱為“中心”，在英國被稱為“中樞”（吉爾·戴維斯，《我是編輯高手》），在美國被稱為“代表”（小赫伯特·貝利，《圖書出版的藝術與科學》），由此可見編輯工作在整個出版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編輯的水平直接決定着出版物的水平，編輯的高度代表着出版單位的高度。因此，無論是在傳統圖書出版領域還是在數字出版領域中，編輯的作用、編輯的地位、對編輯的要求是一緻的，不能因為産品形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标準。要打造高質量的出版物，核心環節是提高編輯隊伍自身的文化素質、欣賞水平、閱讀品位，如果編輯自身素質不高、品位低下，那麼要求他編輯出版高質量的産品也就很難了，所以加強編輯的自我修養、自我學習、自我提升非常關鍵。外部的學習、培訓、規範等也很重要，但畢竟是外因，内因不起作用，外因作用也難以發揮。
記者：近年來，我國“低頭族”人群越來越多，更多的人喜歡利用移動端進行閱讀；而國外這種現象相對較少，更多的人還是喜歡手捧書報刊來閱讀。我們不排斥數字出版時代的微閱讀、淺閱讀、碎片化閱讀，但是我們也呼籲讀者回歸傳統的書報刊閱讀，以實現精閱讀、深閱讀、真閱讀，從而更好地體現文化與學術的繼承與發揚。您對此有何看法？
魏玉山：數字閱讀來勢洶洶，勢不可當。1999年，我們首次進行國民閱讀調查時，使用過計算機的人隻有19.1%，而上過網的人隻有3.66%，使用過電子出版物的人有17.4%。2008年，我們首次設計了關于數字閱讀的調查，當年的數字閱讀率為24.5%。到2015年，數字閱讀率已經達到64%。由此可見，數字閱讀的發展之迅猛。在數字閱讀中，以手機為終端的閱讀發展尤為突出，2015年手機閱讀率已經達到60%。對于數字閱讀特别是手機閱讀，我認為功莫大焉，其一，它把過去許多不閱讀的人群變成了讀者；其二，它消除了城鄉在閱讀方面的鴻溝，使廣大邊遠地區的群衆可以與城市居民同步閱讀。當然，對于數字閱讀特别是手機閱讀，也面臨着許多的問題，如智能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多，分散着手機閱讀者的注意力，越來越普及的WIFI把文字的閱讀拉向了視頻的閱讀等。當然，對于數字閱讀可能給人們帶來的問題，包括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還缺乏必要的、系統的研究。因此，我個人認為，要針對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的不同特點，制定不同的閱讀方案。比如，對于兒童閱讀，我覺得應更多地閱讀紙質出版物，特别是紙質書刊；對于娛樂性、新聞性閱讀，可以更多地使用數字閱讀，特别是手機閱讀。對于知識性的閱讀，如果是系統性學習一種知識，紙質閱讀可能更有助于記憶；如果是搜索某一類型的知識，數字閱讀可能有助于快速地檢索與提取。傳統閱讀和數字閱讀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隻要做到揚長避短，哪種閱讀方式則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