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時合影
中央文史研究館舊址—北海靜心齋
中央文史研究館現址—前門東大街11号從北京前門向東約二百米處，有一處幽靜的院落，院子的東北角，青松掩映下還有棟古典歐洲風格的二層圓堡式建築，這裡曾是荷蘭使館舊址，1981年成為中央文史研究館的駐址。人們熟知的柳亞子、章士钊、齊白石、陳半丁、張恨水、陳寅恪、李淑一等都是中央文史研究館的館員。符定一、章士钊、楊東莼、葉聖陶、蕭乾、啟功、袁行霈相繼擔任館長。
中央文史研究館原先設在北海公園内的“靜心齋”，館址是周恩來總理親自選定的。北平解放前夕，毛澤東在石家莊對他的師長符定一先生說，共産黨對德高望重、生活困難的老學者的生活應有一個安排，要設一個機構。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在給柳亞子的複信中又提到“文史機關事”已交周恩來辦理。
嗣後，毛主席、周總理請符定一、柳亞子、章士钊諸位先生籌備建館，并提議林伯渠、齊燕銘同志負責計劃此事。1951年6月，符定一緻信毛主席，反映社會上有一批文人耆宿生活無着。毛主席立即在信上批示：“請齊燕銘同志辦。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挨餓。”
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正式成立了。成立時，董必武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講話，他說，今天政府約集到館的先生，皆耆年碩學，或為全國知名，或是一方之望，這比前人可以說毫不遜色。他指出，毛主席著作中有不少關于研究中國曆史問題的意見，那些意見是極其寶貴的，應當作為我們研究我國文史問題的基本指導原則。
文史研究館聘任符定一為第一任館長，葉恭綽、柳亞子、章士钊為副館長。另聘有文史研究館館員：王治昌、田名瑜、邢贊亭、邢端、宋紫珮、志琮、邵章、康同璧、周嵩堯、查安荪、夏仁虎、唐進、陳雲诰、陳半丁、黃複、葉瑞棻、巢功常、齊白石、齊之彪、劉武、劉㛃園、潘齡臯、蕭龍友、羅介丘、梁啟勳。
符定一：毛澤東的老師周恩來總結符定一的一生，認為有三大貢獻：一是首先發現毛澤東同志為中國的有用人才；二是建黨初期，支持黨的活動、營救黨的領袖；三是晚年參加反蔣鬥争，對建設新中國有貢獻。
符定一是毛澤東的中學老師，他上課時有一個口頭禅：“你認得幾個字？”1949年冬天，毛主席邀請符定一、章士钊等民主人士進中南海叙談。談到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時候，特意背誦了一段庾信的《謝滕王赉馬啟》，然後風趣地問符定一：庾信能認得幾個字吧？符定一悅服地笑了，也把他的思緒帶到了從事中學教育的時日。
符定一于1908年京師大學堂畢業後回湖南執教，曆任嶽麓書院院長、湖南省教育總會會長、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校長、湖南師範學校校長。1912年，符定一任省立一中校長，招收新生時，發現毛澤東“為中國有用之才”。
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是一所很有名氣的學校，報考者衆多，毛澤東脫穎而出，在入學國文考試中名列第一。符校長和老師們非常歡迎毛澤東入一中讀書，但當他們看到毛澤東，都不相信他這個生長在邊遠的山村，隻讀過半年小學堂的鄉村青年竟能考出那樣好的成績。于是，符定一校長做主，為他加了一場面試。
第二天，符定一和一位國文老師商定了文章題目，把毛澤東叫到一個單獨房間，要求他限時作文，由符校長親自監考、面試、批分。考試的結果是：毛澤東這次所寫的文章，比入學考試的作文還要好！
符定一執教多年，還是頭一次見到這樣出類拔萃的學生。閱卷時，不禁拍案叫絕，揮筆在卷上批道：“曆觀該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人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矣！”
毛澤東入學後，符定一給予他語言文字方面諸多指導，又經常為他講解古典文學作品，傳授愛國主義思想，從此師生來往甚密，情誼彌笃。毛澤東隻在省立一中呆了半年，他認為自修是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便向符定一說出自己準備到省立圖書館自修半年的學習計劃。符定一極力挽留，最後尊重毛澤東的選擇，寄予厚望。就這樣，過了半年，毛澤東回家過春節，當他父親得知他從省立一中退學，強令他一定要考正規學校，否則就斷絕他的生活來源。新年剛過，元宵節前，毛澤東又來到長沙城，前往符定一家給老師拜年，同時征詢老師報考哪類學校。符老師認為不宜再進中學就讀，應該選擇一所專門學校。他建議毛澤東去報考師範學校，将來當一名教師，走教育救國、教育興邦之路。毛澤東采納了老師的建議，不久便考入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1913年，符定一被補為國會衆議院議員，他一直記挂着自己的這位學生，常常利用回鄉的機會打聽毛澤東的情況。1925年，毛澤東回家鄉韶山養病，不料遭湖南軍閥、省長趙恒惕軍警的追捕。此時，符定一正好回湖南省親，聞知此事，便憑自己宿儒的身份和趙恒惕是小同鄉的關系，從中疏通，力陳他與毛澤東的師生情誼，為毛作保。費了一番周折，終于使毛澤東化險為夷，脫離虎口。
毛澤東和符定一在延安時合影
毛澤東緻符定一信1926年6月，符定一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長，兼鹽務署署長、稽核總所總辦，但做了不到一年便辭職，專心著作《聯綿字典》。此書多收雙聲、疊韻和失音的字，包括虛詞，按部首編排，用反切注音，意義有不同，皆分條注釋，一一列書證明，廣征博采，其稿本多達八十七冊，計四百餘萬字，疊起來有數尺厚。此外，符還著有《新學僞經考駁誼》《說文本書證補》《說文古籀本書證補》等，可謂“著作等身”，“學高為師”，堪稱文字學專家。
作為毛澤東的老師，符定一還追随着學生的理想、事業。1946年6月，符定一通過葉劍英與毛澤東聯系，毛澤東邀請他赴延安共商大策，符定一偕女兒欣然前往。到延安後，在毛澤東親自主持的歡迎會上發表講話，揭露蔣介石政府和國民黨的腐敗，對解放區給予熱情洋溢的贊頌，并号召人民群衆跟共産黨、毛主席走，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9月，符定一辭别毛澤東，返回北平，在葉劍英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并擴大反蔣統一戰線，向教育界文人學士和親朋宣傳共産黨的政策和優良作風。
1947年，符定一被國民黨逮捕。毛主席聞訊，電請葉劍英組織營救。北平各大學著名教授八十餘人向國民黨提出抗議，報紙全文轉載。迫于輿論壓力，國民黨政府隻得将其無罪釋放。
1948年10月，符定一由北平城化裝到西柏坡黨中央所在地，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親切接見。
1948年底，解放戰争取得重大勝利，1949年初，毛主席發出“将革命進行到底”的号召。符定一積極響應，他和先後到達解放區的李濟深、沈鈞儒、馬叙倫、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在元月22日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堅決支持中共中央對時局聲明中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
解放後，符定一更是兢兢業業，盡職盡責，為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8月，毛澤東和柳亞子在一起
毛澤東緻柳亞子信柳亞子：卓越的革命詩人
毛澤東1949年4月29日寫的《七律·和柳亞子先生》記述了他與柳亞子的交誼：“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柳亞子在與毛澤東“飲茶粵海”之前已聲名顯赫。早在1909年，他在蘇州創立文學團體南社，借以宣傳革命，辛亥革命後，柳曾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旋即辭職回到上海，任《天铎》《民聲》《太平洋》三報主筆和文藝編輯，著文反對北洋政府，名重一時。
1926年國共合作中，柳亞子以同盟會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在改組後的國民黨召開的“二大”上，堪稱國民黨元老的他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這年5月，他到廣州參加國民黨執監委員會，蔣介石強迫通過了打擊共産黨人的《整理黨務案》，而當會議表決時，他與何香凝不舉手，堅決反對；也在這年的5月，他與毛澤東“飲茶粵海”，侃侃而談，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戰勝利後，1945年，“葉正黃”時節，毛澤東赴重慶（渝州）談判，柳亞子到毛澤東下榻的“桂園”拜訪，當面贈詩一首給毛澤東：“闊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并稱毛澤東是“彌天大勇”，在與毛澤東的數次面談後，聽了毛澤東對時局的分析，倍增欽佩之情，回到家裡，作詩二首贈給毛澤東，其中有句：“與君一席肺肝語，勝我十年螢雪功。”
此間，柳亞子正在編一部《民國詩選》，他想要擴大選詩範圍，首先想到的就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當時社會上，讀過毛澤東詩詞的極少。在國統區最先流傳的還是轉引自斯諾的《西行漫記》，柳亞子根據當時流傳的版本抄了一份請毛澤東親自書錄，并校正傳抄過程中出現的錯字。毛澤東卻将1936年寫的《沁園春·雪》書贈與柳亞子。熱心的柳亞子把毛澤東的詞和自己的和詞傳揚出去，幾經傳抄，引起各界的強烈反響。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就憂心忡忡地對蔣說：“（毛澤東）這首詞填得非常得體。剛才布雷給幾位詞家看過，他們一緻認為氣韻高華，詞采明麗，同時寄托遙深，現在好多人在為毛澤東的詞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敵是友，他們都在唱和着。先生想想，我們談判還沒完畢，毛澤東已在重慶引起很多人的重視，這後果不是值得考慮嗎？”蔣介石很惱火，便組織一些人填詞，但都自歎弗如，反被毛澤東的詞給“壓下來，比下來”了，更讓蔣害怕的是，人們從詞中能讀到如柳亞子所評價的那種“帝王口吻”。
1945年10月，柳亞子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1月與譚平山、李濟深，陳銘樞等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并任文教主任委員，同月返回上海，1947年10月由上海遷居香港。1948年1月與李濟深、何香凝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常務委員會秘書長，這時的他熱心政治卻置身于革命洪流邊緣，多有失落之感。1949年3月，他應毛澤東電邀赴北平。住在六國飯店的民主人士中有幾位配有專車，而他卻“出無車”，行動不便，想去香山憑吊的願望都難以實現，很是煩惱，情緒低落，牢騷滿腹，還多有雜事相擾。
柳亞子劍匣酒杯七言聯紙本有一件小事使他很不愉快。他抵北平之初，就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政府聘他所賞識的範志超為秘書，并且當面向毛澤東提出，毛主席說：“歡迎歡迎，但我們還是包幹制。”事過幾日，上級仍未通知，柳亞子急不可耐，索性自發聘書，落款是“吳江一品大臣柳亞子”，聊以自嘲。但不知何故，有人叫範志超少與柳亞子接近。
毛澤東知道了柳亞子的不滿後，便于1949年4月29日，寫了《七律·和柳亞子先生》，勸他放大眼量去衡量，不必斤斤計較個人得失。
柳亞子後來住進頤和園，毛澤東還曾攜女兒一起與柳亞子泛舟遊園，切磋詩藝，他們都對園中的昆明湖情有獨鐘，覺得觀魚勝過南方的富春江。
作為一位詩人，柳亞子特别重視文學的思想性，其詩篇洋溢着強烈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激情，具有鮮明的戰鬥性和撼人心靈的力量。毛澤東對他的詩文很是欣賞，曾贊譽：“慨當以慷，卑視陸遊、陳亮，讀之使人感發興起。”茅盾稱他的詩為“史詩”，稱他“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後這一時期内在舊體詩詞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詩人。”
柳亞子還是後明史的研究者，他籌備設立文史研究館就希望在這個機構中能完成他的後明史（南明史）的研究，但在編撰過程中，腦病複發，南明史研究成為永遠無法彌補的一大遺憾。
1956年，周恩來出席“授予齊白石世界和平理事會國際和平獎金儀式”，并與齊白石親切交談
1952年，毛澤東緻齊白石信齊白石：中國人民傑出的藝術家齊白石的詩書畫印，堪稱“四絕”，他自己概括為：“詩第一，治印第二，繪畫第三，寫字第四……作畫凡數千篇，詩數千首，治印亦千餘。”
1872年，隻有9歲的齊白石，上不到半年學，就辍學在家，一邊砍柴放牛，一邊讀書寫字。12歲時開始學木匠，15歲時又轉學雕花木工，手藝出色，他小時候叫“齊純芝”，于是“芝工匠”便小有名氣，客氣些的，當着他的面叫一聲“齊師傅”。
齊白石20歲那年，出外雕花時，在一個主顧家裡，看到一部《芥子園畫譜》，如獲至寶，愛不釋手，才知道些許花肥葉瘦，着墨的濃淡、遠近、先後、配合、渲染。因為買不起這套書，他就從主顧家借到家裡，買來素紙、顔料、畫筆，每天回家，用松油柴火為燈，精心地一幅一幅地勾影起來，從畫譜的第一頁開始，花了半年時間，把這部《芥子園畫譜》，除了殘缺部分外，全部勾畫出來，裝成十六本，還精心地設計了一個漂亮的封面，可以說，這奠定了他學畫的基礎。從此“芝師傅”會畫畫在鄉間不胫而走。
1889年，白石的女兒已6歲了，他才真正拜了地方上的名士胡沁園、陳少蕃為師，學繪畫，習詩文、刻圖章，兼作畫工。白石70歲時曾寫有《往事示兒輩》，詩中就說：“村書無角宿緣遲，廿七年華始有師。燈盞無油何害事，自燒松火讀唐詩。”描繪了他當時刻苦學習的情景。
從1902年到1909年的八年間，齊白石“行萬裡路”，先後五次遊曆大江南北，遊曆了陝西、北京、江西、廣西、廣東、江蘇等地，觀賞名山大川，結識淵雅之士，觀摩古碑珍藏，開闊了胸懷，擴大了眼界，把祖國的山水勝迹、草蟲花卉、人情世态一一收入畫卷。遊曆回來，在家鄉一住就是十年，潛心“讀萬卷書”，寫字、作畫、寫詩、治印，刻苦磨練，已是自成體系。
1919年，齊白石定居北京，以賣畫和篆刻為生。這時，他雖已年過半百，仍決定在畫法上有更大突破。有人對他說，改變了畫法，别出蹊徑，恐怕更不合時人之意，說不定給人稱作旁門左道了。而他卻認為：“餘作畫數十年，未稱己意，從此決定大變。”這就是為人稱道的齊白石的“衰年變法”。繼承前人，又不拘泥于前人，融會了傳統寫意畫與民間繪畫的表現形式，“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筆墨縱橫雄健，造型簡練樸質，色彩鮮明強烈，格調清新隽永，已臻巧奪天工之境。他的畫筆“為萬蟲寫照，為百鳥傳神”，尤精于花鳥、草蟲和魚蝦，他畫的蝦，寥寥幾筆，形神兼備，動感極強。
解放前，齊白石颠沛流離，對社會多有不滿，尤其對官僚深惡痛絕。他畫有一幅不倒翁，題的詩更是入木三分：“烏紗白扇俨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将汝忽然來打破，通身何處有心肝。”新中國成立後，他欣然擔任中央美術學院的名譽教授。1950年4月，他受毛主席之邀，與毛主席共進晚餐，作陪的是副主席朱德等同志，這令他欣喜不已。
1956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陳半丁與周恩來親切交談
陳半丁舊地煥成新世界130×96cm紙本設色1964年北京畫院藏
葉恭綽松紙本設色1952年，他當選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委員。那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他為擁護世界和平，并祝賀大會的勝利召開，費了幾整天的時間，畫了一張百花與和平鴿“丈二匹”巨幅，用盛開的百花象征勝利，鴿子表示和平，這使他赢得了國際和平戰士的聲譽。同年他還與友人合作繪制了《普天同慶》贈送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後，曾寫信給齊白石對作者們緻謝。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授予他“中國人民傑出的藝術家”榮譽獎狀。這段時間他所作的畫充滿對新中國成立和幸福生活的贊頌。
1954年，他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次年6月，他與陳半丁、何香凝、于非闇等十四位畫家，用了半個月的時間，集體創作了巨幅《和平頌》，獻給了大會。12月，他獲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授予的共和國科學院通訊院士榮譽。
陳半丁：樹人品樹畫品啟功先生回憶起陳半丁先生說，此人看似黑瘦矮小，但藝術成就很高，是著名的國畫家。
陳半丁出身貧寒，六歲喪母，由外祖母、祖母教養到十四歲，便自出家門謀生，愛上國畫，便對藝術矢志不渝。他早年得到任伯年、吳昌碩傳授，又廣泛吸收了明清陳白陽、徐文長、石濤、恽壽平、華喦、李鱓諸名家畫法。他擅長寫意花卉、山水、人物。以花卉見長，狀物描情，生動自然，形神兼備，設色芳麗和諧，具秀潤蒼古之意趣，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他的書法自成體系，由“二王”入手，兼習褚遂良、李北海與米芾之筆意，形成自家體系，遒勁、秀健、嚴謹，尤以行書為佳。他詩書畫印渾然一體，享譽甚隆，他的配畫詩文，緊切畫題，白而不俗，淡中有味，配畫的篆刻，古樸天然，金石味極濃。
陳半丁更有“二樹”主張，他的畫室冠以“二樹學堂”之名，一為樹人品，二為樹畫品。他的“二樹”可由他刻的兩方閑章中見到一斑，一為“強其骨”，一為“不使孽錢”。他擔任不同藝術院、會的領導職務，尤以“二樹”藝品藝德為人稱道。
古稀之年的陳半丁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藝術創作。抗美援朝期間，他以極大熱忱參加書畫義賣。他的畫被作為“國禮”贈送給許多國家元首和攻府首腦。1955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陳半丁繪制了八尺整紙的《達摩像》，自題五言詩：“佛自西方來，樂在東土住。今日送将歸，多情勿忘故。”外賓們得到此畫，非常高興，這幅畫作還得到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的贊譽。
陳半丁常為賓館、客廳、禮堂義務作大幅裝飾畫，與美術界的同道如齊白石等創作的《和平頌》《五一頌》《百花齊放》《普天同慶》等更為人推重。
其他館員第一批館員有位天津人王治昌，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王光英的父親。他早年獲得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商學士學位，回國後一直在商界謀職。抗戰初期，日軍曾多次請他出任官員，并遊說其夫人，王治昌都堅決回絕，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為時人折服。新中國成立後，緻力于兒童福利事業。王治昌房産豐裕，建國後，他把在北京西單舊刑部街32号的一所住宅五十餘間房子，除四間自己留用外，全部無償提供興辦托兒所，這對解決當時幹部、職工托兒問題起了重要作用。
葉恭綽是中央文史研究館的第一任副館長，是著名的學者、書畫家、文物鑒賞家、愛國人士。他做過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次長兼鐵路總局局長，做過孫中山廣州大本營财政部部長、兼理廣東财政廳廳長。他早年緻力于交通事業外，于書畫、詩詞、文物鑒賞無不精通，書法上工于楷、行、草，主張以出土竹木簡及漢、魏、六朝石刻寫經為宗。他用筆運腕，獨有心得，筆法雄強樸厚，妍媚動人，信為當代高手。他的畫則多以竹梅松蘭，尤善畫竹。他為了保護祖國文化遺産，使之不流入外國人之手，購了許多字畫、碑帖、瓷器、孤本、善本，外國難得之禁物與故宮禁物，裝成八大箱，不緻毀于兵燹。一次他以重金購得稀世珍品、晉王獻之的《鴨頭丸帖》真迹，慨然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其後，又于八十高齡時，陸續将自己藏品捐給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以垂永遠。
第一批中央文史研究館員中還有位康有為的次女康同璧，秉承家學，擅長詩詞書畫。她的畫情趣天然，筆法蒼古清隽，有深厚的功力。她曾将其父書寫的中堂贈于中央文史研究館，蒼勁的行書寫的是：“宇宙誰開辟，江山此郁盤。”
1951年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時的第一批館員已全部謝世，由于資料所限，無法一一介紹。這批館員大都經曆過新舊時代交替，其閱曆異常豐富，他們的學術思想、愛國義舉、人格力量無不感召後人，可謂功高仰照。
■責任編輯：陳春曉
曹蘊鍵詠長江大橋落成40×37cm紙本
康同璧柳蔭書屋27×33cm紙本設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