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毛澤東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钊等親切交談章士钊（1881-1973），字行嚴，出生于湖南長沙東鄉的佳沖村。他一生經曆曲折，從早年加入“華興會”，投身辛亥革命，進行反清鬥争，宣傳民主共和思想，到民國期間，曾義務為陳獨秀出庭辯護，曆任各屆國民參政員，最後以南京國民黨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身份飛赴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結下“金石”之交，成為中國共産黨忠實可靠的朋友，為謀求祖國的統一大業貢獻了畢生精力。1951年7月，被聘任為政務院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後任館長。
為陳獨秀當辯護律師1930年春，章士钊歐遊歸國後，挂牌當起了律師。
1932年10月，陳獨秀等10人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這是陳獨秀一生中第四次因從事政治活動而遭逮捕，随後押解到南京，由江甯地方法院看守，定于次年4月開庭審訊。此時陳獨秀雖因“托派”問題已被開除出黨，但外人不一定清楚，國民黨政府仍将其視為共産黨首領。案情重大，無人敢去為他們辯護。有朋友找到章士钊，章思忖後，一拍桌子，答應下來。次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三次審訊陳獨秀等人的案件。此前已在14、15日舉行了兩次庭審，第三次是公開辯論。場内外擠滿了人，來的大部分是陳獨秀的朋友、記者和社會各界關心此案的人士。
主審此案的審判長胡善偁、推事張秉慈、檢察官朱隽等在庭升座。檢察官宣讀了起訴書，以陳獨秀“為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執行常務委員首席，是一黨之主腦”為由，曆數了陳獨秀的罪狀，指控陳“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傳共産主義；一面則對于國民黨政府冷譏熱諷，肆意攻擊。綜其要旨……推翻國民政府，由無産階級專政”，認定陳等“組織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又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觸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檢察官讀完了起訴書，旁聽席立即議論聲四起，因為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是可以判死刑的。接着，陳獨秀進行抗辯。他回顧了自己的革命經曆，概述了當時的中國情勢，逐條批駁了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最後，他大聲宣布：“今者國民黨政府因予始終盡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檢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國’及‘叛國’之罪，予不但絕對不能承認，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強權之外，複假所謂法律以入人罪，誣予以‘叛國’及‘危害民國’，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
章士钊始終不動聲色，聽取庭辯。檢察官的話句句隐藏殺機，章士钊洞若觀火。他曾經宦海，又一貫關注時局與政治，明了此案極其微妙複雜的情形：陳獨秀轉向“托派”的本意，自認為是為了“挽救”共産黨，“複興”中國革命；而中共則早已批判他成為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反對共産黨、破壞革命的工具；而國民黨政府則可能今天要利用這個工具。三種力量，消長交合，機會和危險均在毫發之間。接案以來，他絞盡腦汁，想把陳獨秀描繪成國民黨的功臣、三民主義的信徒、鼓吹議會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鋒，以此來救老朋友一命。待陳獨秀講完，章士钊一掠頭發，站了起來，開始他那洋洋灑灑、旁若無人的辯護。他的辯護起勢就高屋建瓴，使聽者為之動容，接着，他從法理上、從邏輯學上展開議論，用帶湖南腔的普通話清晰地說：“國家與主持國家之機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範疇，因而攻擊機關或人物之言論，遂斷為危及國家，于邏輯無取，即于法理不當。”檢察官啞然無詞以對。旁聽席中大多為知識階層，聽到這樣詞義精嚴的辯駁，則都為之首肯。
章士钊繼續展開雄辯。他說，陳獨秀鼓吹的共産主義與三民主義不但不相沖突，“而且是一個好朋友”；指出陳曾與國民黨“合作”，擔任過國民黨職務；在《汪陳宣言》中苦口勸阻“主張打倒國民黨的人”，最後與中共分裂，組織“托派”，等等。章士钊煞費苦心地說：“清共而後，獨秀雖無自更與國民黨提攜奮鬥，而以己為幹部派擯除之故，地位适與國民黨最前線之敵人為敵，不期而化為緩沖之集團。即以共産黨論，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紅軍少一人，如斯輾轉，相輔為用，謂托洛斯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也，要無不可。即以此論功罪，其謂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國民黨也，且不暇給，罪胡為乎來哉？此義獨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決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證據、方法既有所未備，裁判意旨複不得謂之公平。要而言之，陳獨秀之不能與國民黨取同一态度，勢為之也；其忠于主義，仍繼續研究共産學說者，理為之也……”最後，章士钊明确地說：“基上論述，本案陳獨秀、彭述之部分，檢察官征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及第六條，所謂叛國、危害民國及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同之主義，湛然無據。應請審判長依據法文，谕知無罪，以保全讀書種子，尊重言論自由，恪守法條之精神，省釋無辜之系累。實為公德兩便。”章士钊的辯護詞長達數千言，文通法理，激昂慷慨，舉座為之震驚。連法官、檢察官心中也暗暗佩服。
然而事出意外，章士钊話音剛落，陳獨秀卻拍案而起：“章律師之辯護，全系個人之意見，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本。”至此，全場大嘩，章士钊暗叫不好！一生交友遍天下，隻有3個人不好交，其中之一就是眼前的陳獨秀。這個書呆子全然不理會自己搭救他的苦衷，硬要拼命往死路上走，奈何，奈何！這邊，陳獨秀簡要地大聲重申了自己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他說：“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隻知集中金錢，存放于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民國人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隻是‘長期抵抗’4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聽衆紛紛稱贊：“革命家！”“真正的男子漢大丈夫！”章士钊則苦笑着搖頭不止。
這場精彩的庭辯脍炙人口，轟動社會。國民黨《中央日報》曾報道審判情況，标題是《隽語風生法院審理陳獨秀》。最後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終審判決陳獨秀“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處有期徒刑八年”。事實證明，章士钊是有見地的。庭審中，陳獨秀努力表現出剛直不阿，維護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并不能改變國民黨政府要利用他的企圖。倒是章士钊利用了這一企圖，是這場官司最大的赢家。當時的《實報》有評論說：“陳卒賴其力（指章的辯護），得免于死，而判刑八年。”這種評價當然有待商榷，但章士钊的出庭斡旋，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他那蕩氣回腸的辯護詞轟動一時，後來被上海滬東大學、蘇州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
周恩來賀章士钊80壽辰時與章士钊及其夫人合影重慶談判期間與毛澤東交往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日戰争爆發，章士钊夫婦離開北平，遷居上海。第二年，上海淪陷，南京僞維新政府成立，汪僞群醜粉墨登場。漢奸梁鴻志以昔日的朋友身份勸誘章士钊入夥，被他拒絕。在日僞當局的威脅下，他将奚夫人和小女含之留在上海，隻身秘密出走，避難香港。
随着太平洋戰局的進一步發展，章士钊不得不于1939年2月由香港赴陪都重慶，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居于歌樂山，閑暇無事，将從前的邏輯講義整理補充，名曰《邏輯指要》，借以消磨歲月。國民參政會的同事張君劢将《邏輯指要》推薦給蔣介石。過了幾天，章士钊随張君劢來到了蔣介石在重慶的官邸。當張君劢引着章士钊踏上蔣介石官邸的青石台階的時候，章士钊不禁在心裡問道：這位“全民的領袖”究竟比袁世凱、段祺瑞有什麼不同呢？他看了《邏輯指要》後，将會惠賜些什麼高見呢？章士钊既迷惘，又有所期待。不一會，蔣介石來了。賓主談了一陣之後，在章士钊的注目示意下，張君劢随即對蔣介石說：“上次送呈的《邏輯指要》是行嚴的著作，不知委員長有什麼指導性的意見？”蔣介石好像突然從睡夢中醒來，支吾了兩聲，向章士钊笑着說：“唵唵，唵唵，看了一下，沒有工夫研究。”他大概覺察到章士钊的難堪，又轉頭對陳布雷說：“書是寫得好的，可請章先生到陸軍大學及警官學校去講一講。此事你去安排一下。”
辭别蔣介石，一路上章士钊默不做聲，他感到蔣介石表面上重士，實際卻是在敷衍。他想，自己追求“明主”、追求“知遇”，想在有利的時勢下為國家、為民族多做些事情，但命運總是欺騙自己，以前對袁世凱、段祺瑞的幻想破滅了，蔣介石又如何呢？他覺得，又是一個肥皂泡。這以後，章士钊按照陳布雷的安排，每個星期到陸軍大學及警官學校去講演邏輯，前後大約講了一年。
毛澤東在中央文史研究館老先生信上的批示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争勝利。但八年抗戰的硝煙還未在中國大地上散去，内戰的陰雲又籠罩在神州上空，國共對峙，戰争一觸即發。為了争取時間，調兵備戰，蔣介石假裝“要和平”的樣子，連續3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共同商讨所謂“國際國内各種重要問題”。蔣介石的打算是：毛澤東如果不來談判，就可借此宣傳“中國共産黨沒有和平誠意”，就可以把發動内戰的責任推到中國共産黨的身上，國民黨軍隊即可“師出有名”了；如果來了，那麼，就利用談判的時機，加緊布置内戰的兵力。
對于蔣介石這種險惡用心，毛澤東早已洞若觀火，他毅然決定赴重慶談判，并且已經在離開延安之前召開中共中央會議作了部署，向全黨發出通知，說明了黨中央關于談判的方針、談判可能出現的結果以及我們的對策。那就是通過談判使國民黨在内外壓力下，有條件地承認我黨的地位；延遲全國内戰爆發的時間，使我們有時間做好自衛戰争的準備。毛澤東認為這是我們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要達到的重要目的。當然，通過此行揭露蔣介石的“和平”欺騙，教育人民，争取中間勢力，尤其是民主力量，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8月28日，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開始了艱難的談判。重慶談判風波疊起，險象環生，會場内明争暗鬥、唇槍舌劍；會場外，毛澤東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茶話會、招待會一個接着一個，忙得不可開交。
9月的一天，章士钊應邀到上清寺桂園作客，與毛澤東會晤。這裡是張治中的公館，借給毛作為臨時辦公處所。毛澤東身着藍布短裝，手執一根手杖，一走進客廳，就笑着與章士钊緊緊握手。章士钊關切地問毛澤東身體如何，是不是太累了。毛澤東幽默地說：“我這個人，生得很賤，在家有飯吃，要生病；拿起槍上山當‘土匪’，病就好了。”接着主動問詢道：“時局演繹到此，和談進行到此，不知先生有何高見？”章士钊沉思片刻，拿起桌上一張紙片，提筆寫了一個“走”字，遞給毛澤東，小聲說：“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嗯？”毛澤東盯着章士钊問。章士钊呷了一口茶，詳盡地向毛澤東談了他對形勢的分析。他說蔣介石對“和談”并無誠意，正在背後加緊準備進行内戰，主席應乘蔣介石尚未準備就緒之際速速離開重慶，主持延安軍務，以防突變。毛澤東饒有興趣地聽着章士钊的分析，邊聽邊點頭，他說：“對于國民黨，我們是再了解不過的了。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來。這個黨過去打過整整10年的反革命内戰了。”毛澤東停頓了一下，丢下一個煙蒂，又燃起一支煙卷，對章說：“謝謝行老的關心，我們現在有1億人口、120萬軍隊、200萬民兵，這個力量，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視，蔣介石其奈我何？所以說，我在這裡是安于泰山的。”章士钊長籲了一口氣，說：“潤之先生身系天下之安危，朋友們的擔心也不是多餘的。再說，談判即使達成協議，我看蔣介石也會撕毀。”毛澤東風趣而樂觀地說：“唐僧去西天取經，還要經受九九八十一難；我們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來的，也需要唐僧那種百折不回、堅定不移的信念。和平總是可以實現的。問題在于，現在抗戰勝利了，但是中國民主力量發展不快，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止反動派發動内戰的陰謀。這是我寄希望于行老和朋友們的。”
毛澤東與章士钊彼此傾吐心曲，不覺天色已晚。直到警衛員進來告知要去趕赴張治中舉行的晚宴了，這才結束了這場久别重逢的談心。晚上，毛澤東見到周恩來和王若飛，他從口袋裡拿出章士钊寫的字條給他們看，說：“章行嚴，真朋友也！”重慶談判簽訂了國共兩黨《雙十協定》，1946年1月，又在有國共兩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共同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決議，并簽訂了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發布了停戰令。但是這些協議和停戰協定墨迹未幹，就一件件被蔣介石撕毀了。
蔣介石以1946年6月26日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展開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中國共産黨為了保衛抗戰勝利果實，保衛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得不堅決地給蔣軍狠狠地反擊。全面内戰爆發。
1949年1月，蔣介石迫于戰場失敗、朝野譴責的壓力，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李上任後，提出與中共和談的方針，派邵力子到上海找章士钊從中斡旋。于是，以顔惠慶、章士钊、江庸3人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于2月13日飛到北平。章士钊在石家莊向毛澤東陳述了李宗仁的願望，鼓吹李是能代表南京政府的。經過這次會談，和平之門打開了。他們帶着毛澤東寫給李宗仁的信，離開北平飛往南京。
4月1日，章士钊又參加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飛抵北平。經談判，雙方代表達成國内和平協議。後因國民黨方面拒絕簽字，談判破裂。章士钊如夢方醒，與邵力子聯名寫信給李宗仁說，中共讓步不能算少，而國民黨中兩派均不願和，“八項諾言”說過又不算數。這封信義正詞嚴，揭露了國民黨備戰求和的騙局，并且以親身經曆說明中共對和談是有誠意的。此後，章士钊義無反顧留在北京，毅然投入人民革命的行列。
和周恩來舉杯1949年10月，章士钊參加開國大典以後，決定定居北京。中共中央讓他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後又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館長。當時，百廢待興，中央政府一下子照顧不到那麼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章士钊體諒政府的困難，沒有提出分房要求，恰好老友朱啟钤（字桂蘋）先生在京住房較寬敞，盛情邀請他合住，他就拉家帶口地搬進了朱家的後院。
章家住在後院的北房和東房。北房約20多平方米，是章士钊夫婦的起居室，因為沒有書房，床下、地上到處都堆滿了書。東房由大兒子章可住，小女章含之隻好安頓在連接北屋和東屋拐角上的一間過道裡。這過道光線不足，就在屋頂上開了天窗。整個院子沒有暖氣，一到冬天，每個屋子都得生上火爐。廚房隻有一個，要與朱家合用，做好菜後端進後院有好遠一段路。章含之十分留戀上海的住房，那裡寬敞、氣派，可以到南京路看光彩奪目的霓虹燈，還可以到弄堂的小書店看書，而章士钊則毫無怨言，而且一住就是10年。
1959年春天，春風拂袍，周恩來總理來看望章士钊。在擁擠的後院北房，賓主愉快地交談着，不時響起總理爽朗的笑聲。總理與章士钊談起了文史館員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一聊就是兩個鐘頭。歡笑聲中，一家人依依不舍地将總理送了出來。周恩來走到院中央，又停住腳，回頭望了望章士钊住的房間，感慨地說：“行老，你解放10年還住在朋友家裡，怎麼從來不告訴我們為你找幢房子？我太疏忽了，沒有想到，對不起朋友啊！”章士钊淡然一笑：“不敢當，不敢當。我隻要有個地方寫字、看書就可以了。”不久，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負責人登門看望章士钊，說是奉總理指示，提出東城、西城幾處房屋供選擇，請行老選居。奚夫人覺得在東城住了10年，熟悉環境，最後挑選了燈市口史家胡同的房屋。這裡距王府井大街僅咫尺之遙，購物、交通均極方便。經過1年的重建修繕，章家遷入史家胡同新居。這是一幢寬敞的四合院，院内花木扶疏，有梨樹，也有丁香、海棠，兩邊是風雨走廊，廊槽朱紅翠綠，冷暖設備一應俱全。
在遷居前，周恩來特意請章士钊去吃晚飯。周恩來素稱海量，他一連敬了章士钊3次酒，章抿一口，他自己則連喝3杯。他對章說：“史家胡同這幢房子是按照行老需要修的，算我們送給你的。”章士钊笑道：“你們共産黨是無産階級。其實我一生也是既無動産，也無不動産。要是收下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後反成為有産階級的房産主了。”周恩來濃眉下眼睛一閃：“那也好，行老不要房産權，房子永遠歸你行老和家眷居住，由我們管理。”他又朝章士钊舉了一下杯，自己喝了一口酒：“行老對中國共産黨有過許多幫助，40年前還做過我們的義務交通員呢，你還記不記得？”說罷，總理大笑不止。
回家後，章士钊徹夜難眠，他苦苦回憶着，從塵封的往事中鈎沉、檢索……大概是1922年秋天吧，那時他在歐洲考察，準備從法國乘火車去德國。自己40剛出頭，年富力強，此前又擔任過《甲寅》月刊主編及兩廣都司令部秘書長、護法軍政府秘書長等職務，又是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這次又受黎元洪公派出國考察，持有外交護照，因此備受各方禮遇，春風得意。離法去德的前3天的晚上，兩個青年人來訪，其中一位濃眉大眼、風度翩翩，他緊握章士钊的手：“我們是旅歐勤工儉學的學生，我叫周恩來。”寒暄一陣後，周恩來詢問了章士钊的行程安排，然後不失時機地切入正題：“有一件事冒昧相求，不知先生是否俯允？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需要一台印刷機和一些學習資料，我們留法學生當然鼎力支援。但是政府已注意到旅歐學生的革命活動，他們向法國和德國的警界都打了招呼，嚴加防備，這樣一來，印刷機和學習資料當然難以運出。先生是名人，是政府的考察要員，有外交免驗權，如果能幫助将這批物資帶往柏林，則莘莘學子感謝不盡了！”章士钊一貫樂于幫助青年，也就一口答應了周恩來所托。後來，這台印刷機和一批革命宣傳資料由他利用外交免驗權，順利地由法國出境，運到柏林，交給了朱德等同學。這樣助人為樂的好事，他平生做了許多，自己差不多都忘了，想不到周恩來卻一直記在心裡。想到這裡，章士钊覺得心中暖烘烘的，眼睛都有點濕潤了。
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一家搬到史家胡同24号後，住了13年，一直到19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于香港。後來，在北京舉行的追悼會上，周恩來對從海外專程趕回的章士钊繼室殷夫人和女兒章眉親切地說：“行老雖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們的家。我們說話是算數的，歡迎你們随時回來。”後來，寬敞明朗、花木蔥籠的史家胡同24号一直為章含之和喬冠華所居住。
毛澤東說“我還欠行老一筆債沒有還呢”
1963年12月26日，毛澤東請章士钊等幾位湖南老人吃壽筵，章士钊帶着小女含之赴宴。席間，毛澤東提出請章含之教自己英語。于是這以後每逢星期日，章含之都由中南海西門進去，教毛澤東學英語。毛澤東很喜歡這個聰慧的姑娘，常幫她剖析人生，決斷疑難。學習之暇，兩人也常在院子裡散步談心。
1963年初春，章含之陪着毛澤東散步。天南海北地談了一陣後，毛澤東突然問：“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章含之一聽，頑皮地笑了：“主席欠債？從來沒聽父親講過。”她也開起玩笑來，說：“要是主席真欠債，父親是必定不會催債的。”毛澤東卻很認真地說：“也許行老忘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
毛澤東說，還是早在1920年，他旅食滬濱，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然而自己是個“身無半文，心憂天下”的窮書生，哪裡有這筆巨款呢？這時，他想到了“鄉前輩”章士钊。其時章聲威赫赫，擔任岑春煊的廣州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又被任命為南方“和議”代表，正在上海出席“南北議和”會議。更為重要的是，自己從青衫學子的時候起，就受到章先生青睐。他還記得，在楊懷中先生家裡，章士钊總用一種特殊的目光打量他，和同是楊先生得意門生的蔡和森、張昆弟等人說話是一種口氣，和自己說話又是另一種口氣。于是，毛澤東冒昧找到章土钊，不提成立共産黨的事，隻說是為了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章先生幫忙。章士钊一見毛澤東，也不細究，立即答應，随後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圓，全部交給了毛澤東。
說到這裡，毛澤東笑着說：“行老哪裡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産黨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确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用來造反鬧革命了。”一番話把章含之聽得呆了，睜大眼睛說：“真有這樣的事？”毛澤東點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50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10年還完兩萬。”
毛澤東托章含之捎話以後幾天，果真派徐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并說今後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章士钊倒是不安了，借含之去中南海教英文的機會，他要她轉告主席，當時的銀圓是募集而來，自己并沒有這筆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贈。毛澤東聽了傳話後微笑着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産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币償還的呢？你們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無錢，又愛管閑事，散錢去幫助過許多人。他寫給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決問題。有的事政府解決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幫助了。我要是明說給他補助，他這位老先生的脾氣我知道，是不會收的，所以我說還債。你就告訴他，我毛澤東說的，欠的賬是無論如何要還的。這個錢是從我的稿費中付的。”自此，每年舊曆正月初二這天，毛澤東必定派徐秘書送給章士钊兩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滿累計兩萬元。
1973年春節過後不久，有一天章含之到菊香書屋去，毛澤東問：“送給行老的錢收到沒有？”章含之說：“今年沒有送。主席忘了，當初說定10年分期償還，還足兩萬。去年已是最後一筆，主席當年借的兩萬已還清了。”毛澤東笑了，說：“是嗎？怪我沒講清，這個錢是給你們那位老人家的補助，哪裡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訴他們馬上補送。”“父親不會收的，當初說好恭敬不如從命，隻收10年嘛。”章含之忙說。毛澤東聽了，诙諧地說：“你回去告訴行老，從今年開始還利息。50年的利息要還多少，我也算不清。就這樣還下去，行老隻要健在，這個利息是要還下去的。”章含之無語可答。毛澤東又認真地說：“這個錢一直送到行老不在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們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親的遺産。”第二天，一位秘書又給章士钊送去兩千元。當時他正住在北京醫院，雙手顫抖地接到這份禮物，激動地對家人說：“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經濟上幫助我，怕我錢不夠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要，故意說是還錢、還利。”
章士钊自作詩紙本“文革”中兩次給毛澤東寫信
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的特大政治風暴經過幾年的醞釀，終于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生成，并像飓風一樣，頃刻間席卷了神州大地。臂戴紅袖章的“紅衛兵”被狂熱的個人崇拜鼓動得如癫如狂，他們揮舞着“紅寶書”，高舉着“造反有理”的旗幟，喊叫着“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像洪水一般，沖向文學、藝術、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态各領域。
8月29日夜晚，章士钊家遭到了“紅衛兵”嚴酷的抄家，當“紅衛兵”滿載着“戰利品”離去後，章士钊顫悠悠地從卧室走了出來。奚夫人和章含之以為他要什麼，連忙上前招呼，他搖搖手，似乎無力回答。待在寫字台前坐定後，章士钊開口了：“拿紙、筆來！”章含之勸說他：“都12點了，休息吧，明天再寫。”章士钊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現在寫，給毛主席寫信！”章士钊在信中主要是告訴主席，北大“紅衛兵”如何來抄了他的家并鬥争了他。奚夫人和章含之看後，連連搖頭：“不會有結果的。”章士钊卻堅信能得到主席關懷，第二天一早就将信送出了。信送出的次日，總理辦公室就來了電話，說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轉給總理落實了，北大“紅衛兵”已受到嚴厲批評，命令他們送回抄去的物品。而且，總理指示，從即日起派兩名便衣警衛到章宅值班，不準任何人闖入。“謝天謝地！謝天謝地！”奚夫人激動得不知如何表達。章士钊隻覺得痛痛快快地吐了一口氣，他沒有說什麼，因為他與毛澤東相知甚深，寫信的反響原在情理之中的。更沒想到的是，9月1日，毛主席還親筆作複：“行嚴先生：來信收到，甚為系念。已請總理予以布置，勿念為盼！順祝健康！毛澤東九月一日。”
毛澤東信中的“請總理予以布置”并不是一句客套話，他在将章士钊的信轉給總理時作了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精明的周總理不僅立即對章士钊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指示301醫院接收章士钊以及程潛、傅作義、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護，而且乘毛主席作此指示之東風，親自拟定了一批應受保護的民主黨派人士及幹部名單，其中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钊、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锴、沙千裡、張奚若等。很多年後，朋友們還傳為美談：章行嚴做了一件大好事。
3個月後，“造反”的狂飙平靜了一些，可能是“該抄”的家都抄完了，“該打”的人被打過之後都趕回各家或進“牛棚”了，或已被折磨得離開人世了，“紅衛兵”在“中央文革”的指引下，将鬥争矛頭指向更高層。章士钊從301醫院回家後，聽說一些好朋友和文化界的名人如傅雷、老舍、葉恭綽都含冤辭世，感到十分震驚和痛惜。他完全清楚，在偉大領袖的保護下，他可以“閉門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張”，安安靜靜地讀書寫字，平平安安過日子了。
然而，孤桐的本色就是不随俗、不媚世。章士钊獨具銳眼地觀察在中國發生的這場“革命”，越觀察越感到憂慮。自己住院才3個月，而“文化大革命”已急劇“深化”，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張大字報”，雖隻有230個字，但“毛澤東”的署名使猛烈攻擊具有了爆炸性效果，鬥争矛頭已十分明确地指向“劉鄧司令部”。尤其是1967年春節以後，反擊“二月逆流”和“打倒劉少奇”的口号已響徹全國。每天，章含之帶回很多“紅衛兵”小報和傳單，那上面充滿了“炮轟”“絞死”“油炸”等殺氣騰騰的字眼。章士钊靜靜地看着，考慮着國家前途，感到揪心的痛苦和憂慮。3月初的一天傍晚，在晚餐以後，章士钊一邊飲茶，一邊對女兒傾訴心曲：“這個運動再搞下去，國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劉少奇。”一句“越世高談”使章含之驚吓得睜大了眼睛。章士钊嚴肅地解釋說：“毛劉分裂就會使國家分裂，後患無窮。我要給毛主席寫信，請他制止打倒劉少奇。”“劉少奇早已被打倒了，您的意見是無濟于事的。”章含之又驚又怕地說，“多虧毛主席保護，您好不容易才渡過險關。千萬不要寫這種信，萬一使主席生氣，把信轉給‘中央文革’，江青一夥心狠手辣，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您還是不要管這些國家大事了，安安靜靜地過日子吧。”
章士钊聽了，半晌不做聲，一拍桌子，義憤填膺地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老朽也不例外。我非寫不可！我不能看着國家這樣毀掉！”章士钊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信中說，自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興旺發達，全都仰仗共産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産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假若劉少奇同志确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能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可做檢讨，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等等。信寫好後，章士钊也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然叫秘書送出了。又過了幾天，章士钊思慮國事，憂心忡忡，對含之說：“傳單和小報上對少奇同志誣陷很多，這些我都不信。但為大局計，我想寫封信給他，建議他做些檢讨。”含之連忙說：“爸爸真糊塗！少奇同志肯定被關押了，你的信怎麼會到他手裡呢？”章士钊想了想，又搖搖頭：“荒唐至極！一個堂堂的國家主席，怎麼會不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淪為階下囚呢？我是司法出身，荒唐至極！匪夷所思！”信寫好了，也發出去了。這是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引證曆史，環顧現實，憂于動亂局面阻礙國家進步，忱切希望見到黨内恢複團結，毛主席同少奇同志重新握手，領導全國。章士钊說，如能達到此目的，“豈不大快，豈不大快！”他甚至天真地認為毛、劉和好“易于反掌”。
章士钊緻吳弱男信劄這樣的信發出後當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然而，在那風雨如晦的年月，章士钊并不清楚當時黨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更不理解“路線鬥争”幌子下的一些内幕，但他對黨、對毛主席和劉少奇等領導人是情真意切的。老成謀國之意，憂國憂民之心天日可鑒。給毛主席的信送出三四天後，章士钊收到了毛主席的親筆回信：“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必同。個别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安吉！毛澤東三月十日。”
不久，主席派人将當時中央整理的有關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内奸、工賊”“走資派”材料送給章士钊閱讀。來人說這些文件尚未公布，系黨内機密，因為行老關心劉少奇問題，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給他看。章士钊明白，這是主席信中所說“個别人情況複雜”的注腳。接連數日，他翻來覆去看這些材料，看後茶飯無心，情緒低沉。他對章含之說：“少奇同志的這些‘罪狀’都經不起推敲，看來，這不是法治是人治，有人要蓄意置他于死地。”繼而又仰天長歎：“國家要遭難，我老了，我的意見也沒有用了，我隻是為國家擔心啊！”
為開啟國共兩黨再度和談鞠躬盡瘁時光無情地将一個個天真爛漫的少年送到生機勃勃的中年，又飛快地使他們進入暮色蒼茫的晚年。1973年，是92歲的章士钊人生的最後一段驿程。這年5月，北京春光明媚，汽車奔馳在去機場的大道上，章士钊靠在座椅靠背上，聽着大家歡歌笑語，尤其愛聽12歲的小外孫女妞妞說話。也許章士钊已經感到自己時日無多，從1972年下半年開始，去香港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盡最後一份力的念頭越來越強烈。殷夫人也從香港來信，說是闊别九載，希望一聚。于是，他要含之轉報總理，希望去港一趟。總理說：“行老的愛國赤誠可敬可佩！與台灣方面的對話，行老去是再适合不過的了。上次行老赴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這幾年搞運動耽擱了。隻是我考慮到，歲月不饒人，行老已是92歲高齡了，長途旅行恐怕吃不消啊！”
1973年初春，含之回來告訴父親，在一次會見中，毛澤東突然提到了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國共和談的事，章含之報告了行老的心願，也報告了總理和家人的擔心。毛澤東說：“我們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還可以去呢？譬如說派個專機送去？”之後，毛澤東請周恩來總理考慮一個周到的計劃，在保證行老健康的前提條件下送他去香港。為此，周恩來作了周密、認真的籌備，安排了中國民航派一架專機送章士钊，随機派了警衛并為章士钊配備了北京醫院内科張惠芬主任及護士小丁同去。章士钊這邊，同去的有大兒子章可、小女含之和外孫女妞妞，還有一個秘書、一名女廚及後來照顧他生活的一個女孩子。一路上章士钊感慨萬千，他覺得還是毛主席最懂得他的心。
到北京機場，一走進寬敞的貴賓候機室，章士钊一眼便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周恩來總理！周恩來迎上前來，雙手握住章士钊的手，叮咛保重。章士钊非常感動，國家剛經曆一場大動亂，千頭萬緒，周恩來總理是最忙、最累的人，可他在百忙之中親自來機場送行。老人眼眶濕潤了，抓着總理的手，久久說不出話來，半晌，他才說了5個字：“請總理放心！”外交部為章士钊的赴港與港英當局進行了細緻的洽商，當時台灣的班機與香港已通航，而中國民航則尚未開通，章士钊的專機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的第一架飛機。這次特殊的航班，加上章士钊本人的資曆、身份，特别是他在1949年就擔任過國民黨“和談”代表，使這次“探親”本身就成為一個向台灣發出的強大的和談信号。許孝炎、宋宜山等老朋友在香港機場熱情地迎接了章士钊。
從表面上看，章士钊的情緒并不熱烈和興奮，但他心裡卻跳動着熾烈的火焰。國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雖然中美關系已經解凍，但總的來說中國還處于與外界接觸不多的狀況，與台灣的關系更是退縮不前。而歲月不居，人事凋零，自己已經92歲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來港是在履行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偉大使命。苟能促進國共高級和談，死又有何足惜？想到這裡，老人心中充溢着悲壯的情懷，他決心在一場最後的拼搏中使盡自己的最後一點餘力。所以，到港的第二天，章士钊不顧殷夫人和家人的反對，也顧不上和全家一起領略香港風光，就急匆匆安排會見各方面的舊友。一個星期以後，因為工作的需要，章含之帶着妞妞要離港回京了。離行前，章士钊對女兒說：“轉告毛主席和周恩來，我很好，不要挂念。有點困難，主要是于髯老（于右任）等老朋友去世了，新的關系正在設法打通。”他深情地說，“事情辦好後我就回去，我很想念北京。最多3個月吧，請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回去。”章含之等要出門時，章士钊又将外孫女妞妞攬在懷裡，再三撫摸着她的手臉：“記住！3個月後來接爺爺！”
然而，命運無情地使92歲的章士钊壯志成灰。頻繁的活動、過度的勞累已使章士钊力不從心，更為重要的是，農曆五、六月份的香港，氣候特别悶熱，章士钊的住所處于鬧市，又兼之底層，通風較差，制冷空調又與外界溫度反差太大，章士钊感到身體很不适應。就在章含之回京後不久，章士钊再一次病倒了。幾天之内，他的病情迅速加劇，許孝炎等朋友請來了全港最有名的醫生為他精心治療，也不見有一點好轉。延至6月30日，章士钊的病情更趨惡化，持續高燒不退，已不能開口說話了。有一次，他清醒過來以後，自知病體難以恢複，便示意家人拿來紙筆，顫顫悠悠地、費盡全力才寫下最後幾句話：“趕快報告總理，接我回去，回北京。”然後就昏迷過去了。
6月28日，周恩來總理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後，十分焦急，立即通知章含之準備赴港，并指示醫療隊火速趕赴香港，盡一切辦法穩住病情，然後護送老人回京治療。
7月1日淩晨，正當一切準備就緒，醫療隊和章含之再過30多個小時即将出發時，突然接到香港來電，章士钊已于淩晨帶着未遂的心願和遺憾永遠離開了人世。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章士钊的辭世引起了海内外同胞的深切哀悼，香港大小報紙都争相報道，由香港新華分社主持舉行了3天的公衆悼念活動。周恩來總理指示成立了章士钊先生治喪委員會，決定派連貫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與章含之等親屬一同去香港奔喪。章士钊的遺體在香港火化後，周恩來總理派專機到廣州迎接骨灰。飛機到達北京時，廖承志、羅青長等領導人在機場默哀迎接。7月11日，章士钊先生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毛澤東主席送了花圈，出席追悼會的有：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王震、鄧穎超、廖承志、郭沫若、許德珩、阿沛·阿旺晉美等，其身後可謂備極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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