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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鑒藏家崇恩的西藏仕履

時間:2024-11-07 10:38:14

清代金石學的興盛,帶動了訪碑、拓碑、鑒藏碑帖的學術風氣。一批著名的官員學者如阮元、張廷濟、翁方綱、吳榮光、吳雲、陳介祺等,他們身體力行,把金石學和碑帖版本研究推向了新的曆史高度。在此背景下,碑帖鑒賞、收藏逐漸成為文化精英階層一種專門的學問和雅好。

在清代著名的碑帖鑒藏家中,絕大部分是漢人,然而也有一位“滿洲才子”,他的題跋和印鑒經常見于各種碑帖善本,在存世的北宋拓《聖教序墨皇本》(天津博物館藏)、北宋拓《淳化閣帖》卷四(上海博物館藏)、宋拓《大觀帖》殘本(故宮博物院藏)等名迹上,都留有他的題簽、題跋、印鑒,但人們對他的了解微乎其微,許多人甚至從未注意過他。這位“滿洲才子”就是道光、鹹豐年間的覺羅崇恩。

崇恩(1803-1878),姓覺羅氏①,原籍長白,滿洲正紅旗人。多種人名詞典皆作正藍旗,其實不然。據崇恩為其父舒敏《适齋居士集》卷首所撰行述,其家為正紅旗人。嘉慶八年(1803)四月初一生②。字仰之,号雨舲,又作敔鈴、禹舲、與秢,自署香南居士、唯然居士、語鈴道人、敔翁。齋号有香南精舍、孤雲精舍、唯然室、紅豆青棠之館、且齋、湖口草堂、十雪齋、七佛同龛之室、虛朗室、松涼塢等。廪貢生。道光六年(1826)任侍衛,由此進入仕途,曆任泰安知府、山東巡撫、駐藏幫辦大臣、内閣學士、阿克蘇辦事大臣等。崇恩雖然官至二品,但在政治上沒有什麼特别建樹,倒是對書畫文物極有興趣。他曾在山東、廣東、江蘇、浙江、西藏等地任官,每到一處,必以訪求金石為樂。著作有《香南居士集》六卷、《枕琴軒詩草》、《香南精舍金石契》、《崇雨舲中丞詩稿守岱集》一卷、《金石玉銘》二十卷等。其中撰成于道光廿八年(1848)的《香南精舍金石契》,是其金石學方面的著作。

崇恩的詩文和書法功力十分深厚,他的詩歌和書法都因仰慕蘇東坡而追其風貌。他熱衷于碑帖收藏,過眼碑帖既多且精。自雲:“敝齋蓄宋拓碑版不下數十種,至于宋帖,僅《蘭亭》十餘種、《閣帖》三卷、《鼎帖》一冊、《潭帖》九本、《越州石氏晉唐小楷》一冊、《太清樓書譜》一冊、《蘭亭續帖》半部而已。”③崇恩最重要的書法朋友是清代金石書家何紹基,他第二次擔任山東巡撫期間,邀請何紹基去濟南泺源書院講學,何紹基遂有機會訪求山東漢碑,緻力于隸書臨習,終于融會各體,成為書法大家。

在崇恩的仕宦經曆中,他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二十九年(1849)擔任駐藏幫辦大臣(從二品)。清朝的駐藏大臣、駐藏幫辦大臣全部由滿洲人擔任,而且大多數是武職出任,文官出任的很少。在這數量有限的滿洲文官駐藏(幫辦)大臣中,崇恩無疑是書法造詣最高的一位。這為西藏(清代稱衛藏)的書法曆史添加了濃重的一筆。

駐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駐西藏的行政長官,全稱“欽差駐藏辦事大臣”,設正副各一員,副職稱“幫辦大臣”。雍正五年(1727)始置駐藏大臣衙門,駐藏大臣任期、員額、職責等方面逐漸明确和固定下來,直到清末。

駐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職權,有一個曆史的演變過程。創建之始,駐藏大臣僅統領駐藏官兵,督導藏王頗羅鼐總理西藏事務。乾隆十五年(1750),駐藏大臣傅清、幫辦大臣拉布敦為叛軍所害。事平,據策楞等所奏《西藏善後章程》,遂廢王爵,設噶廈(地方政府),任命四噶倫(三俗一僧)以分權,在駐藏大臣以及達賴喇嘛統馭下協辦藏務。五十八年(1793),在平定廓爾喀入侵後,清廷進一步提高駐藏大臣的權力和地位,加強對西藏的管理。這一制度對于加強祖國統一、鞏固邊防、促進民族團結,均起過積極作用。

駐藏大臣由中央政府派出,代表皇帝管理西藏地方事務,駐藏期間,原有職位仍然保留,不開缺。駐藏大臣既是“欽差”,又是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在理論上,駐藏大臣雖與達賴喇嘛、班禅地位平等,但實際權力遠超後者,包括達賴喇嘛、班禅在内的西藏地方各級重要官員,都要受其節制。即便到了道光以後,駐藏大臣地位并未受到動搖,依然代表清朝中央督辦西藏地方的行政、司法和财政事務,并直接掌握外交及防務大權。“西藏地方無論是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得尼,還是噶廈政府的僧俗官員,仍然和過去一樣‘禀命駐藏大臣辦理’地方事務,仍然以臣屬和屬員身份執行清朝中央的各項管理政策。”④

關于崇恩駐藏幫辦大臣一職的任免,《清實錄》有如下記載: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己醜……賞駐藏幫辦大臣穆騰額副都統銜,為駐藏大臣;已革山東巡撫崇恩藍翎侍衛,為駐藏幫辦大臣。⑤

(十二月)壬戌,又谕:耆英、朱鳳标奏“商面封公費,并将收受程儀節壽銀兩各員開單呈覽東”一摺。山東省面封公費銀兩,向系商捐商用。現據耆英等查明曆任支銷之處,實系藉資辦公。所有曆任巡撫、運使支銷公費,著毋庸議,惟程儀節壽名目,卑鄙貪婪,嗣後著即永遠革除,不準仍蹈锢習。其收受各員,本應一概懲辦。姑念相沿已久,且系在面封項下支銷,與需索有間。此次暫行從寬分别辦理。所有收受程儀之前任巡撫、署巡撫經額布、麟魁、王笃、梁寶常、崇恩,均著交部議處。所受銀兩,著照數罰賠。三天後道光帝作出處罰決定:圖1位于拉薩八廓街北街的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十二月)乙醜,又谕:前據耆英等奏,遵查東商面封公費并程儀節壽等名目,當将收受之曆任山東巡撫、運使及署任各員,交部分别議處嚴議。茲據該部查議具奏,該員等身膺重寄,辄于鹽務陋規,相沿收受,均屬貪鄙無恥,自應分别示懲。除已故各員賠項,仍著落子孫追繳,其處分毋庸議外,經額布、麟魁、王笃、梁寶常、覺羅崇恩,均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不準抵銷……賞已革河南巡撫鄂順安藍翎侍衛,為駐藏幫辦大臣。⑥

以上記載涉及崇恩兩次被革職的經曆。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二月,朝廷以鎮壓撚軍不力、“捕務廢弛”将山東巡撫崇恩革職。二十八年(1848)正月,任命崇恩為駐藏幫辦大臣,派駐西南邊陲。到該年十二月,又因山東鹽商上告曆任山東巡撫收受程儀銀、節壽銀一案,崇恩被降三級調用,鄂順安接替他出任駐藏幫辦大臣。《清史錄》記載的崇恩任職西藏時間為道光二十八年正月至十二月,不過由于北京至拉薩路途遙遠,要走幾個月,故崇恩實際到任、離任時間要延後數月。

崇恩的這段西藏仕履,在正史中沒有留下多少記載。不過由于他的碑帖收藏癖好,在其行箧之中攜帶了視為至寶的北宋拓《聖教序墨皇本》(以下簡稱《墨皇本》)等三本珍拓。途經山西、陝西、四川等地,接待他的地方官員紛紛慕名借觀這本王羲之墨寶。他把沿途的所見所聞,也記錄在帖後的題跋裡,成為珍貴的曆史記錄。

懷仁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碑刻成于唐鹹亨三年(672),碑石斷裂于金代(相當于南宋時期)。《聖教序》唐拓本已不可得,傳世拓本以宋拓未斷本為最早最佳。崇恩收藏碑帖重視宋拓《聖教序》,先後收藏《聖教序》宋拓本竟達11種之多。通過比對,崇恩判定其購自閩浙總督孫爾準家人的宋拓本年代最早、拓工最精,命名為“墨皇本”,并題“天下法書名碑第一,吾家宋拓墨寶第一”。崇恩對此極為珍愛,摩挲多年,題跋和朱筆、墨筆批注累累。

以下摘錄《墨皇本》中崇恩有關西藏行程的題跋,記載了他入藏的線路和沿途經曆:

自正月廿七日抵舍,至今已十三日矣。屈指行期不過旬月,兒女輩日侍左右,雖歡笑無間,實則隐寓惜别之心,不忍少離耳!知此冊當入行笈,夫人與彭兒、逢女亦時加檢視整護,其意蓋非可以言喻者。離别之感人如此,誌之以為重會談資。是日湯敦甫師相來談,移晷始去。晚約王寶翁與吳刺史炜會食,并記。二月十日。(钤印:崇恩)

三月二十四日,路出平遙,汾州太守牛君鎮不遠百裡馳來相晤,此次原學士長子也。雲其尊人在介休候見,此來亦奉嚴命,賢哉喬梓,洵多情古道人也。晚答拜于縣署,燈下索觀宋拓。時輿中止攜此與紀文達公本,因出以示之。次日至介休,老翁已在行館相候。握手道故,并諄諄以培養身心為言。别時老淚盈掬出于至誠,可感可感!昨日抵華下,令尹孫君治招遊玉泉院,亦索觀此二帖,并乞題名于後。因念牛氏父子厚情,溯書于此,以示不忘雲。時在四月八日,豈匏尊者崇恩坐無憂亭上書。(钤印:崇恩、仰之)

六月二十一日渡平羌江至雅州,病暑頗苦,餘太守坤、宋大尹恒山留住二日。病良已,太守以漢《樊君碑》《高頤碑》并雙阙拓本見贈,且索觀此帖,賞歎不忍釋手。見諸跋語,謬許可傳,亦屬題名冊尾,即此可以見其性情矣。二十三日,揮汗書。(钤印:仰之)

廿五日過小關山、大關山,嚴壑陰森,竹樹蒙密,雲翳如幕,瀑喧若雷,寒氣砭人肌骨,而羊腸鳥道逼仄難行。由長老坪彳亍十馀裡,始達大相嶺,嶺巅高寒尤甚。下嶺經二十四盤,即王尊比馭之九折坂也,陡拔幾不留足,昏夜始抵清溪,勞頓殊甚。縣尹謝君連堃留住一日,行館即在縣署之東庭,有古槐一株,高五丈,大幾十圍,雲是武侯手植,為題“漢槐堂”額。飯馀展對此本,覺煩憂頓釋,心地清涼。爰書數行以誌旅況。二十六日晚雨潇潇,瓶供幽蘭一箭,欣然命筆。(钤印:玉牒崇恩)

廿七日離清溪,廿八日過飛躍嶺,上下鬥絕,雨後滑不留足。七月朔,度泸定橋,橋長四十丈,兩厓縣(懸)鐵索,鋪松闆為之。是夕宿頭道水,館後瀑布甚奇。二日,至打箭爐。十二日出口,行數日,經老林雪山,頓覺山川改色,民物全非。二十一日,裡塘。廿七日,大所山。廿八日,巴塘。八月望日,住察木多,即古康國也。二十日,過瓦合山。是日百八十裡,中無人煙,并飛鳥亦絕。廿九日,丹達山,經閻王鼻等處。九月六日,拉裡山。七日經海子,長二十馀裡,寬三二裡不等,澄清渺瀰與蔚藍一色,奇觀也。夜大雪。七日,瓦子山。十二日,鹿馬嶺。十五日抵藏履任。居樓五間,僅蔽風雨。自漢嘉以南,跬步皆山,險阻萬狀,口外怪惡尤甚。每逢險絕處,早将此身置之度外,惟有息心閉目,靜聽造物指揮而已。偶遇風日晴和,行館無穢,辄取此冊與紀文達公本合觀,或臨宋拓《論坐帖》數行以遣孤興。蓋三帖同貯輿中,珍如性命,與之共存亡,生死之機者,已萬三千裡矣。二十二日,上布達拉山,達賴喇嘛恭接聖安,歸署後坐獨學齋南窗題,崇恩。(钤印:仰之)

圖2《宋拓聖教序墨皇本》第一開天津博物館藏

圖4《宋拓聖教序墨皇本》第十二開天津博物館藏居夷半載,毫無建樹,一病幾至不起,殊鮮歡悰。己酉二月八日奉文镌級,三月廿九日東歸。閏月二十七日入口,鄂中丞順安在爐城相候,快談二晝夜不倦,蓋相别已廿馀年矣。五月十一日過成都,六月廿二日過西安,常南陔師留住數日,縱觀墨寶,距丁酉别時亦十有三載。七月廿六日過保定,二十九日抵舍。萬裡生還,骨肉團聚,其樂可知。解裝後此帖先陳幾上,夫人兒女遞相檢視摩挲狀,與别時略同,而衷情快慰,又非筆所能述。舉室晤對,恍然如在夢中也。八月朔旦記。(钤印:玉牒崇恩、唯然室)

可以看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己醜崇恩獲得任命,二月底或三月初出發,行經平遙、西安、成都、雅安、泸定橋、巴塘,九月十五日才抵達拉薩。該年十二月乙醜被降三級調用,于次年二月八日收到公文,三月底啟程東歸。崇恩實際在西藏任職時間為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至二十九年三月,僅有六個月。

被革職回京的崇恩,并沒有沮喪心情,反而因為離開邊陲回到京師,得以與家人團聚而興高采烈。他重新回到京師文化圈,又能夠與名碑法帖為伴了。他在《墨皇本》後面題跋:“日追逐于琉璃廠廟市,物色法書名畫舊拓碑帖。偶有所得,賞奇析疑,亹亹不倦。辰集酉散,往往上燈後始匆匆入城。人生賞心樂事,殆無有過于此者!”

崇恩的西藏沿途經曆,在幾年之後還有追記。如鹹豐四年(1854)崇恩在《墨皇本》頁邊批注:

己酉(1849)季夏自衛藏歸,路出西安,見朱丹木雘廉訪藏鄭闆橋本絕精,有鄭氏三跋亦佳,乃以三十金購于本境紳家者。常南陔師時官方伯,出一本見示,意極鄭重,谛觀之,赝本也,雲以三百金俛張叔未轉購者。叔未系跋數千言,終無補于赝。何師甚寶之?未敢辯論而退。然師有宋拓智永《千文》二本,皆絕精,且尾幅侄方綱及李永壽等字皆在,乃最初拓,至寶也。師撫楚北,昨歲殉武昌之難,世兄豫并兩孫同死之,念之神傷。收藏頗富,雖真僞參半,而心賞所寄悉化煙雲變滅。追思舊德,淚下如绠。甲寅初秋崇恩謹記。次年(1855)又記:

自己酉(1849)歸裡後,又見不斷本五。一鄂中丞順安藏本,有朱竹垞、錢箨石兩跋皆甚精,尚有數跋記憶不清矣。一張京兆錫庚藏本,與鄂本拓手皆善,視敝齋灌園老人本相伯仲。其三皆帖賈持來,一本前後有武林葉孟育家藏大德丁未秋八月望日識、成化改元六月三日閩人林子章江夏吳燧汝南劉元吉同觀于濟美堂鑒定唐末宋初本、華亭沈氏家藏等題識,其拓亦與灌園本相近。一本《心經》缺一開,墨重紙粗,拓殊劣,不足入賞。一本頗明顯缺三十馀字,然非石斷處,乃揭裱時遺失。坐此價不甚昂,以三十五金得之,聊補錢士升本之缺。聞其帖後題跋甚多,惜為黠賈撤附他僞帖别售矣。據鄰店雲,約十馀幅,多明人手筆,殊令人馳想不置也。甲寅初秋小住武定行館,追憶往事,漫綴此跋。乙卯中秋後二日補書。

通過這些題跋,可以知道崇恩赴西藏任職的萬裡艱險,開闊了胸襟和眼界,也看到了更多的金石古物和碑帖拓本。他的碑帖鑒定是建立在多種拓本比勘的基礎上,他把碑石的斷裂、殘損程度和紙墨拓工的優劣作為鑒定拓本的主要依據。崇恩于鹹豐五年(1855)題跋說:“十年來共收未斷《聖教》十一本,除贈文孔修大司農一冊外(錢士升本),今存其十。此外寓目者九本,而收藏契好家者凡四,則王寶翁、朱丹木、鄂雲圃、張星白四本也。”⑦研究過這麼多宋拓本,故崇恩能夠對各種宋、元拓本有精深的辨别。他對《聖教序》各種拓本上的題跋也作了研究,“曩歲手錄宋元明及本朝諸家評骘各語,每則後或附以管見,或合數則而加以折衷,為《懷仁集王聖教序》考證共四十馀紙。舅氏虛堂先生見而激賞,因攜之去,萬裡伊江,遠莫能緻。而予既習成懶散,性複健忘,雖欲追憶,為之深慮,難還舊觀。”⑧惜這四十多頁考證文字,最終沒有保存下來。

圖3《宋拓聖教序墨皇本》崇恩題跋天津博物館藏崇恩的碑帖題跋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篇幅長,字數多。在目前存世的北宋拓《淳化閣帖》卷四(上海博物館藏)、宋拓《大觀帖》海源閣殘本(故宮博物院藏)、宋拓《鼎帖》(上海圖書館藏)、宋白玉蟾《足軒銘卷》(上海博物館藏)、元郭畀《日記》手稿本(上海圖書館藏)、元趙孟頫《行書洛神賦卷》(天津博物館藏)等名迹上,都留有崇恩的大段題跋。而且經常是一題再題,題跋篇幅之長在曆代碑帖鑒賞家中罕有其匹。

其次,内容豐富。崇恩題跋往往于碑帖版本優劣詳加辨析,并記載拓本流傳經過、價格、自己的鑒賞經驗及其過眼的相關法帖,資料翔實而豐富,具有重要的學術和史料價值。談到鑒賞經驗時,他說:“竊謂鑒定昔賢真迹,惟以神完力足、氣韻如生、無一敗筆、無一稚筆為斷審。則古刻碑帖亦然。”⑨其鑒定方法是由具體的紙、墨、點畫、結構、拓工、裝裱上升為觀氣望神,以神采來判斷其真僞優劣。直到20世紀,碑帖鑒賞家仍然沿用這一經驗。

崇恩與何紹基為至交好友,《墨皇本》後面有何紹基的長詩,其中有“……香南居士識力卓,擁戴墨皇書必霸。黃金白璧曾不吝,細注閑評肯留罅。萬三千裡性命共,雪山泸定險不怕。歸來一笑對妻子,古墨精靈相慰藉……”對崇恩的西藏之行有所回顧。在何紹基視為性命的《張黑女墓志》初拓孤本(上海博物館藏)上,也留有崇恩于鹹豐八年(1858)所作長跋,不僅記錄了他與何紹基探讨、臨習此墓志的經過,還提到了他赴西藏途中拓碑之事:

……據《志》,黑女薨于蒲坂,即葬于城東原上。按蒲坂縣在元魏屬秦州河東郡,即今之蒲州府永濟縣也。道光戊申(1848)路出河東,僅拓得隋《首山舍利塔碑》、唐《雲麾将軍李思訓碑》,殊未聞《張黑女志》所在,想已久佚,主人亦不複知之矣。及門李小湘慶翺,今守蒲郡,昨曾寓書,屬其留心物色,勿遺荒僻。傥于山村古寺中一遇之乎?臨穎不覺神往也。六月七日玉牒崇恩題記。⑩

崇恩當年由經山西蒲州渡黃河入陝之時,訪得兩塊名碑捶拓。《首山舍利塔碑》是一塊隋代名碑,碑文35行,滿行70字,楷書,位于山西永濟市東南十多公裡的栖岩寺。《雲麾将軍李思訓碑》,唐代大書法家李邕撰文并書,行楷書30行,行70字,現存陝西蒲城橋陵。這兩塊碑體型巨大,捶拓不易,崇恩在赴藏途中仍為此淹留,可見其癡迷金石之深。

(作者單位:中華書畫家雜志社)

[清]崇恩緻蔭堂劄紙本昆山市昆侖堂美術館藏注釋:

①[清]梁章钜《稱謂錄》之《會典·宗人府》:“凡玉牒所載,以顯祖宣皇帝本支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為覺羅。”中華書局,1996年,第166頁。

②[清]崇恩生日據何紹基《四月朔日雨舲中丞生日,小詩奉賀,用坡公病中大雪韻》詩題得知。詩見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50頁。

③[清]崇恩跋《宋拓太清樓帖》,見《中國法帖全集第三冊·宋大觀帖》,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第309頁。

④餘長安《論清朝中央對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中國藏學》1992年第3期。

⑤《清實錄·宣宗實錄》卷451,39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689頁。

⑥《清實錄·宣宗實錄》卷462,39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840-842頁。

⑦[清]崇恩跋《墨皇本》,見《宋拓懷仁集王書聖教序》,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0頁。

⑧[清]崇恩跋《墨皇本》,見《宋拓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第67頁。

⑨[清]崇恩跋《宋拓太清樓帖》,見《中國法帖全集第三冊·宋大觀帖》,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第3頁。

⑩《魏張玄墓志銘》,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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