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伯建(1913—1997)，重慶巴縣人。名廷植，字伯建，晚年重病愈後曾更字百健，别署蟫堪、阿植、芳蟫詞人、補茅主人。先生父親受教于楊滄白，幼承庭訓而喜愛文化藝術，弱冠即以詩書在地方甚獲時譽。1938年先生24歲投帖四川大學周岸登（字癸叔）門下，周老詞曲、考據、金石諸學在國内享有盛名，先生從遊受教一年餘，獲益頗豐，并結識一批蓉城才俊。1940年“飲河社”在重慶成立，因投稿成功發表，先生有幸結識潘伯鷹成為生死之交，後經潘公引見認識章士钊、沈尹黙、喬大壯等名流人物，從中受教良多。先生不僅是現代二王書風的主要代表之一，而且對詩詞文史、說文訓诂、金石考據、版本目錄等方面均有造詣,許先生早年在金石篆刻方面也用功頗深，曾為潘伯鷹、吳宓等治印。我曾詢先生為何号“蟫堪”？他解釋蟫即“衣魚”，一種昆蟲，常在衣服和書裡，亦稱“蠹魚”，意思是作個書蟲罷了！“堪”為低矮的房子，合起來是陋室裡的書蟲。因此，我明白了先生齋号“補茅”“退求”的意思。他為人謙讓樸實，志氣平和、甘于淡泊，畢生唯寄情于傳統文藝，亦是随前輩高人同好佛老之故爾。
在學衡派諸子中，吳宓喜歡通俗小說，因讀潘伯鷹《人海微瀾》後而二人相識，成為一生的知己。抗戰中，吳宓任教于昆明的西南聯大。1944年10月，吳宓赴成都應聘燕京大學及四川大學，道經重慶，就住張家花園三号潘宅中，十餘天訪舊拜友，忙得不亦樂乎，由潘公介紹，認識許伯健。抗戰勝利後，潘伯鷹東還上海，特别是1949年後吳宓留重慶，他們分處渝、滬兩地，唯一的交流方式即寄詩，潘、吳往來信件皆托許先生中轉。從現存的《吳宓日記》（續編）來看，記載二人交往（含書信往來）就有二百二十多處，這在與時人交往的記載中是較多的（在日記中吳宓簡稱許為“建”）。在許伯建遺著《補茅文集》中，二人友誼可尋雪泥鴻爪。
1952年10月，西南師範學院遷往離主城四十公裡外的北碚。見面的機會減少，而書信越來越多，每次許伯建來函，吳宓都愛不釋手，賞玩之餘，精心存放，不忍毀棄。“佩其每緘詞意俱精且雅，書寫尤工美，加蓋印章亦不苟，久之仍不懈，其書函似皆可裝裱而存留賞玩者。”1954年，吳宓與鄒蘭芳結婚，許伯建即刻“鄒蘭芳”名章相賀。1956年，許伯健将二十多年心血的結晶，手稿《補茅餘韻》奉于吳宓案前，請之為序，吳欣然應命，洋洋灑灑近千言，述與許伯建相識、相知經過，并高度評價其為“詩詞、書法、篆刻之藝術三絕之雅士也”。
許伯建早年學書取法“趙字”，後接受沈尹默、潘伯鷹建議，更習褚遂良，于《倪寬贊》《房梁公碑》用功尤勤，從而形成雅健雄逸、秀美婀娜的藝術風格。1957年其《李白詩行書》軸被選中參加新中國成立後首次赴日本東京的“中國書法展覽”，展後作品被日本東京帝國博物館珍藏。此後，為探求晉人筆法，摹臨王羲之傳本墨迹甚勤。1962年因水腫疾提前退休，遂有暇潛心研究《蘭亭序》，數年之内臨《蘭亭序》兩千餘通，其作品形神逼肖馮承素摹本。潘伯鷹見之作詩贊曰：“書入晉唐兼學趙，筆如琴築擅鳴詩。”其藝術思想受潘伯鷹影響至深。壯年以後，于書法更加崇尚晉唐，以羲之為典則，乃所謂山陰一脈，雖也容納篆隸及六朝碑版，但終未掩其帖學面目。強調中鋒用筆，而拒其拘囿，線條剛勁潇灑，行筆随意暢達，雖楷書亦有行書神韻，筆端常孕感情。若書于玉版、熟箋之上，則神完氣足更見性情，其詩人學者之風範畢現，字裡行間之書卷氣充盈。其小楷融合王字《黃庭經》和趙字《洛神賦》，并參文徵明小楷，為世人所稱善。許先生小楷首先是真正的“小”，由于他比沈尹默、潘伯鷹的年齡小一二十歲，手眼所勝，比沈、潘的小楷字體更小，小到最後真是蠅頭小楷；不僅是“小”，而且筆鋒精細工整，片葉累牍成篇，法度嚴謹娴熟外，亦有行書神韻，于繩墨中又不失其逸趣，雖寸楮片箋，得之者珍如珪璧之寶。
在吳宓的眼中，許伯建是最值得信賴的朋友。20世紀60年代中期，潘伯鷹病重，吳宓曾約上許伯建赴上海訪友，後不成行，終成憾事。1966年5月，潘伯鷹病情惡化，欲見老友，許伯建連夜買舟東下，得見最後一面，并迅速将潘去世消息傳遞川中師友。後又暫住潘宅四十餘日，應老友遺命，整理其詩集文稿，在士林中傳為佳話，并被文史掌故專家鄭逸梅記入集中。為編輯《玄隐廬詩》，許伯建多方收尋，不辭辛勞，吳宓對此大力支持，多次“開箧”尋找，将潘與自己唱和的詩稿慨然相贈，希望能編入詩集中，以此來紀念友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吳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備受打擊迫害。吳宓和許伯建失去了聯系，但兩個人都還牽挂着對方。從現存的吳宓日記來看，1967年4月24日，許伯建有函托人送吳宓，吳宓于4月28日至5月1日，抽無人監視的時間，作長函回複，這是“文革”以來，兩人的首次書信往來。5月15日，吳宓又收到許函，述及諸友情況。晚年的吳宓，孤苦一人，身邊沒有一個親人，而昔日同事，要麼避之甚遠，要麼呼号批鬥，讓自己備受炎涼恐怖。9月26晚，許伯建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突然來訪，這讓吳宓驚喜萬分，要知道當時吳還在監督勞動中，周圍還有無數雙警惕的眼睛無時無刻不在監視，掩門長談，得知别後二年來的情景及師友境況，禁不住老淚涕零，吳宓倍感凄傷，能得到友人的真誠問候和關心，他有好多好多的心裡話要向摯友傾訴。
吳宓晚年最大的心願，一是保存日記，這是自己一生的心血結晶，日記亡，無異于人亡；二是整理自己的詩稿，希望能保存流傳。1935年中華書局曾出版《吳宓詩集》，至此以後，所作詩就未再收集入冊。無論在抗戰時期颠沛流離中作的《南渡集》，還是見證五十年代翻天覆地大變革以及“文革”之中自己的血淚之作，這些在當時的處境下，随時都有被毀滅的危險。随着時間的推移，吳宓越來越焦灼不安，深感來日不多，一生的事業交付給誰呢？經過一番思考和斟酌，最後，吳宓相中了許伯建。許的書法水平高，字體靈動而優美，讓吳宓折服；再有許整理過摯友潘伯鷹的《玄隐廬詩》，吳宓看後非常滿意；更讓吳宓看重的不僅是許的學識，更重要的是許伯建的人品。于是從1973年5月開始，吳宓便委托許伯建繕寫、整編詩集，前前後後曆時二年多的時間，雖然開始時，還有疑慮（要知道此時吳宓不僅是反動學術權威，而且頭上還頂着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最終頂住了政治壓力，許伯建利用晚上的時間，秘密抄寫吳宓詩稿，就連同住一起的小弟，也沒有發覺。直到1975年8月，吳宓生日前完成，将手抄詩稿交到吳宓手中，吳宓終于了卻了一樁心願。1976年吳宓卧病不起，1977年1月，由其妹接回陝西老家，一年後吳宓病逝，生前親見四人幫之傾覆，亦可少慰其耄齡橫遭酷毒。
1978年春暮，民革詩社停集多年後，又重聚于紅岩村，先生因憶1943年春，“飲河社”友在重慶紅岩村當時的農民銀行舉行“春禊詩會”，到會的有靳志、張宗祥、沈尹默、潘伯鷹、喬大壯、江庸、劉禺生、曹纕蘅、曾履川、沈羹梅、吳稚鶴、徐曼略、曾小魯、李次貢、顧翊群、陳方、陳仲陶、錢問樵、謝湛如、陳其采、王幼遴、冒孝容諸先生，以劉禺老年七十為“祭酒”，而伯建先生與如臯冒孝容先生均三十歲，是座中最年輕的。席間以杜工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分韻，伯建先生得“好”字，因填《宴清都》詞一阕:“暫謝京塵擾，收梅雨，倚雲蘿岫閑到。華榱并席，危欄一角，障空煙渺，青青望極汀洲，寄情向紅岩坐嘯，問意中如此天涯，江山幾供文藻。今朝美聚東南，華颠耆宿，白袷人少，雄關枕黛，清江饒綠，萬螺争笑。軍麾白羽頻傳，看揮塵，蘭言更飽，定後期，觞詠承平，披襟自好。”在三十三年後，即1978年舊地重遊，感慨頗多，因填《臨江仙》一阕:“綠送嘉陵春易晚，山堂滿座耆英。詠觞曾不羨蘭亭，倚風花并舞，穿樹鳥吹笙。三十三年誰尚健?發華來對峰青。紅岩高處聽江聲。眼中前後浪，心上古今情。”追憶當年盛況，感念那時的前輩和老友大多已經作古了。
此後，重慶市圖書館及各大學圖書館聘邀許先生鑒别所藏古籍版本，還與友人發起成立重慶市書法家協會、重慶市詩詞學會。重慶柯堯放病逝前也托許伯建整理遺作，成功出版。“飲河社”成員胡蘋秋從太原來信：“君能以愛伯鷹之心愛蘋秋，三十年故誼不衰，久而彌敬，實切心感未來身後定吾文者，唯伯建矣……”許伯建日記：“癸醜秋蘋兄太原手書略述志事行曆，以撰傳文學見托，以其人奇行事奇，自顧孱筆未敢承應。三年以還，寫寄所作，不下二百篇，贈吾詩詞亦廿餘章，愧無以酬，姑識于此。”雖然由于各種原因沒有答應整理抄錄胡蘋秋遺作，但是反映出“飲河社”成員的關系，不論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還是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和十年浩劫中，他們無不體現了傳統文化的道德風範和文人風骨，惺惺相惜，同命運、振文運的情懷，是我們後輩學習的楷模。■
責任編輯：韓少玄
許伯建緻吳宓信劄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