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甯夏同心縣人，回族，出生于1929年，隴東師範畢業。1954年5月在同心縣郵電局（當時隸屬甘肅郵政管理局和河東自治區吳忠郵電中心局領導）工作，在郵政戰線工作了35年。剛參加工作時，同心交通不便、道路不暢，各方面條件一直都很差。但我憑着幹不好工作勢不罷休的勁頭，每次都圓滿完成了任務。
我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甯夏劃歸甘肅省時的第一批鄉郵員，也是甯夏郵政管理局的第一批統計師。工作期間，經曆了甯夏省、甘肅省河東自治區吳忠郵電中心局、甯夏回族自治區郵電管理局、“文革”期間的郵電革委會以及“郵、電合一”在交通部門領導下的郵電工作，直至1988年退休；後又因郵電史志的編寫工作返聘到1990年。
當時，郵局基層工作業務廣、事務多、人手少，一個人一般都是身兼幾職。我工作時間最長的是兼職統計工作。到退休時幹了31年，國家統計局為此還于1988年給我頒發了榮譽證書（從事統計工作30年以上，為我國統計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特此表彰）。1984年，我被中共甯夏回族自治區委組織部、宣傳部，自治區人事廳、自治區科學技術委員會評為長期從事社會科學技術工作先進工作者。後來因集郵被評為全國集郵先進個人。
由于工作的經曆及組織安排，1990年我編著完成了近40萬字的《同心郵電志》，算是對家鄉郵電工作的一點貢獻。
耄耋之年，我還每天騎自行車到郵局的收發室自取自己訂閱的報刊，退休至今的30年一直堅持。這也是我退休以後的生活習慣，這些習慣得益于參加工作之時擔任鄉郵員的騎行鍛煉。擔任鄉郵員時的騎行投遞（一個班次172公裡的騎行投遞）不但使我終身受益，而且影響了長子李甯生。李甯生成長為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名自行車運動國際健将，孩子的體育特長可能因為我曾經從事投遞工作的影響所緻吧！
因為有近30年的郵票管理工作經曆，退休以後，家鄉成立集郵協會時就把我聘為協會顧問，我也同時愛上了集郵。但那時郵電局有規定職員不能集郵。後因業務關系和工作性質及孩子們的愛好，我逐步得以收集一些郵票，但離制作郵集還有一定的差距。
首先是我家鄉的郵電業務不是很發達，有關集郵素材也不是很豐富，編組像樣的郵集十分不易。因為地理和地區經濟的關系，雖然我也制作了兩三部郵集，但因水平較低，隻能參加基層舉辦的展覽，根本不能進入全國郵展的殿堂。
為了提高郵集的參展水平，我決定從郵政題材入手，讓郵集的選題盡量靠近郵政，因為這是我所熟悉的領域。《西京郵政史》郵集就是出于這樣一種思路編組的。因為，西京郵政開辦時間較早、管理規範、地域性相對重要。若要讓郵集達到參加國家級郵展的水平，我深知路途遙遠。好在有賈老師的指點，以及兒子李甯勇的幫助，我才完成了《西京郵政史》郵集的編組和制作。
編組這部郵集的初衷主要有三點：一是西京（即今西安）在國家郵政設立之初，郵政管理的地域包括甘肅甯夏府等地。同時，它又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的陪都，在抗戰期間機構設置較完整，沒有遭受重大破壞。新中國成立前夕，恢複“西安”稱謂後，停止使用西京郵戳及西京業務的稱謂，時間斷代很明确。二是我從事了大半生的郵政工作，對于郵政業務關系和郵品的種類、範圍很熟悉。西京郵品的亮點較多，使郵集的内容較為豐富。三是西京為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絲綢之路是中國與當時世界進行貿易、文化等交流的主要通道，文化底蘊豐厚。我于2010年創辦的回商博物館，就是從古代絲綢之路開始展現的。所以，西京這段特殊時期的郵政曆史相對完整和重要。經過對郵政曆史類評審規則的學習和領悟，我對郵集反複修改，最終确定了《西京郵政史》郵集的編組計劃：貼片1
貼片2
貼片3
貼片5
貼片22
貼片25
貼片30
貼片31
貼片36
貼片38
貼片43
貼片51
貼片53
貼片55
貼片57郵政機構沿革及體制變革
西京郵政網點的設置
西京郵局開通的郵路
西京郵局開辦的郵政業務
西京郵局郵戳的分類與研究
這部郵集的展示範圍自1932年至1949年，時間跨度為17年。所展示的素材具有一定的珍罕性，例如戰時的航空實寄封、國内郵資已付函件、報值挂号函件、欠資函件、延安寄西京的航空郵件等。
通過編組《西京郵政史》郵集，我重新回味了郵政機構的沿革、郵政網點的設置和營業、郵局郵路的開通及運行、郵政業務以及西京郵戳的類别等。在這部郵集中，我主要反映了西京郵政業務的發展，并體現出我國重要郵政網點的機構及業務的開辦情況。
通過編組和制作《西京郵政史》郵集，不僅使我重新溫習了郵政業務，從中體驗到郵集創作的艱辛，享受到郵集獲獎後的喜悅，更重要的是集郵帶給了我長壽之道。
相關鍊接：李玉良同志是一位從事郵政工作近40年的基層郵電工作者，是甯夏郵電管理局的首批統計師，曾任吳忠市集郵協會常務理事、同心農民集郵協會顧問等，編著有《同心郵電志》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