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全國翻譯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著名翻譯家傅雷因身體原因未能到會，但寫了一份長達15000字的“意見書”，委托作家樓适夷代表自己在會上宣讀。
傅雷在文中，信手拈來地舉出當時翻譯界許多謬誤的例句，用詞非常尖刻，絲毫不留情面。然而，傅雷忘了，每個例句都有主人，這使得他的挑錯猶如揭開了翻譯家的一個個“傷疤”，讓人心生不快，有的老翻譯家甚至氣得當場大哭。
傅雷的“狂傲”惹來不少非議。好友錢鐘書得知此事，專門寫信給傅雷，“責備”他說話太直接，建議他以後要注意方法。傅雷看了來信，孩子氣地與錢鐘書斷絕了“筆談”。過了好一段時間，傅雷終于還是按耐不住，給楊绛寫了封信，特意提及此事。
楊绛認為，傅雷的“意見書”一針見血，人們應該感謝他，而不是苛責于他。她回信道：“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盡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挂一漏萬。譯文裡的謬誤，好比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淨盡。”信中中肯的評價，令傅雷寬慰了許多。
1963年，楊绛去上海看望妹妹時，專程拜訪傅雷。談及舊事，楊绛幽默地對傅雷說：“假如那時，你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更心悅誠服。下次要批評前，先和朋友商談一下，準會想得周到些。”一番貼切的話，令一向自視清高的傅雷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