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意味着一年的結束，也是出門人回家的節點。随着小年漸近，陸續有回來的人，凹凸不平的村巷裡箱包發出：“橐橐橐”聲漸漸稠了，村巷也喧鬧起來。“李上超市”的生意也紅火起來，消費力最強的依然是孩子。許多娃一年甚至兩三年爹媽沒見面，給的見面錢肯定不會少。
我買了包煙，進來幾個小青年，他們應該是“80後”“90後”，流行的發型，染了玫紅鵝黃的顔色，時尚的短大衣，手擩在斜口袋裡，都打着鮮豔的領帶，皮鞋锃光閃亮，耳朵塞着耳機，随着音樂搖頭晃腦。有兩個耳朵上還挂着耳環。他們不僅時尚，還有些另類。
他們一進門，操着夾雜着上莊方言與聲調僵硬的普通話高聲大氣地說：
“來兩包芙蓉王。”
改子說：“沒有。”
“芙蓉王都沒有？！”
“來桶裝的木糖醇。”
“沒有。”
“桶裝的木糖醇都沒有？！”
“來幾瓶口子窖。”
“沒有。”
“口子窖都沒有？！”
“幹紅有吧？”
“啥幹紅？”
“就是紅酒。”
“葡萄酒有。”
“葡萄酒二三十塊錢，誰喝？是幹紅，一瓶一二百的。”
“沒有。”
“方便面總有吧，要桶裝的。”
“沒有桶裝的，隻有袋裝的。”
“袋裝的誰吃？！”
“你這啥都沒有，咋還叫了超市？”
改子不耐煩了，說：“走，走走，咱這廟小，接不了你們這号大神，沒有你們能買的，到城裡買去，城裡隻要你們有錢。”
他們互相看看，還攤開雙手做了個無奈的動作。
他們并不走，倚着櫃台，依舊高聲大氣地說着，超市裡立刻有些嘈雜了。
改子皺着眉頭說：“走，走走，你們把地方都占了，别人還買不買？”
“改子，你這店不大脾氣倒不小。”
“做生意講究個和氣生财，就你這脾氣要在城裡，隻能餓死。”
“在城裡都講微笑服務，顧客就是上帝，不微笑誰去？”
“要是在城裡給你發到微信上，你就慘了。”
他們依然不走，而是與改子開起玩笑：
“改子，我給你說李上可不老實，在城裡可經常耍小姐哩。”
“胡說，李上不耍小姐，人家包二奶哩，改子，小心二奶轉正，李上把你踹了。”
“對着哩，李上領的那個不是小姐，是人家的秘書。”
“改子，你out了！”
改子忽然惱了，說：“滾，滾，小心我翻臉。”
“我們說的是實話，裝潢最能掙錢，李上現在牛着哩。”
幾個人買了幾瓶十二塊錢的糜子酒，提着出門去。
改子撇撇嘴說：“樣，像個二貨，掙了幾個錢嘛，就燒得毛都長不住了，掙一個花兩個，誰不知道誰的鍋大碗小，屎溝子（屁股）還沒擦幹淨，瞎毬顯擺。”
是啊，這确實是一種浮淺甚至拙劣的顯擺，他們是在極力地避免着與上莊的雷同。他們的表情充滿着對上莊的不屑，他們的目光飽含着對上莊的蔑視，他們的一舉一動表達着對上莊的叛逆，與上莊的決裂。
在村巷裡他們唱起了《春天裡》，他們唱得投入而賣力，聲嘶力竭，且配合着有些笨拙的舞蹈。不可否認，歌詞記得很準确，旋律把握得很到位，而且滄桑的味道很足，顯然，他們是經常出入歌舞廳、KTV，這歌他們是練過。一個小夥還用手機在給他們拍攝。上莊窄而短的村巷有兩個大嗓門就很喧鬧了，而他們足以讓上莊的村巷喧嚣了，立時吸引了許多人出來看。
“還記得許多年前的春天/那時的我還沒剪去長發/沒有信用卡也沒有她/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可當初的我是那麼快樂/雖然隻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橋下在田野中/唱着那無人問津的歌謠//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在那時光裡/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這春天裡//還記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時的我還沒留起胡須/沒有情人節也沒有禮物/沒有我那可愛的小公主/可我覺得一切沒那麼糟/雖然我隻有對愛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風中/唱着那無人問津的歌謠//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在那時光裡/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這春天裡//凝視着此刻爛漫的春天/依然像那時溫暖的模樣/我剪去長發留起了胡須/曾經的苦痛都随風而去/可我感覺卻是那麼悲傷/歲月留給我更深的迷惘/在這陽光明媚的春天裡/我的眼淚忍不住地流淌//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在那時光裡/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這春天裡。”
在一間不到10平方米隻有一張放着幾個空啤酒瓶的小桌子的簡陋出租屋中，農民工王旭和劉剛赤裸上身，在隻有一把吉他，一個話筒的條件下，用沙啞蒼涼的嗓子吼唱着汪峰的歌——《春天裡》。幾個農民工聽友用手機錄了下來。後來他們傳到了網絡視頻上，結果這一視頻立刻紅遍網絡，媒體報道稱“旭日陽剛”的《春天裡》“唱哭了很多‘70後’‘80後’”。由此引發的話題也占領了媒體顯著的版面。《人民日報》發表了“農民工版《春天裡》為何走紅”，這樣說：出租屋與歌詞共同營造的氛圍，切中許多城市中奮鬥者的艱辛；演唱者獨特的情感，也演繹出許多人面對現實時的心境，有不公、有失意，但也有努力、有夢想。這些，使農民工版《春天裡》擁有打動人心的力量。所以，在為農民工版《春天裡》感動時，更要關注鋪墊出這樣一種群體性感動的廣闊“社會圖景”。其中折射出一定程度上的“民生艱難”，也折射出無數人希望以奮鬥改變人生的渴望。社會的管理者們，應該重視這份艱難、回應這份渴望，以太陽般的公平正義，使更多人能留在這溫暖的“春天裡”。網友“an03”感歎道：“兩個很MAN的其貌不揚的男人，盡情宣洩着情感，落魄和艱辛，困境和希望！這樣真實的呐喊，是站在精美舞台上的歌手不能給予我們的。”熱捧他們的粉絲群體取名“鋼镚兒”。
“60後”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是個重量級的粉絲，他兩度推薦《春天裡》，11月7日，周強主持湖南省委常委中心組集中學習會，在總結發言時說，最近在網上看到農民工王旭和流浪歌手劉剛演唱《春天裡》的視頻，他們用吉他彈奏出了、用歌喉唱出了身居社會底層，但對夢想執着追求的生命力，非常令人感動。11月9日，在湖南省優秀大學生村官表彰會上，周強再次坦言，《春天裡》“唱出了農民工生活上的清貧，但充滿着樂觀向上的精神，我很受感動和教育。”“旭日陽剛”為什麼選擇這首歌，他們說：“《春天裡》剛一出來，我就喜歡上了，每天唱，一直唱，就像在說我自己的故事。”
2011年春晚，農民工組合“旭日陽剛”就是憑借《春天裡》登上了春晚。可以肯定地說《春天裡》這首歌不是寫給農民工的，正如有網友指出《春天裡》應該是唱給這樣一群人：一是，中年；二是，中産，他們痛苦，并因痛苦而懷舊。有人說《春天裡》讓兩個農民工一唱，這首歌成了“農民工之歌”。我倒不這麼看，真正讓這首歌成為“農民工之歌”的，是它的歌詞，它的旋律，在《春天裡》，湧動着無奈、不安和憂傷，散發着蒼涼、悲壯、絕望的情緒。
看着他們類似搖滾的縱情演唱，我想他們還沒有真正理解《春天裡》這首歌的滄桑與悲壯，沒有感受到這首歌侵骨的寒涼，他們隻是用這首流行歌所代表的城市元素來表達他們的脫胎換骨，與衆不同。
我想到了另一首歌。20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希望的田野上》傳遍了大城小市，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在唱，“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的未來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那個一片高粱，十裡喲荷塘十裡果香……禾苗在農民的汗水裡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聲中成長，西村紡花那個東崗撒網，北疆喲播種南國打場……人們在明媚的陽光下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勞動中變樣，老人們舉杯那個孩子們歡笑，小夥兒喲彈琴姑娘歌唱”，這首歌讓農民自豪，讓市民神往。然而，僅僅幾年後，農民便背着鋪蓋卷抛家棄田，潮水一樣湧向城市，他們抛棄了這首歌，抛棄了這首歌裡的每一個句子每一個詞，開始了漫長的打工之路。在時隔三十年後的今天看來，《在希望的田野上》倒像是一句預言，一首提前懷舊的挽歌，也隻有在一些晚會或者音樂會上才能聽到了。
從《在希望的田野上》到《春天裡》，兩首歌之間的距離是整整三十年時光，距離依然存在，我想起泰戈爾的那首《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樹與樹的距離/而是同根生長的樹枝卻無法在風中相依/……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魚與飛鳥的距離/一個在天，一個卻深潛海底。”
唱完了《春天裡》，他們又唱起了《江南style》。他們用手機放着音樂——不知是什麼品牌的手機，聲音夠震撼的。他們用酒瓶做麥克風，舞動身姿，擺着pose。他們終于鬧騰得有些乏了，抽煙，拿着手機互相拍攝，仿佛對上莊來說，他們是遊客。我知道他們都是博客、微信的主力軍，他們會把照片發在他們的博客與微信上，隻是不知道他們将如何表述這些照片呢？進而我想到，如今流行的尋根熱，或許他們會在表述中成為最年輕的尋根者。
“這破地方，連信号都沒有。”
“天聾地啞的，熬到過了年，我非瘋了不可。”
“明年打死我都不回來。”
“明年在城裡租房過年。”
“走上擋山，發微信，圈子都撂冷了。”
“上擋山，我得喂喂我養的寵物。”
他們勾肩搭背上擋山去了。這倒讓我想起了《紅樓夢》中所說“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老村長說：“些驢日的，小時候哪個不是在糞堆上滾大的，還把他們洋氣得不行了。”
又說，“你說，還指望他們回來？”
又說，“狗日的，穿得像個燒料子，到擋山玩手機，夠他們受的。”
燒料子是燒包的意思，跟土豪的含義很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