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論《明夷待訪錄》與“俟虜之下問”無涉，忽又記起一條證據，即呂留良之識梨洲，正當《明夷待訪錄》寫作前後，而呂則恰因與梨洲結識，受了很大觸動，使自己的反清思想明确起來。此斷然可證當時梨洲思想尚無有與“現實”和解的迹象。
但之後幾年，梨洲确有變化。這種變化回避不了，也不必回避。
簡而言之，待梨洲走到生命盡頭時，他已不再以清朝為敵。這個變化是很明确的，不存絲毫疑義。問題有二，一是他究竟從何時起生出這種變化，二是他為何能有此變化。我們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以我對梨洲生平的爬梳，其最早苗頭出現于1667年，表現辄即始與姜希轍交往。
姜回籍待缺，時在康熙元年（1662），但梨洲顯未立即與他接洽上。他們雖然過去同為劉門弟子，此時卻一個在為現政權做事，另一個剛走出抵抗者生涯不久，從思想到身份，都不可能走到一起。他們恢複交往的時間，梨洲載得很是具體：“丁未九月，餘與姜定庵複為講會”。丁未即1667年。走到一起的原因，是“複為講會”，即為了重振老師之學。為什麼不早不遲是丁未年？我們再摸一摸線索。梨洲述他晚年軌迹是“終廁之于儒林”，而這軌迹在1665年獲重大進展，萬氏兄弟引陳錫嘏等二十餘人前來受業，求授劉子之學。梨洲忽然間隐隐有了一點宗師氣象，從意識到行為都受到很大激發。第二年即1666年，他一邊在語溪梅花閣教書，一邊抽空到海昌（海甯古稱之一，“鹽官本屬嘉興，吳立為海昌都尉治，此後改為縣也。”）偕陸嘉淑造訪同為劉門弟子的陳确，然後三人又齊至黃道周高足朱朝瑛家訪談。“公讀其所記《五經》，劇談徹夜，謂生平大觀。”至此可以說始有“廁之于儒林”的心氣兒與勢頭，而他想必也乘勢而起，與同學故交聯系大增，應是這樣和人在紹興的姜希轍、張奠夫諸同門接上關系，并一緻決定就重振師學展開合作。以我們所知，他們商拟的計劃包括恢複證人書院，整理、編輯和出版劉宗周遺著。
也就是說，與姜希轍續緣，由頭為振興劉子之學。應該說，這本身是梨洲晚年“廁之于儒林”軌迹自然而然的至遇，并非刻意為之。這一層，呂晚村見不到抑或有意予以抹煞，而更多強調和凸顯梨洲“趨炎附勢”的動機。我們居旁而觀，卻覺得線索比較清晰，是二三年來梨洲學者生涯大獲改觀和起色的結果。
然有一點也不容忽視：姜希轍固然師出同門，卻畢竟是梨洲正式打交道、建立私人關系的第一位滿清官員。梨洲動機再“學術化”，這種交往本身也有諸多無法回避的思想意識或現實實際的問題。清初明遺民中有“海内三高士”之稱的徐枋也是梨洲的朋友，對當朝官員的求見，一概謝絕。長洲縣知縣田本沛求見，徐枋拒曰：“經年伏凷，雞骨支苫，身不勝衣，口絕粥，餘氣遊魂，百事盡廢，所欠惟一死耳。執事試思鮮民之生也如此，而尚能扶之而起，令入世法乎？”世法雲雲，有這樣的潛台詞——你們這些滿清的官員，我們以何禮相見呢？其含義，從另一處可以參見：徐枋師母逝世，徐枋自己不入城市，派子孟然代往吊唁；為此，專門緻信好友葛瑞五，請他督導孟然：“惟吾兄敦古人之誼，教以隅坐随行之禮，勿作世法，則感荷無量。”即知“世法”實指滿人禮俗，徐枋絕不欲子有染。姜希轍并非布衣，是待缺在籍的官員，與人接交，總有什麼地方牽涉滿清規矩。與這樣的人打交道，梨洲想要全避“作世法”之嫌，顯然辦不到。對此，之前他自己心中亦必曾掂量過，他怎麼想？又是怎麼看的呢？很值得體會。呂留良将他開始與當朝官員交往，視為嚴重信号，非無道理。
總之，梨洲就此開啟其與朝中人物過從的序幕。1671年，在紹興古小學接受一位名叫魯栗的庶吉士來訪，又接待了郡守張某的拜訪，但對後者“請修郡志”之邀，“辭焉”。
1668年，這種交往達到一次高潮。時任海甯縣令的許三禮，請梨洲講學。許三禮算是清代海甯曆史上比較出名的一任長官，其所主修的《海甯縣志》頗為重要，此次延梨洲到海甯授學，或也有一點在地方上“抓廣大幹部思想教育問題”的意思。《留别海昌同學序》述曰：
歲丙辰二月，餘至海昌，酉山許父母以餘曾主教于越中甬上也，戒邑中士大夫胥會于北寺，餘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觐将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别可憐之色。
他稱許三禮“父母”，是公然承認清朝地方官員的權威了。“以餘曾主教于越中甬上也”一句也提供了我們需要的信息，即許三禮所以邀梨洲講學，是基于近數年梨洲在紹興、甯波講學建立起來的學術影響，可見梨洲“廁之于儒林”的事業有了如何長足的發展。這次在海甯，梨洲前後講了兩個多月，不可謂不隆重。上述引文中更不可錯過的信息是，許三禮“戒邑中士大夫胥會于北寺”——要求縣内有職或功名者，都來聽講；戒，有下令或通告的意思。這說明，梨洲海甯講學與普通的學人之間交流不同，明顯具官方色彩。
又據《黃宗羲年譜》：“昆山徐果亭秉義宮詹來，健菴大司寇遣門人彭羨門孫遹來。”徐秉義号果亭，健菴是徐乾學的别号，他們是昆山徐家兩位親兄弟。他們另一位昆仲，叫徐元文。此弟兄三人，十分了得。徐元文率先于順治十六年（1659）中狀元，繼而兄長徐乾學在康熙九年（1670）成榜眼，三年後（1673）弟弟徐秉義又成榜眼。時人謂之“昆山三徐”“同胞三鼎甲”。梨洲海甯講學，時當康熙十五年，正是三徐神話炙手可熱之際，而徐秉義親自趕來聽講，徐乾學本人沒能來但派了彭孫遹捧場。這彭孫遹乃順治十六年進士，與徐元文同科，較徐乾學還早上好些年，不知《黃宗羲年譜》緣何稱他為徐乾學“門人”。據《清史稿》“文苑傳”：“彭孫遹，字駿孫，海鹽人。父期生……”乃父彭期生與梨洲一樣，都是劉宗周弟子，《劉子全書》卷前《蕺山弟子籍》中，彭期生名字即列于陳子龍之後。可能因這層關系，徐乾學請彭孫遹充當他的代表，到梨洲講學現場以示支持。至于“三徐”中的那位狀元公徐元文，這裡雖未提到，但他同樣是梨洲的仰慕者，後來曾向玄烨舉薦梨洲。
據黃百家《行略》，海甯之後，“越倅許公虬請主講郡城，郡守李公铎請主講于府學明倫堂”，州郡副長官稱“倅”，換言之緊接着紹興正副長官也都請梨洲辦講座，那自然也是官方性質的。這三次講學，雖然黃百家說“府君雖勉強應之，或皆非本意也”，意謂梨洲頗有其不得已。然客觀上，畢竟是愈來愈多、愈來愈廣地與現政權官員有了現實交集。
态勢在繼續發展。翌年（1669），侍講學士、玄烨近臣葉方藹托梨洲弟子董允瑫捎來三百五十字長詩，稱道梨洲的家世與學問：“會稽有大儒，世系出忠門”，“六經探奧窔，百氏窮淵源”。重要的則是這幾句：“興朝亟求賢，側席心殷殷”，興朝即清朝，遊說梨洲出仕；“北面修盛典，憲乞禮數勤”，告知朝廷将大興文教，欲禮敬梨洲；“予亦得挾冊，函丈時相親”，函丈指講學的坐席，葉放低身段，表示自己願像挾冊的學生，随時請教梨洲。梨洲以詩答，表示了推辭，但答詩篇幅之絲毫不遜，透露他内心對于當朝這樣一位顯要這樣隆重的矚目，是相當鄭重其事的。
之後，葉、黃還不斷有往還。
葉方藹之外，又有湯斌。他是清初理學名臣，一生做過明史總裁、禮部尚書、工部尚書等。《南雷詩文集附錄》收湯斌緻梨洲信兩件。第一件據《黃宗羲年譜》點校者王政堯先生考之，寫于康熙二十年（1681），但此信起始便道：“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戊申乃1668年，即梨洲與姜希轍恢複紹興證人書院的第二年，《證人會語》正是編于該年，而梨洲主動聯系了湯斌，将這份資料贈送于他，據此來看，湯斌或許還是繼姜希轍之後梨洲接洽的第二位當朝人士。此後十來年間，他們大約斷續有聯系。第二件，年份不詳，倘依第一封信而斷，“四年以來”或指康熙二十四年（1685），這年對兩人交往是比較重要的時刻，因為他們終于見面了。康熙二十三年，江蘇巡撫出缺，康熙皇帝就把湯斌派來任這個撫台。第二年十月，梨洲跑到蘇州會晤了湯斌，随後由徐秉義親自迎接，一起到昆山再與徐乾學聚首。從湯斌兩封書信看，他與梨洲交往主要還是從學問角度和層面，不像葉方藹以在官的身份從事說項。盡管如此，與這種人打交道，仍然顯示了某種态度。何以見得？我們拿徐枋為參照，就看出了分别。與會晤梨洲同一年，湯斌專程拜訪徐枋。他除去官服，隻着便裝，不攜任何随從，隻身入山。羅振玉《徐俟齋先生年譜》記之：
睢陽湯公斌撫吳，屏徒從，微服訪先生者再，先生預走避，留老蒼頭宿門外，扣門不啟。湯公喟然曰：“賢者不可測如是耶？”徘徊久之乃去。君子兩賢之。是歲，湯公建祠于虎丘以祀文靖，楊明遠處士炤以詩紀之。
來訪不止一次，徐枋都躲開，隻托村裡一老頭替他看門。要說湯斌此來，脫了官服，意思明顯是隻以學者相見，不涉政治，徐枋也硬是不見。湯斌的誠意大概不用懷疑，但在徐枋，你雖身着便裝，我卻不便裝作對你滿清大僚身份視而不見，故堅決不見。湯斌為表心意，當年在虎丘新塘橋為徐汧（徐枋之父），乙酉死國赴水處，建一座祠堂紀念他。對此，徐枋亦不為所動，無分毫表示，隻有徐枋朋友楊明遠去祠堂看過，回來寫了一首詩。梨洲之交湯斌，單獨看好像是純學術的，與徐枋一對比，就顯得也不那麼簡單。
這許多的迹象，一點點積攢，就帶來了最終的變化。
什麼變化？細心讀者或已發現，本節我們的書寫，頻繁出現清朝年号，而此前明未亡時我們都用明朝年号，明亡後則僅書幹支。這樣做，原是有用意的，為了尊重和暗中體現傳主的思想感情。但在本節中，一直隐去或以小注方式出現的清朝年号，卻堂而皇之進入正文，這同樣取決于傳主自己的态度。古時中國以王朝年号表示政權合法性，書何年号即代表心中承認何政權，即所謂“奉正朔”，哪怕江山已然易手，書者若并不認當下政權合法，辄以避書其年号為方式。這方式據說是由陶潛開創的：“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号，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過去，梨洲堅持這種方式，拒書清朝年号，但近年态度不知不覺發生變化。這個變化，據方祖?儘J
先生的研究，“寫上清廷帝王年号，一直在康熙十七年他為人寫的墓志銘都未曾有過”，“從康熙十九年他作《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略》後，則在他所作的墓志銘上連續出現了清廷帝王年号”，“從康熙二十一年後，則每篇都出現了清廷年号”。亦即從康熙十七年起的三四年，完成了這個變化。當然，以上僅是就墓志銘類文章而言，梨洲最早或首次使用滿清年号的出處，尚不能斷言，也許還稍早亦未可知，那要逐文梳爬方可确知，這裡恕筆者偷懶不去做這個笨功夫。但根據我讀梨洲的印象，也有兩點可以補充：一、他對滿清年号的使用，隻及康熙；二、凡涉康熙以前事，即便梨洲已當對清态度變化的暮年，他心中的想法也是不用清朝年号。這兩點總括起來就是，梨洲對清朝的承認，從康熙朝代開始。這是有明确旁證的，《行朝錄》序曰：
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荏苒三十載，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
“荏苒三十載”，表明編撰發生在三十年後，倘以辛卯年（1651）舟山陷落為标志，則此時乃1681年亦即康熙二十年，正是梨洲開始普遍使用清朝年号的時候，而“義熙以後之人”之句則透露了他對清朝統治區别待之的立場。通過剛才所引《宋書》，我們已知“義熙”典出陶潛傳，具有以何年号為正統的意思。梨洲忽然提到“義熙”，顯然是借此暗指對于滿清所稱的順治十八年，他内心仍隻奉明朝正朔，故當回憶那段往事時，他鄭重地屬上“左副都禦史餘姚黃宗羲梨洲氏書”，以表明到那時為止自己的身份。
摳着這一點予以細辨，很有必要。它關系到梨洲所以轉變的一些很具體的原因，稍後我們可以明之。
在未嘗展開來論之前，為簡要起見，我們不妨先對讀者給出以下概念：康熙年間，前反清鬥士、為之九死一生并在《留書》中宣示過強烈民族情緒的黃太沖梨洲先生，逐漸地消除了對滿清的敵意，在心中承認了其于中國的統治的合法性。
這當然是驚人之變，既為當時與梨洲有相仿經曆的人所少有，過了幾百年後，如果不明就裡而從一般“民族大義”看也斷難接受。它幾乎是梨洲其人一生最讓人錯愕不解的地方。有人就此鄙棄他，也有人枉然地想否認他已與滿清和解。究竟如何呢？涉及好幾個方面，容我們逐一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