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點出來，梨洲對清朝的态度有條分界線：順治時期不認可，從康熙開始慢慢地發生改觀。我們還曾指出，這條界限直到他已打算承認清朝統治合法性以後，仍然堅持，亦即涉及順治時期仍奉明朝正朔、康熙以後才使用清朝年号。眼下我們另外再細摳一下：即便康熙朝的頭十來年，他也不稱清朝年号，經過了大約二十年，才終于不再堅持。這意味着，他态度的改變，有個時間過程，或者說明顯有一個思想認識變化的過程。
這過程，既到康熙時期才發生，想必就跟當時的現實有關。而基于那時中國社會曆史實際，又不妨更具體地說，應該跟此時南面為君的愛新覺羅·玄烨有關。
玄烨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用歧視眼光看，他是一位滿洲皇帝，來自文化落後或低等之地；一般抱漢族優越感的人會這麼看。若從功利角度，自巴爾喀什湖而迄庫頁島，新疆、蒙古直至鄂霍次克海一線在國際法意義上确定為中國領土，事情是他辦成的；一些有所謂“雄才大略君主”情結的人不免把他認為這樣的對象來膜拜。這兩種說法或态度，是最常見的，彼此還針尖麥芒地勢不兩立。然而，這個人其實還有一面，是平時談得不多、注意不夠的，卻或許是他在中國曆來統治者中比較突出、有特色的一面。其略如梁啟超所論：
康熙帝是比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雖間興文字獄，大抵都是他未親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是由奸民告訴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卻是闊達大度的人，不獨政治上常采寬仁之義，對于學問，亦有宏納衆流的氣象。試讀他所著《庭訓格言》，便可以窺見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學者，沒有什麼顧忌，對于各種問題，可以自由研究。
如果他真是這樣一位君主，那确實很讓人刮目相看。我們知道，中國帝制所出産的皇帝基本分出兩類。一類是惡棍，或如呂留良的後學曾靜所稱“光棍”，他曾說：“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這種類型的君主當然是最多的。另一類，即所謂“有作為”“雄才大略”者，雖然偏少，但也可以找到一些。各王朝大緻規律是，開國一代至二代君主，易出現前者，往後則多半為惡棍所充斥。他們之間無疑是有高下的，所謂“下”，不必說，為非作歹、無所不至；所謂“高”，其實也并“高”不到哪兒去，無非是能夠開疆辟土或令國勢一時強盛。玄烨算是後者當中一員，但是他若僅限于此，也真的沒有什麼超出曆史水準之上的特色，不值得我們刮目相看。
概而言之，曆史上皇帝如若無能，自然走無賴路線，隻管蠻不講理；設若有些能耐，也極少是美事，通常都強勢壓人，唯我獨尊而令天下拑口。蓋皇帝一物本是專制之果，他們無論有能無能，“老子天下第一”的含義早預先内嵌其中，而與自由最相排斥。所以曆來皇帝不難于無賴，也不難于霸道，唯獨難于“比較有自由思想”。試看自嬴政為“始皇”以來，能有幾個皇帝當得起此語？
況且，玄烨還是一個“外來的”皇帝。滿清以外族入主中國，第一算是入侵者和占領者，第二文化上比較落後、為漢人瞧不起。沖着這兩條，滿清皇帝很容易采取高壓政策，用嚴酷手段壓服境内。清朝在其站穩腳跟的大約一百年中，确實是這麼做的。從順治到乾隆間，都可謂血雨腥風，因薙發令殺人如楊廷樞，搞各種文字獄，或借經濟問題殺戮士紳，康熙朝也是這過程中的一段，出了不少大案子。平時我們談清初文字獄都是“康雍乾”并稱，這種印象與梁啟超“康熙朝學者，沒有什麼顧忌”的表彰很不一緻，那又是怎麼回事？
首先要講的，梁啟超已點到：“他早年雖間興文字獄，大抵都是他未親政以前的事”，對此，談康雍乾文字獄者常常忽視。康熙間文字獄取其廣義，即針對士紳和知識分子所興之獄集中在初年，如“奏銷”“哭廟”兩案都發生于玄烨甫繼位不久，而“莊廷鑨明史案”定谳于康熙二年，“黃培詩案”則是康熙五年的事。彼時，玄烨要麼尚在髫齡，要麼并未親政，都是代其柄國的輔政大臣之所為，不能讓他來負責。
不過，梁氏“早年”、“親政以前”等字眼也有所誤導，似乎玄烨親自掌權之後沒搞過文字獄。不是那樣。他不但搞過，且有一樁還非常著名，這就是“南山集案”。
《南山集》是翰林院編修、桐城人戴名世的一本文選，裡面所收《與餘生書》提到南明幾位皇帝及其年号，且露出一些感慨。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禦史趙申喬據以疏參，戴名世下獄，并牽出汪灏、方苞在内許多人，最後戴名世被處死。此案影響甚大，曆來與“莊廷鑨明史案”“呂留良案”并稱清初文字獄三大案。
這案子由玄烨親裁，先前一些案子他還可以發生在親政以前為由擺脫幹系，“南山集案”卻鐵闆釘釘是他的作為，梁氏所謂他“是闊達大度的人”，“政治上常采寬仁之義”，豈非不攻自破？
這又要說到兩點。第一，他是滿洲皇帝，毋指望他是個例外，對于非議、質疑滿清權力合法性的言行不采取行動，他也一定會制止和加以懲戒，這對他來說是必然的，不可能無所表示。第二，要看同樣性質的案件，他是怎麼處理；也就是說，我們在清楚地意識到他必有所行為的同時，要更多地注意他的做法有何不同，是輕是重，是比較寬仁還是嗜血貪暴、唯恐出手不重。
我們把前後的類似事件先看一遍。
“奏銷案”：“紳士黜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镬湯熾火中一尺甘露雨也。”
“哭廟案”所有十八人“不分首從，立決處斬”，内中就有金聖歎。行刑之日的情形：“是日也，十案共有一百二十人，淩遲廿八人，斬八十九人，絞四人，分五處行刑。抗糧及無為教案，斬于三山街，四面皆披甲圍之，撫朱國治監斬。辰刻于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挾而趨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槍柄、刀背亂打。俄而炮聲一震，百二十人之頭皆落，披甲奔馳，群官駭散，法場土上惟有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時人暗于詩中論之：“巧将漕粟售金銀，枉法坑儒十八人。”
“莊廷鑨明史案”，已逝的案主莊廷鑨被開棺戮屍，尚存人世的作序者、刻印者、校閱者、售書者、藏書者，年十五以上共七十二人處死，其中十八人淩遲，餘者杖斃、斬首、絞殺，另有數百人充邊。
“呂留良案”，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十二日判決，呂留良及長子葆中即呂公忠，後改名葆中戮屍枭示，次子毅中斬立決，孫輩後人俱“發遣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為奴”，财産充公；十二月十七日判決，呂門弟子嚴鴻逵“應淩遲處死，已伏冥誅，應戮屍枭示；其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斬立決，男十五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給功臣之家為奴，财産入官”，另有呂、嚴之友朋門人等二十餘人及家眷，或斬或流或充奴。
反觀“南山集案”，則僅戴名世一人被處死。
刑部上報的拟刑方案原是：一、“戴名世依律淩遲處死，家産入官，安徽巡撫解來戴名世之弟戴平世依律斬決。其祖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十六歲以上不論笃疾、廢疾，俱查拿送部，依律立斬。戴名世之母女、妻妾、姊妹之子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依律給付功臣為奴。”二、因本案牽出的《滇黔紀聞》作者方孝标，“依大逆律淩遲，今已身死，咨行該巡撫，剉碎其屍，财産入官。方孝标之子方登峰、安徽巡撫解來方孝标之子方雲旅、孫方世樵照律皆斬立決。方孝标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十六歲以上不論笃疾、廢疾，俱查出送部，依律斬決。方孝标之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三、為戴名世書籍作序或收存書版的汪灏、方苞“絞立決”。四、其他涉案相關人員或族人，“逐一嚴查，有職銜者革退，除已嫁出之女外，一并發遣黑龍江、甯古塔将軍處，酌情撥與烏喇、甯古塔、伯都讷等處安插。”
以上方案于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具題上報，直到五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方才奉旨。研究者認為：“一個情況不太複雜的案子用了一年多才得以判決，反映了康熙皇帝的謹慎态度”。及旨出，刑部方案中原來數十乃至上百位問死者，變成僅餘戴名世一人，量刑也全部從輕。玄烨的具體裁決是：戴名世“從寬免淩遲”，改問斬；原拟處斬者“俱從寬免死”，改為“充發黑龍江”；其餘“這案幹連應斬絞及為奴安插流徙人犯俱從寬免罪，著入旗。”其中方苞，先是免死，繼而僅過一個月又蒙“特命召至南書房效力，後又改直蒙養齋，編校書籍，康熙六十一年充任武英殿修書總裁”。
總之，“南山集案”雖名列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但若與“莊廷鑨明史案”、“呂留良案”等作一番實際對比，會發現它把殺戮控制到了最低。從中，我們得到兩個信息。一是和其他滿清皇帝一樣，對眷念前朝、挑戰本朝權威的言行，玄烨明白表示他将給予懲處；然而，當需要拿出具體處置時，玄烨态度比較克制，沉吟掂量，并不以恣行誅戮來洩忿或恫吓天下。将此分别辨之，前者如我們所已指出的，在他而言實屬必然，不可能坐視不論。但是，第二點卻顯出了重大不同。
君主操柄，簡言而之，“恩”“威”二字而已。刻薄者腦中隻有“威”，唯恐臣民不知其威、不懾其威，“奏銷案”“哭廟案”“莊廷鑨明史案”“呂留良案”等，背後主導思想明顯如此。較理智一點，則“恩”“威”并重，既要你誠惶戰栗，又要你感戴其恩，以伏獲人心。玄烨處理“南山集案”，粗略來論謂之有“威”有“恩”，細予觀察則較“恩威并重”更進一步，偏于“恩”的考慮多一些。或許，他的心路曆程前後也有較大變化，以“威”始，而當最後拿出決定時主要落在“恩”字上。我們推想，遲遲未就刑部題本做出批複的一年多時間，玄烨心情大約經過了某種沉澱和過濾，“威”的訴求逐漸淡化，從而最後降下的旨意對嗜血的沖動有主動和相當程度的克制。雖然最好的結果是他能夠一個不殺，連戴名世亦予保全，但那顯然不是十八世紀初葉的文明水準。事實上，與其他相似案件一概血流成河相對比，玄烨把不少于數十人被問死罪的刑部原判改為僅斬一人，已屬驚人的寬仁。
這種寬仁，源自比較理性的認識。康熙五十七年七月，玄烨與大臣論其執政理念：
此後當益加詳慎批發，且昔聽政時，每令讀本，朕與輔政大臣共聽之，或因一時言論，往往忽略。朕谕伊等：此内有關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經行間效力，不以殺人為意，朕必慎焉，但懲惡所以勸善，亦有不可寬宥之處；聖人法内有仁，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朕于此尤加詳審，從無少忽也。
他既講“不以殺人為意”，又講“懲惡所以勸善”故亦不得不有，進而講法度目的在于扶“好人”抑“惡人”，使社會向善，内涵是“仁”，亦即要對社會起積極正面作用。他自稱“于此尤加詳審，從無少忽”，平時也常有“朕治天下，惟寬仁是務”之類自況，這些究竟是漂亮話，抑或可以采信，我們并不看他說了什麼，而看他的言談隻是空洞辭藻，還是含有清晰的思路和理念，而上面所引一番話，正反兩面、情理藹然，明顯是有思考、有邏輯、有來曆，不基于一定認識講不出來。
我們對于帝制并其産品皇帝，自根柢上加以排斥，是因這種事物集天下之大私，亦即梨洲所痛斥的“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但我們不必認為每位皇帝都将秉此制度之惡而壞得如同一個人，以緻沒有誰可稍稍例外、以個人禀賦不同而有所脫略常态之外，那也不免過于形而上學了。雖然史上泰半皇帝習慣于作惡或是憊懶之人，但偶爾确有處在這類情形之外的例子，比如被朱棣推翻了的建文帝，又比如這位康熙皇帝。朱允炆是因自小的教育，祖父朱元璋把他父親朱标用正統的儒家倫理教育成過于仁柔之人，而他顯然以父親為榜樣，從對父親的模仿中也變成那樣的人。而玄烨在皇帝中的異乎尋常，或許是因天性特别好學。
梁啟超高度贊揚了玄烨的這種天性，特意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将“康熙帝自身對于學問之态度”提出一論。說他“熱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興味”，“極信學科學，對于天文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評梅定九的算書”，“他得他們(指西方傳教士)的幫助，制定康熙永年曆，并著有《數理精蘊》、《曆象考成》等書，又造成極有名的觀象台。他費三十年實測工夫，專用西洋人繪成一部《皇輿全覽圖》”，“他對于中國曆史也有相當的常識，《資治通鑒》終身不離手”，“他對中國文學也有相當的鑒賞能力”，“這些都是我們文化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事實”。任公雖曾政治上保皇，但以上叙述都以史實為依據，我們便借他的簡要概括來觀玄烨好學的一生。
不要小看“好學”這兩個字。我們知道諸多憊懶的皇帝，共同特征每每是厭學，在明代，武宗和熹宗這兩個混世魔頭就很典型，恨不得一生一世都用于玩耍嬉遊。人們讀書、學習，是為提高自己、成材，對社會有用。而皇帝自認為沒這個必要，他們生下來廣有四海，要什麼有什麼，想怎樣便怎樣，哪裡會有一點讀書、學習的積極性？所以，通常皇帝都和武宗、熹宗一樣，絕無好學之念，怎麼快活怎麼來，對讀書那種苦差事隻會深惡痛絕。反過來說，他們所以一般都漸漸變成品質很壞的人，至少部分原因也在于不讀書，由于不讀少學，而不明事理、不知善惡、心中沒有起碼的做人的規矩和尺度。曾靜稱皇帝們是“光棍”、主張“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背後意思其實是做皇帝的人一定要讀書，使他們變成懂道理并能夠講道理的人。也恰恰因為帝制這邪惡制度意味着皇帝其實天生可以不讀書，玄烨的好學才顯得有些不可思議。他本不必苦自己，花費精力、時間在學習上頭，而明明可以花天酒地、縱情享樂；就算那樣，誰又能奈其何？然而他卻對讀學之事保持了一輩子的熱情。這也許與責任感有關，亦即他頗欲作為有為的君主留之于史。但僅此還不足以解釋，他的好學明顯超出了經國治政的需要，很多方面處在純知識的層面，顯示他求知欲特别強烈，或者對成為有高等涵養之人擁有特殊渴望。他何能如此？坦率說我們也并不知道可靠的答案，勉強道來，隻能歸諸“天性”。這自然有點“唯心論”，可是人和人之間的差異，有時确實溯不出一個清晰的根由，而不得不推于“天性”；尤其是出身、家庭、教育、社會經曆相同或無大差别情況下，比如一母同胞之間那種判然不同，除了歸之禀賦，真的想不出更好的解釋。同是皇帝，又同樣是沖齡繼位，康熙與天啟的天懸地殊，以我所了解的史況，暫時隻有從個人品質的方面來看取。
玄烨為政之所以能有“寬仁”意識，我覺得實際是他肯讀肯學，複因肯讀肯學而遇事能講道理、不濫逞威權、靠蠻橫來解決問題。
我們以清初新舊曆法之争說明這一點。
中國曆法自郭守敬之後，缺乏研究，三百年沒有修改，誤差很大，萬曆間幾次測日月食不準。随着傳教士東來，歐洲在這方面的優勢漸被認識，徐光啟積極為之倡，崇祯皇帝遂命徐光啟與湯若望等修訂新曆法，撰成《崇祯曆書》，但因明亡未克頒行。
順治元年十一月，清以湯若望掌欽天監，繼續改革曆法。順治二年，湯若望在《崇祯曆書》基礎上修成的《時憲曆》，由清廷頒行。然而之後新曆飽受守舊勢力攻擊，終至于康熙五年楊光先上疏“斥湯若望新法十謬”，“下議政王等會同确議”。鳌拜等認為“事犯重大”，提出“湯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宏量、曆科李祖白、春官正朱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皆淩遲處死；故監官子劉必遠、賈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皆斬。”得旨：“湯若望效力多年，又複衰老，杜如預、楊宏量勘定陵地有勞，皆免死，并令複議。”而鳌拜等複議後，隻同意湯若望改流放，“餘如前議”。最後旨下，“湯若望等應包括杜如預、楊宏量在内并免流徙”，而李祖白、朱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五人問斬。“自是廢新法不用。”
某種意義上，此事亦可謂清初文字獄之一，且事涉外國人。
玄烨親政僅一年，即着手為此翻案。閱《聖祖實錄》，得其線索如下：康熙七年八月三十日，禮部等衙門議複曆算“差錯太甚”，玄烨命現任欽天監監副吳明烜（他和楊光先，是反對湯若望新曆最得力的兩個人）認真推算，然後“進覽”。十一月廿一日，禮部又“遵旨議複候氣之事”。“候氣”乃古時測驗節氣的方法，時已失傳，時任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奏稱：“用法失傳，今博訪能候氣之人，尚在未得。臣身染風疾，不能管理。”禮部認為：“楊光先職司監正，候氣之事，不當推诿，應仍令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以求候氣之法”，玄烨“從之”。康熙八年正月廿六日，議政王會議讨論南懷仁就吳明烜“推算曆日差錯”所上奏章。玄烨下旨，命大學士圖海等會同欽天監，共二十位大臣在觀象台當場驗證。結果南懷仁說的每一條“皆符”，而吳明烜每一條皆“不合”，于是大臣們據此回奏，應“将康熙九年一應曆日，交與南懷仁推算”，亦即曆法工作重交西洋傳教士辦理。但玄烨并不滿意，而是下旨重審湯若望案，将問題從頭搞清：
楊光先前告湯若望時，議政王大臣會議，以楊光先何處為是、據議準行，湯若望何處為非、辄議停止，及當日議停今日議複之故，不向馬祐、楊光先、吳明烜、南懷仁問明詳奏，乃草率議複，不合。着再行确議。
二月初七，議政王會議重新提交了比較專業的報告，說原因出在曆法體系不同，吳明烜所用為中國古法“百刻曆日”，傳教士們所用乃“九十六刻之法”，“百刻曆日，雖曆代行之已久”，但南懷仁的方法，經驗證卻更“合天象”，當時所以禁棄後者，是“妄以九十六刻推算，乃西洋之法，必不可用”，用我們現在話講，完全出于“排外”。會議建議，對楊光先等“應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玄烨批示：“楊光先着革職，從寬免交刑部。餘依議。”至此，康熙五年被廢的湯若望新曆複行啟用，也即《清史稿》所述之“二月庚午，命行南懷仁推算曆法”其後至今，中國農曆都是沿用湯若望、南懷仁等的西式方法推算的。
同年康熙八年八月，玄烨為湯若望徹底恢複名譽，特派禮部官員前往湯墓緻祭，文曰：
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事，故湯若望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恤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畀象曆之司，爰錫通微教師之号。遽爾長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緻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有所知，尚克歆享。
坊間有說，玄烨親政不久即着手翻湯案，是因這位傳教士曾助他得為儲君，故而報恩。魏特那本有名的《湯若望傳》寫道：“這樣，皇帝最後受到湯若望底勸促，舍去一位年齡較長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還不到七歲的皇子為帝位之承繼者。當時為促成這一個決斷所提出的理由，是因這位年齡較幼的太子，在髫齡時已經出過天花，不會再受到這種病症的傷害……”此處“皇帝”便是順治，而那庶出的皇子則即玄烨。湯若望深受順治皇帝信任，當時天花肆虐，湯若望從科學角度建議以出過天花的玄烨祧承皇位，得順治首肯。此事清宮檔案雖諱莫如深，但魏特其書态度嚴謹，應非向壁虛構。然即令如此，玄烨之翻湯案，卻不見得出于私心。我們看他澄清事實的全過程，相當注重客觀，用科學實驗的方法，檢查争論雙方的正謬，根本是一種尊重知識的态度。并且，雖然當初楊光先等人在權臣支持下，對新曆法一方采取了迫害方式，玄烨卻并未立意報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僅将楊光先撤職而已，“從寬免交刑部”，連罪也不曾治他，不能不說再次顯示了“寬仁”。
所以，這位“滿洲”皇帝，不僅全非慣常想象的“腥膻”模樣，且比之許許多多“華夏”之君，他表現得更加文明、理性。我對于清之代明就中國曆史所起的作用，不能給予好評，但不會貶低玄烨個人，抹煞他在曆代皇帝中的傑出。限于内容，以上僅從少量事例和側面粗觇其人，讀者若欲了解更深，盡可自行擴展閱覽面以驗究竟。末了再引一段他在六十歲出頭時候的自況：
朕自幼讀書，聽政已久，治國之道，莫要于寬舒，命天下承平無事，凡屬老幼無不歡欣鼓舞，以為得生斯世皆有福之人也。
都是表揚自己的話，至于肉麻不肉麻，我們聽其言而觀其行。揆諸事實，“自幼讀書”四個字總是不錯的，沒有誇張。“治國之道，莫要于寬舒，命天下承平無事”一語，他也算做到了，尤其考慮到他禦宇達六十一年。刨去親政前的七年，也有五十四年，這麼漫長的歲月，對任何政治家都是極嚴峻的考驗，能基本保持不昏庸不膨脹，談何容易。他能做到，并非偶然，早在親政之第六年也即年方十九歲時，他就說出這樣一段話：“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财，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讧嚣，民生日戚，深可為鑒。”谙于帝王史的人，都不難體會這段話字字珠玑。從來登了“聖上”之位的人，克制住“好大喜功，勞民傷财”的沖動，願意“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真得有大胸懷、大仁愛，對此我們當代人的感受恐怕就特别深刻，而當玄烨還是一個十九歲小夥子的時候，便悟出這番道理，不由你不對他肅然起敬。
當然，“凡屬老幼無不歡欣鼓舞，以為得生斯世皆有福之人也”，這句聽起來有些吹牛。究竟如何？作為他統治時期的國民，梨洲興許可以告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