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道：“他為自己啟用新的别号‘梨洲’，這象征着他人生又一新的階段已經開始。”
怎樣的新階段呢？他曾把少年時代之後、踏入社會以來的整個人生，分作三段。即：黨人、遊俠、儒林。黨人是自伏阙頌冤起，到為馬、阮陷害而從南京僥幸脫身為止；遊俠則指國亡後以布衣起事、加入和投身抗清活動。這兩個階段我們都已講過，現在均告終了。眼下起，直至辭别人世，都屬于最後階段，他自己的概括或描述是“儒林”，用今天話講，便是以一位學者面世。
随着踏入新人生，轉換新角色，我們對他也要換個稱呼。在書中，從童年到少年，他是“麟兒”，成年後我們以其表字“太沖”相稱，往後改稱“梨洲”。
這首先因為他對自己一生親自作了劃分，我們應予體現，況且幾個階段不論内容與角色确實泾渭分明；其次，梨洲的别号對他也有特殊意義。舊時讀書出身的人，有名有字以外，幾乎都有号，名和字由長輩起，号則自拟，算是每個人給自己的一種标記。然而這以前，我們卻不知
道他給自己取過号，有之，即從“梨洲”始。說到這一點，有個問題我不太明白，恐怕是個錯誤，在此一提——亦即普遍有黃宗羲号“南雷”之說，比如浙江古籍出版社《黃宗羲全集》的沈善洪序說：“黃宗羲，字太沖，号南雷，學者世稱梨洲先生”，中華書局王政堯點校的《黃宗羲年譜》之前言亦雲：“黃宗羲，字太沖，号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這兩種書，講起來都夠權威，依了它們，則黃宗羲至少還有一号即“南雷”。可是我們從未見曆來學者有稱“黃南雷”的，若以字稱都稱“黃太沖”，若以号稱都稱“黃梨洲”。猛然提到“黃南雷”，我們隻怕一時半會兒省不過神兒，不知指誰。為此，我考了一下離梨洲較近者所述，如他的兒子、弟子或後學，均隻見“梨洲”之号，不見“南雷”。黃百家《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府君諱宗羲，字太沖，号梨洲，行第一。”萬斯大《梨洲先生世譜》：“梨洲先生名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忠端公之長子也。”邵廷采《遺獻黃文孝先生傳》：“先生諱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忠端公尊素長子也。”顯然，無論其在世或去世不久的當時，号“南雷”之說還是根本無有的事。何時有的呢？以我有限所閱，最早自黃炳垕那本梨洲年譜始。他寫道：“公諱宗羲，字太沖，号南雷，忠端公之長子……大江以南之士多從之，世稱梨洲先生。”很容易辨出，今人共奉的号“南雷”說，出處便在這裡，且連“世稱梨洲先生”句亦一并抄于此。黃炳垕是梨洲七世孫，相距百餘年，所編年譜對弘揚乃祖事迹，有很大功績，但也屢出錯。如他記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梨洲在蘇州晤湯斌，實則湯斌于前一年十月已卒，故肯定有誤。但是，以“南雷”為黃宗羲号如果也是錯誤，又怎麼發生的呢？我們知道，黃不少文集确以“南雷”為名，如《南雷詩文集》《南雷詩曆》《南雷文鈔》《南雷雜著稿》《南雷餘集》等，本身容易使人誤解“南雷”是作者的号，大概這就是
錯誤的來源。而實際呢？我終于在梨洲嫡傳的門人萬斯大那裡找到答案：“南雷裡，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裡而近，先生因名集。”南雷是地名，離黃竹浦很近，僅數裡，唐代出過一個有名的隐士謝遺塵謝靈運後人，梨洲于是将這地名置于他很多文集名稱中，包含稱引先賢、托述己志的意義。所以我們頗可斷言：“南雷”不是号，黃宗羲唯一之号即“梨洲”。嘗讀謝國桢先生《黃梨洲學譜》，特意留心他怎麼寫，果然明确述為：“宗羲，字太沖，号梨洲，浙江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謝先生對明代史實了若指掌，那樣的錯誤他是不會犯的。總之自今往後，沿襲已久的号“南雷”說，宜剔擯之。
前面，我們以《怪說》為梨洲之号啟用的标志。可惜此文确切寫作時間無考，當然另一面，對此文内容而言，确切的寫作時間，意義并不大，因為它所述的，是頗長一段時間中作者的心路曆程，所謂“如是而日、而月、而歲，其所憑之幾，雙肘隐然”，而由文章首句“梨洲老人坐雪交亭中”可斷，其寫于1651年舟山陷落之後無疑。
舟山的陷落，是太沖人生一大轉折點，是“太沖”漸漸去往“梨洲”的開始。雖然無法指出梨洲之号取于何年何月，但就已知的而言，可以确定它最早現于《留書》自序，而時間也很具體，文末曰：
癸巳九月梨洲老人書于藥院。
癸巳即1653年，距舟山陷落僅二載。此明确可證，梨洲之号當系從舟山陷落而來。全祖望曾據《明夷待記錄》“題辭”屬“梨洲老人”，說：“壬寅即1662年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指鄭成功訃至，始有潮息煙沉之歎，飾巾待盡，是書于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認為“梨洲老人”之号因得知鄭成功逝世、寫《明夷待記錄》而起，顯然不準确。我們雖不知《怪說》與《留書》自序的寫作時間哪個更早，推測起來它們應大緻同時；而《留書》自序明确可證，“梨洲”之号的啟用要比全祖望所說早十年，亦即以舟山陷落為标志、在1651年至1653年之間。這時為自己新取一号，大概有三重意味：既是對一個刻骨銘心時刻的标記，也是對往昔的告别；同時也向自己宣布，從此去往前所未有的人生。
這當中有生與死的界限，涉及怎樣生、如何死的思考。梨洲曾為兩位浙江遺民餘若水、周唯一寫墓志銘。餘是紹興人，周是甯波人。前者以二十餘年不與世接、務農課村童，得全發而終；後者“盡去其發而為發冢”，自稱“無發居士”。他們用不同的方式抗拒了當局，而同時活下來。梨洲在銘文末句寫道：“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死，可以明原則；不死，卻亦能彰驗道的廣博；無論生死，隻要是好與善的，都将返心而無愧。他為自己取号“梨洲”，應當寓意打算活下去、通過不一樣的“活着”來驗明“道之大”，就像餘若水、周唯一等千百遺民那樣。謝國桢先生在引述這篇墓志銘後，說：“此後即梨洲教授之時也。”也就是說，“梨洲”象征着一種繼續堅持心中道義而又采取了全新方式的生存。
全新方式的生存，很具體，都是他過往四五十年所不曾或極少做的事。
前引《山居雜詠》有所描述：“數間茅屋盡從容，一半書齋一半農。左手犁鋤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數間茅屋是指鄉間的隐居，即不入世路。對于從前讀書人所謂隐居，今人時常理解有誤，以為隐居等于從人間蒸發，連個人影兒也找不見。并不是那樣。隐居的意思，着重在自食其力，不出來做事、求功名、拿俸祿，也就是獨立做人、不仰人鼻息。比如陶淵明，是當時著名隐士，人還在現實生活中而并非與世隔絕，但一切自奉自給，來保證他不替當局服務的立場，如此而已。然而即便如此，要邁過這道坎，對于讀書人也極不易。“學而優則仕”，“學得文武藝，售于帝王家”，讀書人古稱士子，士即卿臣之稱，讀書總為了做官，苦學勤讀的意義就在于有朝一日擺脫農夫地位、被朝廷錄用成為領俸祿的官員，主動放棄這樣的目标，對讀書人來說，實不亞于普通人斬斷世緣、出家當和尚。它實行起來很難。古代條件下，不做官而活下去，一般隻有當農民自己種地，所以半耕半讀是最普遍的方式。“一半書齋一半農”，便是據此來設想以後生活。不過，正如當年孔子本人受到的嘲笑那樣，讀書人“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真要去務農種地，根本沒那本事。所以，曆來以“隐”為歸的讀書人，真正躬耕自養的，沒有幾個。陶淵明的難得正在于此，他連喝的酒，也是靠自種的高粱釀造的。從所知情況看，梨洲恐怕并沒有做到陶淵明那樣，他養家糊口另有辦法，對此稍後再叙。
再一個很大變化，過去的太沖是行動力很強的人，從京城頌冤到加入複社、留都防亂公揭、舉兵抗清、乞師日本，四處奔波、萍蹤無定，可以說很好動、有點坐不下來，确如他自己所說，身上明顯有一股“俠”的氣質。這是他性格一面，而多多少少由此，他的讀書、學業受到了影響。然而眼下，當他從太沖的階段跨入梨洲的階段，相較先前那種五湖四海面貌，卻幾乎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盡管還不至徐枋、巢明盛閉門不出、束身土室的狀态，交遊卻大大減少，足迹所到處更不能和過去比。這有種種原因，現實不允許以及亡國心情等都起作用，但更主要一點，是他沉潛下來，開始鑽研學問、反思曆史，作為思想者和學問家存世。當時他給自己刻一方藏書印，邊款刻以：
忠端是始，梨洲是續。貧不忘買，亂不忘攜，老不忘讀。子子孫孫，鑒我心曲。
很直接地顯示，“梨洲”之号與讀書、治學有關，或為标志這種生涯而起。因此，從太沖到梨洲的跨越，就是一種人生狀态轉身。若非轉向
梨洲，我們曆史上隻怕無從談起一個著作等身的儒林宗師、巨擘的黃宗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