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海濤和池友明的幫助和關照下，林芬的“之江”中餐外賣店如期開張了。
開始幾天，客人并不多。有些人從門前經過，隻是駐足看看，就走了；也有些進來看看冷櫃裡的各樣菜式，問了問菜式和價格，并沒有買什麼東西。林芬不管買與不買，都是笑臉相迎，不嫌麻煩，有問必答，頗得客人好感。林芬記住了石紅珍告訴她的生意經：自己的生意，一定要用心去守，要禮貌待人。做生意要有守一段時間的思想準備，堅持下去，一定會有收獲。幾個月下來，生意真的一天好過一天。從十一點半開始，客人就陸續進來了，看客人的穿着打扮，大多是屬于寫字樓的白領階層，他們買菜都很有規律，點一個頭菜，點一個主菜打包帶走。也有一人買兩份、三份的，可能是替同事一起來買，帶回公司解決午餐問題。算起來，這樣的一頓午餐，比到法國餐館去吃至少可以便宜一半以上，而且也節省了不少時間。餐廳裡雖然隻有三張桌子，但中午就餐時間也常常坐滿人，大多是年紀大一點的。他們都比較斯文，也很有禮貌，走時都不忘說一聲“謝謝”“再見”。做外賣店實際上并不比做餐館輕松多少，工作時間也不比做餐館短，甚至還要長。開始的時候，每天早上八點鐘林芬就要起身，趕到華人開的亞洲食品超市進貨，十點鐘左右要回到店鋪，把食物交給廚房，自己做開門的準備。一般上午十一點多就有客人來買外賣了，一直到下午兩點，這中間陸續都會有客人。下午兩點半以後客人基本上少了，但又不像餐館一樣可以關門，可能一些路過的遊客，會進來就餐或買一些點心之類的東西，或者買一瓶飲料。營業額雖然不多，但林芬是抱着多賣一份是一份的心态，一律笑臉相迎。閑來沒事的時候，她就一邊守着店鋪，一邊拿着一本書來看，或者學習法文。到下午五點以後，客人又會多起來，一些從寫字樓下班的人——主要是年輕人——來買幾樣菜帶回家，就不用再自己準備晚餐了。到晚上八點多鐘，客人基本上不多了，才開始收拾東西，将一些沒有賣完的菜一盆盆用保鮮紙包好，放進冰箱。還要洗擦幹淨器具和桌子，等所有工作做完，也要十點多了。回家洗漱一下，上床睡覺一般也要到午夜十二點鐘。天天如此，整個星期一天也不能休息。這樣的生活，不是年富力強，真的是很難頂得下去的。光陰易逝，歲月如梭，轉眼又幾年過去了。幾年中，林芬全心全意地經營着她的“之江”外賣店，付出了青春，付出了辛勞，同時也得到了收獲。這幾年來，外賣店的年報表顯示，收入一年比一年都有較大的增長，用朋友開玩笑的話說，“林芬的錢包越來越鼓了。”林芬也實現了當初開店時定下的目标，她用這些年的積蓄，加上又向銀行貸了一部分款，在外賣店的樓上買下了一套房子。雖然隻是一房一廳，但能在巴黎這個區段有自己的房産，也真不容易，讓一些同樣年紀還在打工的姐妹們羨慕不已。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都過了三十的人了，林芬至今還是單身一人。雖說林芬性格好強，與朋友聊起這方面問題時總說，一個人不是照樣活得很好嗎？但是一個女人，正值花樣年華，工作忙時不覺得，但當一人回到家裡時，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時不時出現的寂寞感在腦海裡總是揮之不去。看看有的朋友休息天時，出雙入對，自己卻總是茕茕孑立，表面沒有什麼，内心裡總有一份排遣不去的傷感與孤獨。朋友與相識的人見到她總會問她，怎麼還是一個人啊，你還年輕，長得又漂亮，現在又有了自己的事業，找個男朋友并不困難啊，為什麼至今還是單身一人？林芬對于這些提問，總是一笑而過，沒有作正面回答。她有她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考慮。這幾年來，由于專心于經營外賣店，社團的活動很少有時間參加了。後來外賣店星期天休息，遇上“旅法華僑俱樂部”剛好有活動，她都積極去參加，順便也會會老朋友。如果俱樂部沒有活動，她有時也會約張莉和陳美英出去玩玩，她自己買了一架相機，也動員她們兩人也各買了一架相機，一起到各景點或郊外拍拍照，拍出的相片相互交流欣賞，大家玩得很開心。久而久之，她把主要的業餘時間都花在玩相機上了，自稱是一個業餘攝影愛好者。過去的五年，巴黎華僑華人社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幾年來，中國大陸來法國的移民大量增加，而這些移民中，浙江溫州和青田的占絕大部分。他們中間不少人是通過中介的安排偷渡來到法國的，一部分人拿的是到歐洲其他國家的旅遊簽證，到了巴黎機場被人接了出來，就成了沒有居留的“黑人”。有些則是先到其他國家，後來經過千辛萬苦，想盡各種辦法，再輾轉來到法國。不少人先是到了歐洲其他國家立足，後來還是把法國作為最後的定居地。主要是相比較起來，差不多的工種，法國的工資比其他國家的高，找工作也比較容易。做了長短不一的幾年“黑人”，後來剛好遇到當時的法國政府對沒有居留證的非法移民實行了一次大赦，不少人才得以申請到了正式的法國居留證。在這段時期，法國的華僑華人是歐洲國家最多的，從七十年代初的幾萬人，一下子激增到了三十多萬。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大多不懂法語，也沒有其他的特别技能，唯一能比較快地上手，能賴以謀生的手段就是開中國餐館。所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巴黎的中餐館如雨後春筍般地遍地開花。在很快的時間裡，巴黎基本上已呈飽和狀态。在這種情況下，中餐館業逐步又向巴黎郊區和外省發展。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據不完全統計，光是大巴黎地區大大小小的中餐館已達四千家左右。到後來，法國凡是人口有一萬人以上的城市，幾乎都能看得到中餐館的中文字招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法國的經濟一直不怎麼景氣。加上二零零二年後，法國的貨币政策放棄了法郎，改用歐元，物價一下子跟着飛漲了起來，讓消費者都感到有點吃不消。這種變化，也直接打擊了法國的中餐館業。與中餐館業情況不同的是，越來越多的溫州、青田籍的華僑華人，轉向做中國各類産品進口法國的貿易生意。沒有幾年工夫，就在巴黎的北郊奧拜維利埃市崛起了一座中國商貿城。法國華人社會出現繁榮的另一個大的特點，就是華僑華人社團的大量湧現。一天晚上，張莉跑到林芬的外賣店來閑坐，告訴林芬說，她已接受朋友的勸說和鼓動，參加了一個新成立的協會，并被推選當上了副會長，負責這個會的對外聯絡和文娛方面的工作。張莉反正家裡的生意有老公頂着，不需要她按部就班地去上下班，又還沒有孩子，加上她生性好動，喜歡交結朋友，喜歡出入一些活動場所，所以十分樂意地當起了副會長。平時，徐海濤也不怎麼管她，隻要她不要太多地幹涉他的自由，在錢的方面也就由得她花費。張莉為了打發時間，在家待不住，隻好自己找樂處，常常往外跑。不想交際廣了，認識的朋友也多了。除了參加協會裡的一些活動外，也和一批喜歡常常光顧“CASINO”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經常地去那些地方尋找刺激，慢慢地竟成了那裡的常客，越陷越深，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那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