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9年認識老牟，牟其中給我的印象，其實都是一些故事。
我了解的他和他給我講的經營哲學，實際上也都是一些故事。他很少講經營理念，他就講故事。這些故事很重要，會給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對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識。
中國最早的MBA應該是牟其中所講的這些故事，它們都是活教材。我在體改所的時候就經常聽說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沒見過。
1989年9月，我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見老牟，是在他辦公室旁邊的會客室裡。軍博大院裡的一棟樓，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層共兩層。他給我的印象是個子特别高，手裡總拿個大茶缸，後來他也一直是這個形象。他把茶缸往破茶幾上一放，開說的事情就是天下、國家、改革、命運之類。
1989年以後，我幫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叫《牢牢記住黨和國家的利益》，後來被《人民日報》等報紙轉載。
這為他樹立起一種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開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現出在表達和組織能力方面比他原來的草莽班子要優秀得多。我主要負責外部聯絡與形象經營。作為第一任主編，辦了一份小報《南德視界》（牟其中原先設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視界”），報頭是牟其中寫的，發刊詞是《造就一代儒商》。
他的文章縱橫捭阖，很有氣勢。
後來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所有民營企業都愛編小報。
之後，我做了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介紹很多人過去。南德有2/3的部門經理就是那時引進的，萬通最初的創始人裡有四個人在南德幹過。
我離開時以及離開之後與老牟在内心的較量，純粹是一種男人和男人之間的較量。
當時，我們覺得南德不是我們的事業，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齡差異，想對老牟實行規範化改造，仔細研究張學良，準備集體“兵谏”老牟，讓他隻做董事長，我們來管理公司事務，把南德做成中國最好的企業。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歲，在香山吃飯時還會為一個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縫了五針，在街頭看見别人打架他就興奮地喊“打啊，打啊”，聯想老牟流氓無産階級的習氣和土匪的勁頭，我們認為“兵谏”隻能更糟。
結果隻能選擇自己走人，從頭折騰起。于是我去了海南。
老牟知道後非常惱火，因為我一不要錢、二連招呼都不打，說明内心極其自信，且不把他當回事。我是南德曆史上第一個炒老闆的人。
他曾經對我有評價：沒有缺點的人是最可怕的。沒缺點的具體表現就是從來不占便宜，每次活動，别人不交錢我交。牟其中常說，有缺點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沒缺點的人可怕，因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實，我們之間有一種英雄主義是可以溝通的，但我的出走在他心理上是個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個月之後，他辦事也正好要去海南，我就到機場接他，想給他一個解釋，他不理我。一兩個星期之後我回北京辦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還試圖溝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見。我就回來，放出話說：“活着就不要見了。”到他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就讓下面的人找我合作，但我堅決不見。
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們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兩次奇迹邂逅。一次我們全家去三峽，登機的時候，他站我前面，一回頭，太近了，沒法弄啊。我就叫了聲“牟總”，他“哦哦哦”，問我是不是去重慶，我說去三峽，他又“哦哦哦”一陣。飛機上，他坐在我後面兩三排的地方。下飛機，我沒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華盛頓的中餐館，我坐着吃飯，呼啦啦進來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遠遠瞪着我。我沒站起來，看了他一眼，繼續吃我的飯。
後來，他就出了狀況。
有一天，他突然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我是牟其中，我沒出事。給我拿些錢，回頭我還給你。”過了一段時間，他在武漢監獄裡手寫一封信托人帶來，大概說了一下案子的情況，還是希望我給錢，準備繼續請律師。
我們商量了一下，做了幾個決定：第一，在二審判決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給予任何資金上的支持，因為會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對抗，法律關系不清楚，不知道這筆錢算什麼性質；第二，如果二審判完，服刑的話，我們會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勞改出來，生活上所有的事歸我馮侖管，我負責養老送終。
對我個人來說，無非多了一個爹，原則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對朋友也是個安慰，他歲數和我父親差不多。
這将違背我“活着不見面”的賭氣誓言。
但時過境遷，心境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