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曆史有一種特殊的愛好。我在寫小說《将軍胡同》的時候，采訪了很多八十幾歲的老人，有一個問題我一直追問他們：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他們到底有沒有聽到炮聲？他們當中很多人非常明确地告訴我，當時真的聽到從盧溝橋邊傳來的炮聲。有一位老先生，當年還是一個上高小的小學生，說1935年左右，日軍的偵察機在北平上空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飛行偵察。小學生們就拿着彈弓試圖打下它們，後來遭到老師的批評，說那樣反而會傷害到自己的同學。我覺得這些細節特别鮮活，所以後來我把這些曆史細節都寫進了我的小說裡。
然而曆史不是玩笑，曆史是非常殘酷的。
西南聯大的一位畢業生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抗戰勝利以後，中國政府槍斃的第一個漢奸是缪斌，這個人曾任漢奸組織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後來又任汪僞政府立法院副院長。可他的兩個兒子——缪中和缪弘，卻相繼報考後方的西南聯大。當時的缪中是在日本上的中學，特意從日本回國；而缪弘是一位詩人。1944年中國組建了第一支傘兵部隊——鴻翔傘兵部隊，這是一支由中美兩國軍人混合組成的部隊，缪中和缪弘作為随軍譯員相繼參軍。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半個月，在收複廣西平南縣的一次戰鬥中，作為随軍譯員的缪弘本可以不用沖鋒，但他選擇了沖鋒，他和許多中國士兵一樣再也沒有站起來。
這個故事講完以後，我總覺得缺了點什麼，好像缺了一個人。
很多天以後，我坐在電腦前，好像有一隻無形的手，讓我打開電腦，打開浏覽器，打開搜索網站。我敲下了缪弘兩個字，點擊空格鍵，又敲下了母親兩個字，按回車鍵。終于，一個網頁上的内容讓我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這個網頁上寫着，缪斌的夫人是日本人。這個日本女人
在這場戰争中，先是失去了一個中國兒子，之後又失去了中國丈夫。而這場戰争讓她的丈夫和兒子深陷兩種不同的立場、兩個不同的陣營當中。我覺得曆史細節一下子就鮮活起來了。所以我覺得對曆史做深究和挖掘，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它往往會讓我們感動不已。
這個時候，它已經開始接近文學了。
（林邊摘自《中華讀書報》2016年12月14日，李小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