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筆直書，不隐惡、不虛美，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史官的史德。
史官，是曆史的記錄人，也是是非曲直的責任界定者。“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句詩講了《左傳》裡的兩段故事。齊國的權臣崔杼殺了齊莊公，另立新君。史官如實記載“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推出殿外斬了。史官的二弟繼任，再寫“崔杼弑其君”，再被斬。三弟繼任，仍寫“崔杼弑其君”，又被斬。最小的弟弟赴任後，還是如此書寫。鄰國的史官聞訊後，都捧着“崔杼弑其君”的史簡來到齊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前往”。崔杼害怕了，不得已接受了這樣的記錄。中國古代的曆史觀，不是以古鑒今，而是“以史制君”“君史兩立”。撰寫曆史的第一要義是制約當朝君主，給胡作非為的昏君賊臣披上“惡名”，遺臭後世。“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迹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古代的史官地位很高，由最有學問的人擔任，如同爵位，可以家傳世襲。
趙盾是晉國失寵的權臣，為躲避晉靈公的政治迫害逃往鄰國，但尚未出國境，晉靈公就被另一個大臣殺了，趙盾知道後返回都城，繼續主理國政。董狐是晉國的史官，他對這個事件的記載是“趙盾弑其君”。趙盾對此很惱火，讓董狐做出解釋。董狐說：“您身為國家正卿，雖然出逃了，但沒有出國境，回來後也沒有懲辦兇手，這就是記載您弑君的原因。”趙盾盡管委屈，但還是勉強接受了。孔子對這兩個人均給予了高度評價：“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隐。趙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境）乃免。”
司馬遷是西漢的史官，受過腐刑。他身為史官，胸中有正義，有擔當，腦袋裡也裝着醒時、醒世、察人心的史家衡尺，對國家形态，以及社會生态的記述，包括對當朝皇帝的判斷，做到了秉筆直書，不隐惡、不虛美。寫漢高祖劉邦，既寫他的建國偉業，也寫他的“慢而侮人”；同時還寫他的死對頭項羽。寫劉邦的傳記叫《高祖本紀》、寫項羽的傳記叫《項羽本紀》，不僅規格一樣，而且把項羽放在劉邦前面。寫第二代皇帝惠帝劉盈，因為他羸弱無為，一切聽命于母親呂後，司馬遷甚至不設《惠帝本紀》，而是設《呂太後本紀》，把劉盈的具體事迹納入其中。寫第三代皇帝文帝劉恒，既寫他親民養國，尤其寫到免除老百姓的田租（農業稅），也寫他的賞罰不分明。寫第五代皇帝武帝劉徹，寫他勵精圖治，開拓局面，也寫他好大喜功、窮兵黩武，賣官鬻爵。這樣的體例設置，以及這樣的客觀筆法，放在後世，恐怕是要掉好幾回腦袋的。唐代的史學家劉知幾，盛贊上邊幾位史官有“強項之風”，項是後脖頸子，意思不管怎麼往下按，都是不肯低頭的。
中國的史官制度，到唐代被李世民終結，改為史館制度，意思是國家曆史由一個人寫，改為集體編撰，“領班大臣總知其務，書成進禦”。宰相擔任總撰官，史書寫成後由皇帝審定。“以史制君”“君史兩立”的體統至此成為過去式。李世民為什麼進行史官制度改革，說穿了，就是擔心史官對自己下不好的曆史結論，因為他是采用非正常手段登基做皇帝的。
史官存在的價值是督察政治，使社會清醒。如果曆史學家集體閉嘴，不發出聲音，放棄他們的責任和擔當，苟活安命，或者去升官發财，這樣的時代會失真的。
（慕剛摘自《美文》2017年第2期，黎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