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歲那一年，我離開了辦公室，不再參加社會活動，回到家裡，以看書、寫雜文為消遣。
我生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又經曆北洋政府時期、國民黨政府時期、1949年後的新中國時期，友人戲稱我“四朝元老”。這百餘年間，遇到許多大風大浪，最大的風浪是抗日戰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離20多年。
抗日戰争時期，我在重慶，日本人的一枚炸彈在我身邊爆炸，旁邊的人死了，我竟沒有受傷。“文化大革命”時期，我被下放到甯夏平羅“五七幹校”，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後，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運是無意中逃過了“反右運動”。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放棄上海的經濟學教學職業。過了幾年之後，我才知道，“反右運動”在上海以經濟學界為重點。上海經濟學研究所所長，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自殺了。我最優秀的一位研究生也自殺了。經濟學教授不進監牢的是極少數。20年後改正，他們中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翻我過去的經濟學舊賬，逃過了一大劫難。“在劫不在數！”
常聽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把81歲作為1歲，從頭算起。我92歲的時候，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上面寫着“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年輕時，我的健康狀況不佳，得過肺結核，患過憂郁症。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隻能活到35歲。現在早已超過兩個35歲了。算命先生算錯了嗎？算命先生沒有算錯，是醫學進步改變了我的壽命。
從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我因重病住院。我的99歲生日是在醫院裡過的。醫院的工作人員送我一個蛋糕，還有很大一盆花。人們聽說這裡有一位百歲老人，就在窗子外面偷偷地看我這個老齡品種，我變成醫院裡的觀賞動物。佛家說，和尚死去，叫作“圓寂”，意思是功德圓滿了。可我功德圓滿不了，病愈回家，我再過鬥室讀書生活，消磨未盡的塵世餘年。
晚年讀書，我主要讀專業以外的有關文化和曆史的書籍，想知道一點文化和曆史的發展背景。首先想了解3個國家：中國、蘇聯和美國。了解自己的祖國最難，因為曆代帝王歪曲曆史、掩蓋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難。蘇聯是新中國的原型，新中國成立以後，略作修正，未脫窠臼。蘇聯瓦解以後，公開檔案，俄羅斯人初步認識了過去。美國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由于戴高樂主義反美，共産主義反美，美國的面貌變得模糊不清。由此可知，了解真實的曆史背景變得困難重重。可是舊紙堆裡有時會發現遺篇真本，字裡行間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讀書筆記改寫成短篇文章，供自己備忘，并與同好們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預言是騙人的。如果事後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聰明是從反思中得來的。近來有些老年人說，他們年輕的時候天真盲從，年老的時候開始探索真理，這叫作“兩頭真”。“兩頭真”是過去一代知識分子的寶貴經曆。
我家發生過一件趣事。著名的漫畫家丁聰，抗日戰争時期常來我家。我們一家都很喜歡他，叫他小丁。我那6歲的兒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閑談，說小丁有點“左傾幼稚病”。我的兒子向他告密：“我爸爸說你左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後，我的兒子到了70歲的時候，對我說：“其實那時爸爸的左傾幼稚病不亞于小丁。”
老來回想過去，才明白什麼叫作“今是而昨非”；老來讀書，才體會到什麼叫作“溫故而知新”。學，然後知不足；老，然後覺無知。這就是老來讀書的快樂。
學而不思則盲，思而不學則聾。我患白内障後換了晶體，重見光明；我患耳聾後裝上助聽器，恢複了部分聽覺。轉暗為明，“發聾振聩”，隻有科技能為老年人造福。
“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是最好的長壽滋補品。
（生如夏花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百歲新稿》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