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裘盛戎隻合作過兩出戲，一出是《杜鵑山》，一出是小戲《雪花飄》，都是現代戲。
我和盛戎最初認識，是和他（還有幾個别的人）到天津去看戲——好像就是《杜鵑山》。演員們知道裘盛戎來看戲，都“卯上”了。散了戲，我們到後台給演員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辭，但是他的态度是誠懇的、樸素的，他的謙虛是由衷的謙虛。他是真心實意地向人家學習來了。回旅館的路上，他買了幾套煎餅馃子攤雞蛋，有滋有味地吃起來。他咬着煎餅馃子的樣子，表現出很喜悅的懷舊之情和一種天真的童心。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個人盤腿坐在床上抽煙，好像想着什麼事，有點出神，有點迷迷糊糊的，不知是為什麼，我以後總覺得盛戎的許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這麼盤腿坐着的時候想出來的。
盛戎的身體早就不大好了。他曾經跟我說過：“老汪哎，你别看我外面還好，這裡面——都瘘啦（西瓜過熟，瓜瓤敗爛，北京話叫作“瘘了”）！”編排《雪花飄》的時候，他那幾天有些不舒服，但還是跟着我們一同去體驗生活。《雪花飄》是根據浩然同志的小說改編的，寫的是一個送公用電話記錄的老人的事。我們去拜訪了政協禮堂附近的一位送電話記錄的老人。這戶人家隻有老兩口。老頭子六十大幾了，一臉的白胡茬，還騎着自行車到處送電話記錄。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說：“頭兩個月他還騎着二八的車呀，這最近才弄了一輛二六的！”盛戎在這間屋裡坐了好大一會兒，後來還随着老頭子送了一個電話記錄。
《雪花飄》排得很快，一個星期左右，戲就出來了。幕一打開，盛戎唱了四句帶點馬派味兒的“散闆”：
打罷了新春六十七喲，
看了五年電話機。
傳呼一千八百日，
舒筋活血，強似下棋！
我和導演劉雪濤一聽，都覺得“真是這裡的事兒！”
《杜鵑山》編排過兩次。一次是1964年，一次是1969年；1969年那次，我們到湘鄂贛體驗了較長期的生活。我和盛戎那時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大好。那時強調軍事化，大家穿了“價撥”的舊軍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隊。盛戎也一樣，沒有一點特殊。他總是默默地跟着隊伍走，不大說話，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臉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雖然是“控制使用”，但還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戲。我覺得從那時起，盛戎發生了一點變化，他變得深沉起來。盛戎平常也是個有說有笑的人，有時也愛逗個樂，但從那以後，我就很少見他有笑容了。他好像總是在想什麼心事。用一句老戲詞說：“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他的這種神氣，一直到他死，還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裡。
那次體驗生活，是夠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讓人難受。屋子裡不生火，牆壁屋瓦都很單薄。那年的天氣也特别，我們在安源過的春節，舊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時卻又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塊兒來！盛戎晚上不再窮聊了，他早早就進了被窩。這老兄！他連毛窩都不脫，就這樣連着毛窩睡了。但他還是堅持下來了，沒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很少對劇本提意見。他不是不當一回事，也不是沒有考慮過，或者提不出意見。盛戎文化程度不高，他讀劇本是有點吃力的。但是他反複地讀，盤着腿讀。他讀着，微微地搖着腦袋。他的目光有時從老花鏡上面射出框外。他搖晃着腦袋，有時輕輕地發出一聲：“唔。”有時甚至拍着大腿，大聲喊叫：“唔！”
盛戎的領悟、理解能力非常之高。他從來不挑“轍口”，你寫什麼，他唱什麼。寫《雪花飄》時，我跟他商量，這個戲準備讓他唱“一七”，他沉吟着說：“哎呀，花臉唱閉口字……”我知道他這是“放傻”，就說：“你那《秦香蓮》是什麼轍？”他笑了：“‘一七’，好，唱，‘一七’！”盛戎十三道轍都唱得響。有一出戲裡有一個“滅”字，這是“乜斜”，“乜斜”是很不好唱的，他照樣唱得很響，而且很好聽。一個演員十三道轍都唱得響，是很難得的。《杜鵑山》裡有一場《打長工》，他看到被他當作地主奴才的長工身上的累累傷痕，唱道：“他遍體傷痕都是豪紳罪證，我怎能在他的舊傷痕上再加新傷痕？”這是一段“二六”轉“流水”，創腔的時候，我在旁邊，說：“老兄，這兩句你不能就這樣‘數’了過去！唱到‘舊傷痕上’，得有個‘過程’，就像你當真看到，而且想到一樣！”盛戎一聽，說：“對！您聽聽，我再給您來一遍！”他唱到“舊傷痕上”時唱“散”了，下面加了一個彈撥樂器的單音重複的小“墊頭”，“噔、噔、噔……”，到“再加新傷痕”再歸到原來的“尺寸”，而且感情很強烈。當時參加創腔的唐在炘、熊承旭同志都說：“好極了！”1969年本的《杜鵑山》原來有一大段《烤番薯》，寫雷剛被困在山上斷了糧，杜小山給他送來兩個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篝火堆裡烤着，番薯煳了，烤出了香氣。他拾起番薯，唱道：“手握番薯全身暖，勾起我多少往事在心間……”他想起“我從小父母雙亡讨米要飯，多虧了街坊鄰舍問暖噓寒”，他想起“大革命，造了反，幾次探險在深山，每到有急和有難，都是鄉親接濟咱。一塊番薯掰兩半，曾受深恩三十年！……到如今，山上來了毒蛇膽，殺人放火把父老摧殘，我穩坐高山不去管，隔岸觀火心怎安！……”（這劇本已經寫就了很多年，我手頭無打印的劇本，詞句全憑記憶追寫，可能不盡準确）創腔的同志對“一塊番薯掰兩半”不大理解，怕觀衆聽不懂，盛戎說：“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一塊番薯掰兩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他把這兩句唱得非常感動人，頭一句他“噓”着一點唱，在想象，“曾受深恩”，“深恩”用極其深沉渾厚的胸音唱出，“三十年”一瀉無餘，跌宕不已。盛戎的這兩句唱腔到現在還是餘音繞梁，我一想起就激動。這一段在後台被稱為“烤白薯”，闆式用的是“反二黃”。花臉唱“反二黃”雖非創舉，但當時還是很少見。盛戎後來得了病，他并不怎麼悲觀。他大概已經懷疑或者已經知道是癌症了，卻跟我說：“甭管它是什麼，有病咱們瞧病！”他還想唱戲。有一度他的病好了一些，他還是想和我們把《杜鵑山》再次編排出來（《杜鵑山》後來又寫了一稿）。他為了清靜，一個人搬到廂房裡住，好看劇本。他死後，我才聽他家裡人說，他夜裡躺在床上看劇本，曾經兩次床頭燈的罩子都被烤着了。他病得很重了，有一次還用手在床頭到處摸，他的夫人知道他這是在要劇本。劇本不在手邊，他的夫人就用報紙卷了一個筒子放在他手裡。他這才平靜下來。
他病危時，我到醫院去看他。他的學生方榮翔引我到他的病床前，輕輕地叫醒他：“先生，有人來看您。”盛戎半睜開眼，榮翔問他：“您還認得嗎？”盛戎在枕上微微點了點頭，說了一個字：“汪”，随即流下了一大滴眼淚。
（夕夢若林摘自北方文藝出版社《自得其樂》一書，李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