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親的觀念裡，當兵不好，而且國民黨整天宣傳延安是共産黨的集聚地……他就沒有去。
我埋怨父親：“你要去了，你就是無産階級革命家，我也成高幹子弟了。”
父親還講，他畢業後，在西安教書。那時五袋洋面可以買一小院房，他差點要買，西安城裡響了槍聲，他就跑回老家丹鳳。
我當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裡人了嗎，又何苦讓我掙紮了十九年後才做了城裡人。”
當我在農村時，我的境遇糟透了。父親有曆史問題，母親害病，我又沒力氣。報名參軍，體檢的人拿着玻璃棍兒，把我身體所有部位都戳着看了，結果也沒有當成。第二年又招地質工人，我去報了名，當天晚上村支書就在報名冊上把我的名字畫掉了。隔了一年又招養路工，就算我拿着鍁，從公路邊的水渠裡鏟沙土，墊路面的坑坑窪窪，人家還是不要我。後來想當民辦教師也沒被選上。再後來一個民辦女教師要生孩子，需要一個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經為此去修理了一支鋼筆，卻仍讓鄰村的一個人頂替了。
那段日子，幾次大正午的我在犁過的稻田裡犯蒙，不辨方向，轉來轉去尋不到田埂。村裡人都說那是被鬼迷糊了，讓我頂着簸箕，拿桃木條子驅鬼。
十幾年後再提起這些事，有長者說：“這一切都在為你當作家寫農村生活創造條件呀。如趕羊，所有岔道都被堵了，就讓羊順着一條道往垴上去。”
我想也是。
（檬男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帶燈》一書，周君言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