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買了音樂會的票，約申生到蘭心大戲院聽音樂會。我提前到場入座，右邊的空位是留給申生的。樂曲前奏快開始時，穿着一身白的申生像個天使一樣走進來。我們那晚聽的是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其中一個樂章是《死亡進行曲》，它講述的是至死不渝的愛情。我沉醉在音樂裡，身旁坐着我的天使，幸福感使我眩暈。
不敢說“我愛你”，我該怎麼表達我的感情呢？我寫在日記裡，然後把日記拿給她看。
有一兩次，我到她家去，在門外透過窗戶看到申生在閱讀。她低着頭，在看我的日記，淡紅色的發結散發出異樣的光彩。我看到她在笑，覺得那笑像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
有一次，我寫了一張字條給她：“我想擁抱你，親吻你一下。”字條是封在信封裡的，我散步時交給她，讓她回家看，但第二天見面時我就不敢吻她了。那真是一種遺憾！我85歲時還覺得那是一種遺憾，但當時的青年就是這樣的。
還有一次，我約她到南市的文廟玩。文廟是祭祀孔子的廟堂，廟堂裡有水池，水池中有高低不平的石頭。我走在前面，她跟在我後面踏着石頭前進。她走到中間，石頭在晃，我走過去想要扶她，她卻已經跨過來了。我沒有扶住她，她也沒有倒在我懷裡。我為什麼害怕身體上的接觸呢？大概是怕唐突了她吧。
我到今天仍有刻骨銘心的感覺，因為和申生的初戀讓我第一次感覺到女性的美。
1945年8月，我要到蘇北解放區去，想要看看解放區怎麼樣，以便決定此後是否永遠跟共産黨走。她不願意跟我去。我曾給她講革命理想，給她看毛澤東的著作，她不反對，但對這些也不感興趣。因為她的父親在政治鬥争中被暗殺，所以她害怕将來跟我結合後會有同樣的結果。
我和申生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古今書店。那是1945年的秋天，我跟麥稈正在談書的事，申生來了。我和她沒有說話，因為已經确定分手了。她身穿一件黃顔色的大衣，站在書店門口。陽光在她身後，照着她飄動的頭發，發梢是金黃色的，她被裹在一種聖潔的金光中。我看到她眼中甯靜、寬宏的光，也包含着無奈、惋惜。她沒有進書店，而是微笑着說：“再見。”然後她就走了，這個“再見”就是永别。
一直到我妻子妙英于1998年去世後，我才跟申生恢複通信。妙英臨終前跟申生的妹妹龍生講，她走後希望我跟申生結合，希望我有一場黃昏戀。我做好了準備，如果與申生結婚，我願意放棄寫作，不再做翻譯，隻和她做伴，共度晚年。我跟孩子們說了，他們都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不能到美國去，我的親友、我的根在大陸，可是申生不願意回來，她已經習慣了那裡。此後，我們再沒有通過電話。
2005年，申生去世，但我對她的記憶永遠定格在那遙遠的年代：1945年，我21歲，申生17歲。
（餘娟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正逢時：屠岸自述》一書，李晨圖）
我常常夢見我走向一條路徑——
那樣狹窄，那樣細長的小巷，
地上鋪着尖尖的碎石，一棱棱，
在一線斜陽下泛起慘白的鱗光。
小路的一邊是監獄，高牆陡立；
另一邊是教堂，看得見鐘樓和墓園。
我在狹弄中行走着，孤獨而凄迷，
長長的甬道好像永遠走不完。
——屠岸《狹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