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斯又到樓下的門房去問，有沒有他的信。沒有。他給所有的朋友都寫了信，沒有一個人回他。他拉開床頭的抽屜，裡面已經沒有一分錢。
1956年，他被派往歐洲後，他供職的哥倫比亞《觀察家報》被查封了，報社已經不可能寄錢給他。馬爾克斯縮在“三個公學旅館”的閣樓上，他交不出房租，也沒錢吃飯。
60年之後，我來尋訪馬爾克斯困守的這個小旅館。小旅館在索邦大學旁邊一條叫Cujas的路上，門邊的牆上挂着一個馬爾克斯的小雕像。旅館的小廳裡有一個書架，上面放着法語版和西班牙語版的馬爾克斯的書。1957年，馬爾克斯在這裡寫出了《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他說這是他寫得最好的小說。
馬爾克斯這句話帶着強烈的感情色彩。因為不是沒有人給上校寫信，而是沒有人給他，給29歲的馬爾克斯寫信，确切地說，是沒有人給他寄錢。
馬爾克斯已經餓得沒辦法了。他到處收集舊報紙和空酒瓶去換錢，或者撿法國人不吃的肉骨頭、豬下水，拿回來煮一煮吃。即便這樣，他還得寫作。因為寫作才是他的希望。
他在寫他的外公，那個每周去郵局等信的上校。他小時候是跟外公外婆過的。對于外公這個古怪的行為，他一直當成一個笑話。當他拿起筆的時候，他是想寫一部喜劇的。可是在巴黎，在他天天等朋友們救濟的時候，他把喜劇寫成了痛徹肺腑的悲劇。
馬爾克斯的這部小說寫成的時候，已經是1957年。他改了9遍。因為除了改小說，他也做不了其他事。他寫得累了、餓了，就會下樓，到旁邊的盧森堡公園裡轉一轉。公園很近，離小旅館隻有幾百米。
我從小旅館出來，往右拐到聖米歇爾大街。沿着這條街再往左走幾步，就看到了盧森堡公園。就在這短短的街道上，在1957年，在一個下着雨的春日，一位穿着破舊牛仔褲、格子襯衫，戴一頂棒球帽的老人，生氣蓬勃地走在舊書攤和從索邦大學走出來的學生當中。馬爾克斯在街道的對面看到了他，認出了他，他用雙手圈在嘴上激動地朝他大喊：“大——大——大師！”那人回過頭，朝他揮揮手，回應道：“再見，朋友。”這個人是海明威。30多年前，他和馬爾克斯一樣，在盧森堡公園用散步來抵擋饑餓。這是他們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站在這些曾經為潦倒的海明威和馬爾克斯遮風蔽雨的梧桐樹下，突然間，仿佛洞悉了命運的秘密。
馬爾克斯在他的小閣樓上，幾乎研讀了海明威的所有作品，用他的“冰山理論”，寫出了《沒人給他寫信的上校》。而就在此刻，海明威竟然真的從他眼前走過了。馬爾克斯的激動，并不隻是景仰，而是覺得他從海明威的手裡接過了什麼。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海明威的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雖然人們意識到這一切，還要再等10年，等馬爾克斯寫出《百年孤獨》。
在小說裡，上校賣掉了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妻子怕别人知道家裡已經揭不開鍋，放了石頭在鍋裡煮。可是上校仍然不肯把那隻鬥雞賣掉。他要等鬥雞上場比賽，他認為鬥雞一定能赢。
“那這些天我們吃什麼？”妻子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領子，使勁搖晃着，“你說，吃什麼？”
上校活了75歲——用他一生中的分分秒秒積累起來的75歲——才到了這個關頭。他自覺心靈清透，坦坦蕩蕩，什麼事也難不住他。他說：“吃屎。”
那隻甯可餓死也不肯賣的鬥雞，就是馬爾克斯的文學夢。
離開巴黎20多年後，馬爾克斯重回他曾居住的小旅館。當年走的時候，他身無分文，付不了房租。好心的房東沒有難為他，隻是祝他好運。現在，他剛剛獲得諾貝爾獎，就專門來還這筆房租和多年的利息。可是，房東已經不在了，房東夫人還在。房東夫人流了淚，因為他是唯一記得來還房租的人。她沒有收他的錢，她說：“就算我們為世界文學盡一份力吧。”
（洛洛摘自《揚子晚報》2016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