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講究的是含蓄、委婉，話不能說得太透。因此，老外來中國，往往因中國人說話不那麼幹脆、留點弦外之音讓對方揣度，而如堕五裡霧中。
中國傳統官場，即使是官員索賄也很有講究。下級給上級送錢，要安一些好聽的名目，如“節敬”“冰敬”。意思是說過節時送些禮物，或者夏天饋贈些錢讓上級買冰祛暑。
春秋時期，這些社會人際交往中的門道就已有了，而且說法還更講究、雅緻，也顯得更加含蓄。
魯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晉、楚兩個超級強國再次在鄭國的虢地會盟，重申魯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在宋國的弭兵之約。魯、齊、宋、衛、陳、蔡、鄭，這些中原諸侯國也都被糾集過來與會。魯國派出的是該國的老外交官、政治豪門“三桓”之一的叔孫豹（又稱“穆叔”）。
就在會盟期間，魯國的當國者、“三桓”中的另一家季武子出兵攻打臨近的莒國，奪取了郓（今山東沂水縣）。魯國在晉、楚、齊面前是弱國，在莒面前，則是強者了。莒國打不過魯國，就派人到盟會上向主持“國際秩序”的楚、晉告狀。楚國本來就很不滿意魯國緊随晉國——人家兩國是姬姓兄弟之國嘛。楚國代表團團長公子圍說：“這魯國也太放肆了，我們的和平會議還在召開，他竟公然入侵他國，擺明了不把和平條約當回事。我建議将參加會盟的魯國特使叔孫豹殺掉，以示懲罰。”
當然，殺叔孫豹不是楚國一家能決定的，必須征得另一個大國晉國的同意。晉國的代表團團長是趙武（亦名“趙孟”，史稱“趙文子”），跟随他來到鄭國的家臣樂桓子，扮演秘書角色，趁機向叔孫豹索賄，說可以替叔孫豹向趙武求情。問人要錢，卻不直接說出來，而是說“請帶”——向魯國使臣讨要一條腰帶。叔孫豹沒有給樂桓子任何金錢，他的随從梁其胫勸他：“貨以藩身，子何愛焉？”意思是花錢買平安，都要遭遇殺身之禍了，你還舍不得那些錢幹什麼？
叔孫豹義正詞嚴地說了一大段話。他說：“我參加諸侯之會，是為了保衛國家不受侵犯，如果我賄賂了晉國人使自己免遭禍害，魯國必然會受到楚國等國家的攻打，這是給國家惹禍，還談什麼保衛國家呢？雖然這大禍是季武子惹出來的，可魯國又有什麼罪？我奉命出使外國，季武子在家守國，我們的分工一直如此，我沒有什麼可埋怨的。”
可樂桓子派人來索賄，不打發點什麼，他還會繼續要錢。于是，叔孫豹當着來人的面，撕下一條衣服給對方，并說：“我們的腰帶太窄恐不成敬意，隻能撕一條衣帛代替了。”
樂桓子的憤怒可想而知，于是他将此事彙報給趙武。趙武卻對叔孫豹的表現大加贊賞——叔孫豹面臨被殺的危險而不忘國家安危，這是忠；面臨危難而不玩忽職守，這是信；為國家而不行賄賂以求免死，這是貞；謀國處事從這三點出發，這是義。他具備這四點，怎麼能殺他呢？
于是，趙武與楚國使團會面，懇請楚國放叔孫豹一馬，其理由是：魯國雖然有罪過，但是使臣叔孫豹為了國家而不怕死，又敬畏楚國，閣下若放過這樣的忠臣，定能使左右的楚國大臣效法他，有利于楚國；鄰國之間反複争奪邊境的城邑，這是常有的事情，夏、商和周朝明君在位時，都有這類事情，何況我等執政呢；再說，魯國和莒國争奪郓地不是一兩天的事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何必理會；作為盟主，隻要不是影響社稷的大事，就不必去理會。如此就無須勞煩其他諸侯國（因為興兵伐魯必然以“聯合國軍”名義，其他諸侯國有出兵出錢的義務），寬宥賢人，減少煩擾，諸侯才會更加擁戴楚國。
這番話說理充分，而且給楚國戴了高帽子。再者，楚國不能不顧及晉國的态度強行出兵，于是就坡下驢，給了晉國面子，沒有殺叔孫豹，也沒有讨伐魯國。
趙武比樂桓子更講政治。魯國是晉國忠實的同盟，如果因為索賄未成，而不顧盟國使臣安危，看着叔孫豹被殺，這事聲張出去，晉國和趙武在諸侯國中還有什麼威望？
所以，好的領導應當考慮得比秘書更長遠，而不是被秘書左右。
（吉格斯摘自新星出版社《給理想一點時間4》一書，黎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