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小男孩叫陳寅恪，是我很喜歡的曆史學家。他6歲的時候就知道如何将自己嵌入曆史，不被遺忘。
細節對我來說是啟蒙式的，每個細節都深深地嵌入生活中。
我有一個來自成都的大學男同學。一次我去他家玩，當時還有幾個他的高中同學，都是女生。我們很自然地在一起戲耍聊天。正值夏日，大家吃西瓜，我這個哥們兒把一個女生吃過兩口的西瓜拿起，把一塊全新的調包放在她的座位前，然後大大方方、若無其事、“道貌岸然”地開始啃這個姑娘啃過的西瓜。
我注意到這個細節，就知道他喜歡那個姑娘。我不會告訴你最後他是不是娶了這個女孩，但所謂鐘情，不過如此。這是我喜歡的一個細節。
小說《兩代風流》中，男孩女孩去公園，他們躺在草地上，旁邊沒有樹也沒有建築物，很曬。女孩說着話困了，眯着眼睛睡着了。男孩就拿着一本雜志，給女孩擋陽光。
女孩睡了一刻鐘，兩刻鐘，三刻鐘；男孩舉累了，就換一隻手繼續舉着。人在睡醒之前，會有一些微表情，你可以看出她要醒了。這個時候，男孩有兩種選擇：第一種，繼續遮着，直到女孩醒來，對他會心一笑；還有一種，趕緊收回手，裝作什麼都沒發生。你會選哪一種呢？
大多數人還是喜歡做好事不留名、默默付出不求回報的，深情無須标榜。其實，這兩種都可以，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無論哪一種都是細節的魅力。
天津作家馮骥才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叫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很樸實的愛情故事：高女人去世了，矮丈夫好像也沒有多傷心。但是有一個小細節，下雨的時候，他下意識地把傘舉得很高，遠遠超過他的身高。我看到這個細節就夠了，它點到我的穴了。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作家迪倫馬特，他去世後有記者去采訪他的遺孀，問她傷心嗎？她說：“我不知道怎麼傷心，但是我必須得說，我家的書桌現在顯得太大了、太空曠了。”
我們說的台詞藝術就是這樣的：你能夠用多輕多柔的筆觸，勾勒出傷心，它就能多沉多重地點中别人的情感穴。寫作不是毆打别人，而是撓别人癢癢，它的力道和效果成反比。創作是分寸感的藝術。
我們普通人的生活可能是沉悶的、瑣碎的，但好的作家不按套路寫，他會寫出這樣的感覺。
契诃夫的筆下有很多“奇葩”，我要提到一個傷心的“奇葩”。一個先生愛慕一個女士，但知道自己沒戲。有一天這個女士在女伴的陪同下到他家做客，就坐了半個小時，走後落下一把陽傘。要不留下來做紀念，要不就追上去還給人家，這都是正常的。但契诃夫寫的是：這個先生度過了人生中最幸福的夜晚，他把這把陽傘撐起來，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了一整晚，第二天把傘還了回去。
這是讓我感動的一個細節。這是一個讓别人覺得很凄涼、他自己覺得很幸福的晚上。這就是個十分特别的故事。
汪曾祺寫過一個故事，說一個女孩很美，被人糾纏。她心愛的男人為她出頭，被打得昏死過去。後來她找到一個偏方，說找各家的尿罐子，刮下厚厚的尿堿，用尿堿泡水喝，就能救活男人。
女孩弄了一碗尿堿水，侍候男的喝下。女孩邊喂邊掉眼淚，最後還剩小半碗尿堿水，這時汪曾祺寫道：“不知道為什麼，巧雲也嘗了一口。”
這是汪曾祺寫愛情最美的一刻，動人。将屎尿這樣的東西，寫得這麼高級，寫足了人世間的苦。你的苦都是為我受的，我根本用不着受苦，但我想和你苦在一起。
1937年，北平被日本人占領時是什麼樣？一個燕京大學的教授，英國人，去頤和園，在昆明湖畔看到日本浪人與一些僑民高興地開着車來野餐、遊玩。其間還有臉塗得煞白的藝伎，蹲在昆明湖邊洗大蔥。這個畫面讓我非常難忘。戰争、侵略、淪陷，這些事兒不是特别概念化的，這樣的細節才是真實的。
曆史有時候就是這樣。它不像房地産商提供的效果圖那麼清晰，而像是把一張地毯掀起來，灰塵飛舞，有光線，也有顔色。那一刻，一攤昏黃間忽明忽暗的東西，就是細節。
汪曾祺講過一個小故事。有一個農民叫朱小山，他種豆子，在地裡撒滿種子後，把剩下的那一把放在石頭下。過幾天回來後，他發現石頭離地了，或半寸或一寸，是被豆子頂起來的。朱小山特别激動，四處拉别人來看。一位嚴肅的鄉間老師前來質問他。
老師：“你到處說豆子的事，是要說明一種什麼哲學嗎？”
朱小山：“不想說明什麼，我就是想表達我的驚奇。”
今天講了很多細節，講了很多豆子一樣的故事，撒豆成兵，希望有幾粒能在你心中發芽。
為什麼呢？我隻想表達，我看到這些細節時的那種驚奇。
（林冬冬摘自微信公衆号“文藝有意思”，本刊有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