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牌主持人摩根（PiersMorgan）也來湊世博會的熱鬧，站在外灘向英語世界的觀衆介紹上海浦東天際線的大爆發。和所有老外拍攝的旅遊節目一樣，他也用上了“活力”“動感”和“不可思議”等字眼去形容上海；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始終保持着一種冷冷的尖刻，既不忘批評中國政府，也不忘嘲諷暴富背後的低俗。例如喝酒，他在一家高聳入雲的酒吧裡，剛慨歎完中國新富階層消費頂級葡萄酒的能力，随即就示範他們飲酒的方法：首先把紅酒注入杯中，然後開一罐可樂倒進去，搖一搖杯子，再把這混合過的液體大口喝下。最後，他吐一吐舌，表示惡心。啊！這神奇的中國，真是“不可思議”呀。
任何懂點行情的人都能一眼看出這出戲的虛實。在今天，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在如此高檔的酒吧裡面，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有人會這麼喝。紅酒加冰、紅酒加水、紅酒加可樂，這些全是上個世紀的事了，古老得就像清朝人頭上的辮子。現在哪怕你去二三線城市，要找這種驚人的場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内地每一本時尚雜志都會告訴讀者，品嘗葡萄酒是一種文化，必須以知識、時間和金錢為後盾，馬虎不得。自重自尊的新富階層就算再沒品位，也不敢當衆表演紅酒兌可樂。
問題是這裡頭的假設。無論是摩根那惡意的恥笑，還是新生代富人的精進修習，他們都把葡萄酒文化看成是一種有待學習的高貴品位。所謂“高貴”，自然是以西方傳統為标準。所以這是一個雙重的過程，一重是由低往上爬的學習過程，另一重是自西向東的傳播過程。你愈能像西方人那樣子喝酒，就表示你的品位愈高級；如果你不按人家那一套來，那麼你就是很可笑的小醜了。
這讓我想起在香港市場上盛行一時的幹邑白蘭地。它曾經是任何有點樣子的婚宴都得具備的資格證明，也曾是拜年禮品中最華貴的選擇。回想當年，大家喝它的方法還真可怖，不僅用它去配每一道菜，還要大杯大杯地幹，甚至添加冰塊。直到後來有人提醒，說它是飯後的良品，應該慢慢地小口品嘗，白蘭地的位置才漸漸被葡萄酒所取代。
我們學喝洋酒的過程總是如此，永遠是先接觸東西本身，再慢慢搞懂對待它的“正确方式”。這個過程的分布并不平均，有些人學得很快，有些人學得比較慢，于是這個過程就變成另一套區分階層和地位的标準了。那些能夠用最正确的杯子在最正确的時間喝酒的人是文明的；那些不顧一切地往白蘭地或紅酒裡兌水，還要一飲而盡的家夥則是不文明的、未開化的。所以我們就能畫出一幅文化品位的地圖了，法國的品酒專家站在中央，其影響一圈圈往外擴散，抵達東亞。我們之中那些比較文明的上等人處在内圈，那些不會喝酒的老粗則在外圍。然而，任何一種文化的流傳都不可能這麼簡單，難道葡萄酒就能夠例外嗎？
許多介紹葡萄酒的書都會開拿破侖的玩笑，因為這位一代名将的品位實在太壞，他竟然往香貝丹裡摻水，還樂此不疲地喝。生在葡萄酒王國，身為法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如此暴殄天物怎麼對得起千千萬萬的法蘭西酒客呢？這則流傳甚廣的傳說似乎可以印證一般人對武夫的那種刻闆印象：粗鄙不文，不解風情。
然而，拿破侖真的錯了嗎？沒錯，他的确有過打斷民主會議的蠻橫表現（也有人說是“果斷”）。可拿破侖終究是一位愛讀書的儒将，他的品位就算不佳，也不至于壞到大家所說的那個地步。
真相是，往葡萄酒裡加水乃當年常見的一種習慣，就連法式宴席的奠基者，太陽王路易十四也是這麼喝酒的。那時的法國人反而認為不兌水的幹飲才是野蠻的表現。其理由就和今人喝單一麥芽威士忌時兌水一樣，他們認為這麼做方可釋出酒的香氣。甚至到了20世紀初，法國家庭在日常飲用餐桌酒的時候也都保持着摻水的習慣。隻有香槟例外，因為加了水便會破壞氣泡的密度。
于是有人便說，時代進步了，我們喝酒的方式也優化了。前人加水隻是因為他們不夠了解紅酒的本性，現代人則曉得隻有淨飲才可以體會葡萄酒的完整風貌。也有人說那是釀酒工藝的變化，從前的葡萄酒比較粗糙濃烈，不能不兌水；如今的酒，酒質較輕而且細緻，加水反而不妙。
我卻懷疑這是時代環境的改變導緻的口味演變。不是我們更懂喝酒，也不隻是釀酒方式的進步，而是我們這個時代對于酒有一種不同以往的認知與需求，就像英國人也開始跟随美國喝冰凍的啤酒一樣，你很難拿兩個時代的品位來硬拼高下。
同樣的，空間的差異也會決定飲酒方式的不同，我想不到有什麼非常确切的理由，要規定全世界的人都得用法國人在20世紀才普及的方式去喝酒。想當年，香港是全球幹邑白蘭地消耗量最大的地區，人人都在喜酒宴席上大杯大杯地幹。你可以說這是我們沒文化，不懂得正确對待白蘭地。但是你也不能不注意這種飲酒方式的中國根源——我們本來就是如此喝酒，所以在剛開始接觸一種洋酒時，也就很自然地沿用我們熟悉的方法來喝它。
酒還是那種酒，變的是它外在的時空背景。或許有人會堅持隻有某個時期某個地方的喝酒方式最正宗，不過我也相信那些聲稱加了可樂的紅酒更好喝的人并沒有說謊，那是他們的真實感受。
（夕夢若林摘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味道·味覺現象》一書，喻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