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本想讓阿米爾·汗先拍青年時期的戲，但他拒絕了，他說：“如果先拍瘦後拍胖，那麼電影拍完，我就沒有動力瘦回去了！”
幾個月的暴飲暴食讓阿米爾·汗迅速成為一個97公斤、體脂率37%的胖子。随後，等着他的是嚴苛的飲食控制和殘酷的訓練……5個月後，阿米爾·汗的體重減到74公斤，體脂率也降到9.67%。此中的艱辛，隻有他自己知道。
阿米爾·汗電影世家
阿米爾·汗與中國的緣分比他想象中更深遠。20世紀70年代，一部印度電影《大篷車》成為一代中國人的共同記憶，男女主角颠沛流離卻自由自在的生活令當時中國的年輕人向往。為中國人編織這場浪漫想象的人與阿米爾·汗關系密切，導演納西爾·胡賽因是阿米爾·汗的叔叔，而阿米爾·汗的父親就是《大篷車》的制片人塔西爾·胡賽因。
盡管父親和叔叔都是當年寶萊塢最出色的電影制作人，但阿米爾·汗的父親并不希望子承父業——在他幾十年的職業生涯中，電影為他帶來過金錢和聲譽，但也曾讓他破産、欠債，陷入困境。
阿米爾·汗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都離電影很遠。和站在鏡頭前或坐在導演椅上相比，他更願意站在網球場上。練習網球的那些年，他幾乎沒有缺席過任何一次訓練。
“成為最優秀的網球運動員”是少年阿米爾·汗的夢想，優異的戰績也一度讓他對實現夢想深信不疑。直到他長到18歲，身高永遠地停留在1.72米，他才覺得，這個夢想似乎離自己越來越遠了。
在阿米爾·汗看來，網球生涯對他最大的影響，來自每次赢得比賽後與母親的對話。“我每次比賽完回家，媽媽都會問我赢了還是輸了，通常我都是赢球，所以我每次都輕飄飄地回答，哦，赢了。這種對話進行了很多次。有一次，媽媽突然說：‘我很好奇，那些輸了的孩子有什麼感受，他們把輸了的消息告訴媽媽後，媽媽又有什麼感受。’聽了媽媽的話，我突然意識到，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而我們常常忽略。”
從阿米爾·汗後來主持的《真相訪談》和他為社會事件發聲的舉動來看，這次“頓悟”的确對他影響深遠。
巧克力男孩
阿米爾·汗的興趣從網球轉向電影純屬偶然。大學時，他的好朋友阿迪蒂亞瘋狂地熱愛着電影。
大學期間，阿迪蒂亞開始嘗試制作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一部40分鐘的短片。他找來阿米爾·汗做他的助手和制片人，後來又讓阿米爾·汗在這部電影裡演了一個角色。
這段經曆喚醒了阿米爾·汗身體裡的電影基因。“當我真正經曆了電影拍攝的全過程，我才發現，這将是我願用後半生去做的事。”阿米爾·汗回憶。
最初，阿米爾·汗隻是給叔叔納西爾·胡賽因打雜，利用假期參與和電影相關的工作。但這種工作節奏完全滿足不了阿米爾·汗對電影的熱情和好奇心。“我不相信學曆，如果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你就應該盡一切可能去學習它。我這樣做了，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最終，阿米爾·汗離開校園，全身心投入電影事業。
1988年，叔叔納西爾·胡賽因決定籌拍一部新電影，他讓兒子曼蘇爾·汗創作了電影劇本。劇本令人滿意，納西爾·胡賽因決定讓曼蘇爾·汗做導演。在電影籌備階段，阿米爾·汗和曼蘇爾·汗一起為電影尋找演員。兩個人面試了很多年輕男孩，卻始終沒找到合适的人選。
一籌莫展之際，叔叔對阿米爾·汗說：“你為什麼不來試試呢？”就這樣，阿米爾·汗成了堂哥曼蘇爾·汗新電影《冷暖人間》的男主角。對于當時以明星為主導的印度電影來說，新導演起用新演員，這實在是一次巨大的冒險。
幸運的是，阿米爾·汗和堂哥成功了。《冷暖人間》票房大賣，阿米爾·汗一夜成名。
《冷暖人間》講述的是一個關于家庭和愛情的故事。兩個世仇家庭，兩代人，兩對不該在一起卻奮不顧身相愛的男女，這樣複雜的故事情節在當時并不多見。阿米爾·汗的形象也突破了當時印度電影對“男主角”的定義。他不高大，也沒有印度偶像明星身上慣有的英雄主義氣質，人們把他稱為“巧克力男孩”，意思是說他如同鄰家男孩一般帥氣、陽光。
有趣的是，阿米爾·汗的婚姻與《冷暖人間》裡男主角的遭遇有些類似。阿米爾·汗的家族與第一任妻子芮娜的家族雖然不是世仇，但在印度，一個穆斯林家庭和一個印度教家庭幾乎不可能通婚。
21歲——剛剛到可以結婚的法定年齡，阿米爾·汗就向芮娜求了婚。二人瞞着家人偷偷領了結婚證，婚後依然各回各家。
拍《冷暖人間》走紅後，阿米爾·汗已婚的傳聞不胫而走。當時，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提醒他不要公開自己的已婚身份，作為一個偶像明星，婚姻将成為他事業的阻礙。但阿米爾·汗還是大方地公開了自己已婚的事實。阿米爾·汗的誠實不僅沒有妨礙事業，還讓他誠懇、深情的“巧克力男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走向世界
在寶萊塢，阿米爾·汗的工作方式和态度從來不屬于主流。
1996年，他主演的電影《印度拉賈》上映。這部電影一舉拿下了“印度熒幕明星獎最佳男演員”“印度電影觀衆獎最佳男演員”“印度電影觀衆獎最佳導演”等諸多印度重量級電影獎項。但阿米爾·汗對此意興闌珊，并決定退出一切印度電影獎項評選。1998年，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解釋了自己的這一舉動：“這些電影節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我不認為一本電影雜志是評選獎項的最權威的機構，那更像是一場衆人狂歡的派對。”
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印度往事》，是阿米爾·汗在一片反對聲中接下的電影。阿米爾·汗喜歡這個劇本，但他也知道，這部電影并不符合印度電影的大趨勢。本着對導演和制片人負責的原則，他讓導演去尋找一位敢于創新的制片人，一位“在不知道阿米爾·汗将主演這部電影時依然願意參與其中的制片人”。
最終，導演阿素托史·哥瓦力克找到了這個大膽的制片人，他就是阿米爾·汗本人。
第一次擔任制片人的阿米爾·汗打破了很多寶萊塢電影固有的規則。他把在上一部電影《大地》中學到的同期聲拍攝方式用在了《印度往事》的拍攝中。在以往的寶萊塢電影中，外國人角色（尤其是英國人）大多由長相酷似歐美人的印度演員飾演，但阿米爾·汗拒絕這樣做，他堅持用真正的外國演員，并強迫他們學習一些蹩腳的印度口音。
在《印度往事》的整個拍攝過程中，阿米爾·汗不斷把平等的價值觀傳遞給工作人員。他每天和大家一樣坐班車到拍攝場地，如果遲到，就自己想辦法。劇組中的英國女演員蕾切爾·雪莉曾在片場對服裝師大吼，阿米爾·汗幽默地為劇組立下規矩：“沒有人可以在我的劇組裡大喊大叫，除了我自己。”
2001年，《印度往事》在印度上映，成為當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
《印度往事》的影響力不僅局限于印度，它入圍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英國廣播公司甚至把這部電影評為“你一生中最值得看的50部電影之一”。
印度良心
2000年之後，阿米爾·汗不再僅僅關注電影藝術本身和商業價值，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社會領域。
“在我的觀念裡，電影最主要的責任是為觀衆提供娛樂。但同時，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媒介，去教育，去激發意識，去鼓勵大家思考，增強全社會的公共意識。現實是，印度電影在過去80年裡幾乎隻對它的首要目的負責——娛樂大衆。”在談及電影與社會的關系時，阿米爾·汗說。
中國觀衆正是因這一類電影而熟悉阿米爾·汗的。2009年，《三傻大鬧寶萊塢》在印度上映。阿米爾·汗在影片中扮演一個應試教育的反叛者，這個公然對抗體制的形象在印度赢得了年輕觀衆的喜愛和尊重。
拍攝《三傻大鬧寶萊塢》前後，阿米爾·汗的每部商業電影幾乎都在控訴和揭穿一個社會問題——《芭薩提的顔色》啟發觀衆如何面對曆史，《自殺現場直播》揭露了印度日益嚴重的自殺問題，《我的個神啊》諷刺印度的宗教弊端，《摔跤吧！爸爸》則把印度的女性權益問題擺在了公衆面前。
在接受采訪時，阿米爾·汗聊到《摔跤吧！爸爸》中備受關注的女性權益問題：“在印度有這樣一則法律，那就是不允許孕婦及家人通過醫生了解孩子的性别。因為，很多人一旦知道懷的是女孩，就會要求進行堕胎手術。美國沒有這樣的法律，因為他們并不需要。法律規定了人們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不過如電影《摔跤吧！爸爸》海報果人們的觀念改變，有些法律就沒有必要存在了。改變人們的一些觀念，這是我希望去做的事。”
2012年，阿米爾·汗主持了一檔名為《真相訪談》的節目，在這檔嚴肅的訪談類節目裡，阿米爾·汗與受訪者嚴肅地探讨殘殺女嬰、兒童性侵、巨額嫁妝、家庭暴力、種姓制度等印度社會的痼疾。
作為主持人的阿米爾·汗從不煽情，他和團隊不僅請來受害者講述親身經曆，還邀請相關學者、律師和社會工作者提供更為理性的觀點和解決方案。他以自己的理性和克制赢得人心。
2013年，美國《時代》雜志将阿米爾·汗評選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之一，并撰寫了文章《印度的良心：一個演員能否改變一個國家》。
談及電影、電影人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阿米爾·汗用《真相訪談》宣傳片中的話回答：“我演電影時，在不同的角色中，體驗過不同的人生。還有另一種人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卸去演員的身份，作為一個人，我以我的方式存在。生活中，思緒如風般吹拂着我的腦海。我讀報紙、看新聞、與朋友閑聊、和陌生人交談，總有一些事情觸動我的心。一方面，印度在崛起，蒸蒸日上，作為一個印度人，我感到高興和自豪。但是，社會中還有很多令人心酸的事例，我們卻對此熟視無睹。這些苦難讓我感到哀傷。有時我會想，幹嗎要去思考這些與我無關的事情？我的生活幸福美滿，别人的苦難與我何幹？但是它确有幹系。因為我也是這個社會中的一分子……作為創作者，我能給這個社會帶來什麼？對人們的思想産生積極的影響，我想這是創作者存在的價值。”
（祁立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