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生到15歲，我都住在眷村──先後不同的六七個眷村，從高雄鳳山到台北内湖，端看父親職務的調動。
1949年随國民黨來台灣的百萬軍，其中99%以上都是單身的中下級軍人，幾乎不具備娶妻生子、安家落戶的養家條件。20世紀50年代中期，政府便用“美援”在全島各個窮鄉僻壤興建簡單狹小、每戶僅6坪（約19.5平方米——編者注）大的眷舍，為成家的軍人提供安身之處。簡單地說，這就是眷村。
他們餓不死也走不掉，不知自己在海島一待，就要近半個世紀，與故鄉的父母親人音信斷絕。等到晚年得以返鄉時，就像那則日本童話一樣，從龍宮回家的浦島太郎，成了故舊鄉人都不識的白發老公公。
我們就是他們的下一代，從小生長在一個具體而微的大中國之中——一連棟的8戶人家有10多個省籍，因為有些家裡的爸媽是不同省份的。所以，除了四川話和貴州話，全中國的方言，沒有一種我聽不懂；除了每家都必有的獨門臭醬豆，沒有哪一省的菜我沒有嘗過；我們甚至“參與”了每一場大大小小的戰役，在沒有電視的年代，晚間的娛樂活動，就是聽長輩講大大小小的戰事，他們口中的老家比社會課本裡的地名還近在眼前，像番禺、武昌……我們仿佛同時活在兩個世界：白天，教室中琅琅的齊聲誦讀好真實，老師抽打手心的疼痛也好真實；晚上，我們回到那封閉的小世界，做着一場醒不來的大夢。
所以，我最喜歡放學後，從學校返家的那一段時光。
我們往往一出校門，一脫離糾察隊記名字的監視，就隊伍大亂或各自重組。也許去影劇五村那個海軍村，我的同班好友蔡琴和我喊叔叔的詩人洛夫、痖弦都住在那兒；也許去精忠新村，也許去内湖一村，那是陸軍的村子，不像空軍、海軍的村子有趣好玩；也許到這些村子後的小山林去遊蕩探險，山中的零星墳墓充滿鬼故事，水塘和梯田狀的菜圃間，有我熟識的野草野花，其特有的幽微香味，我至今難忘；也許我們會到山林後務農的同學家，與我們争前3名的她，就在四合院中的曬谷場，以長條木凳為桌、小木凳為椅做功課，好令人吃驚。
那個時代的父母和今時的爸媽一樣忙于家庭生計，隻管功課有沒有做好，不管子女其他方面的生活和交往，家家門戶洞開。我們這群小家夥，便你家待待我家探探，看看牆上父母的結婚照，瞧瞧爺爺、奶奶的古裝照片。從木箱中翻出媽媽的繡花緞旗袍、珠珠鞋、一兩件殘缺的首飾，旋開一扁圓盒百雀齡面霜，讓衆人嗅嗅……在另一戶人家，我們把早餐多出來的饅頭切片，油煎，蘸白糖或辣椒醬吃。在蔡琴家，圍着唱機聽她的海軍爸爸從國外帶回的西洋流行歌，雖然我們沒一人識得ABC，但都唱得字正腔圓。
我們還一起去憲光新村。憲光的媽媽較年輕，眼力好，手腳利落地做着穿珠繡花的代工。我們在一旁假裝做功課，偷偷撿拾掉落在地上的珠子，回家收藏在餅幹盒充當的珠寶箱裡。箱裡還有第一顆乳牙，已死的心愛小狗“熊熊”的一撮毛，數顆美人蕉種子，一塊在校園榕樹下挖到的、我認為是古物的碎瓷片……月考考完的下午，我們就遠征山林，再去無數塊稻田後的磚窯場。那裡天曠地遠，腦海中不由得浮現出僅會的幾句詩，好比那齊齊被秋風拂過、一頓一挫的五節芒：“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等那日落磚窯廠後，便真是“大漠孤煙直”了，有關蒼茫景象的詩句争相湧上心頭：“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我們還一鼓作氣，走到距松山機場不遠處，路被大江生生阻斷，久久望去，終等得一架飛機起落。我們仰頭望着那蓋頂的龐大機身，并沒被那比雷聲還響的轟鳴聲吓到。我們望着它遠去，一直到消逝不見。好惆怅，就像好友或自己的什麼被載去遠方，于是都暗暗立誓，有一天，也要去飛機去的地方，不管天涯或海角。
等我長大，也為人母後，唯一堅持的，就是讓自己的小孩讀離家最近，可以步行上學、放學的學校。她不幸生長在台灣治安最糟的年代，我們大人就輪流遠遠跟着她，看她與同學推推搡搡，拔一株狗尾草互相搔癢，或一起蹲在圍牆下觀看群蟻搬家，有時為紋白蝶幼蟲在十字花科野草上的成長留下記錄，有時撿一個蟬蛻的空殼送給家裡的貓咪，或摘幾葉香椿給公公涼拌豆腐，或兩手端着受傷的蜥蜴含淚要我醫治它……我隻希望，她有個可堪回憶的童年。
因為我就是在那上學放學之間，認識了這個鮮活真實、獨一無二的世界。我早早知曉世上人有百種，人人都有不同的來曆、不同的記憶和不同的故事，且得以明白，書上種種知識并非隻能用來應付考試，還可以說明、佐證并支撐你看到的世界。因此，我更喜愛在書本閱讀中尋求幫助，因為書本可以讓我更深刻地懂得我所好奇、所觀察的眼下世界。
我在童年養成的好奇觀察，包括閱讀在内的四下遊蕩探索的習慣，一直是我至今還想寫、還能寫的動能。這是始料未及的，它們已經不僅僅隻是童年往事了。
（王樹芳摘自重慶出版社《昨日當我年少時》一書，李小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