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黃宗英老師之前就讀過她的作品。她是一名演員，從小和她哥哥黃宗江的性格和文風都很接近。黃宗江的文字跳躍性很強，不着邊際，好像是一把豆子撒得到處都是，但最後還能收回來。黃宗英也是這個特點。演員出身的她有一種舞台感，這種舞台上蒙太奇般的跳躍性和她的文字打通融合了，這是她的一大特點。
她是一個才女型作家，雖然她很早就當了演員，沒有接受過正式的科班教育，但她從小就飽讀詩書。她晚年到了北京，還去上函授大學，甚至還學英語。她讀了很多作品，可以說一生都在學習。
一個人的修養是由人生的經驗和文學的積澱構成的，黃宗英在這方面的個性特點和同時代的女作家相比，是非常與衆不同的。她很敏感，政治主題抓得很緊，但在寫作主題上卻能标新立異。比如她選的人物，就很不一樣。20世紀70年代末，描寫科學家成為當時的熱潮，徐遲寫了《哥德巴赫猜想》，後來又寫了植物學家等人物。黃宗英也寫科學家，但她選的是與生态環境有關的團隊，比如《小木屋》，不隻寫徐鳳翔一個人，實際上是寫一個團隊。在她晚年長達20年的時間裡，《小木屋》一直是她創作的一個支撐點。
跟馮亦代結婚後，她最後一次進西藏，大家都勸她不要去，但她堅決要去。第一，她想拍紀錄片；第二，她還想繼續寫《小木屋》。她把文學當成了她的生命，所以她就會很投入地去想各種各樣的題目。但黃宗英的身體不是太好，那次從西藏回來後，她的身體就徹底垮了。
黃宗英的性格是，她想到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就像她的黃昏戀一樣。她想到了馮亦代，兩人就較上勁，最後真的走到了一起。婚姻對他們來講，在一起生活并不是首要的，重要的是晚年這種感情的寄托和宣洩。所以，他們寫情書的過程，實際上是文學寫作的過程，而且因為比較隐私，并不會顧忌他人的評價，所以反而能寫出很多精妙的句子，間或有帶點感情的、性感的辭藻等，體現了老年人談戀愛時的萌動。
她的語言有種不合規範的跳躍，她的思路也有種天馬行空的變化。我覺得這樣一個人，在20世紀50年代能夠從演員很快轉行為作家，這本身就是文壇的一大幸事，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
黃宗英是位很聰明的作家，她把舞台的感覺、銀幕的感覺和文字的感覺糅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千字文是非常精彩的，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很有味道。不談她寫的人物與時代的關系，光談她的謀篇布局、起承轉合和她開篇到結局的那種跳躍性風格，從散文寫作手法上來說，也是頗值得我們欣賞和研究的。
愛是永遠的沖動黃宗英與馮亦代談戀愛時來往的書信，我認為可以稱為當代文人戀愛情書中的經典之作。
“文革”之後，經曆了趙丹去世之痛，黃宗英有段時間是單身的。她對很多陌生領域都有一種極其強烈的渴望，像翻譯和外國文學，這都是她過去很欠缺的。馮亦代是杭州人，他們在上海碰面後，黃宗英覺得跟馮亦代聊天、寫信是一種快樂。到兩個人在北京結婚後，快80歲的黃宗英還去夜校學習英語。我去探訪她的時候，經常看到她在學習，不懂的就過去問一下馮亦代。兩個人晚年的戀愛時光，我認為是她精神生活的一種升華。電影《幸福狂想曲》（1947年），黃宗英飾張月華黃宗英不光學英語，她還上别的課。我看到她做了一個課程表，上午做什麼，下午做什麼，都寫得清清楚楚。她是一個求知欲很強的人，她與有知識、有文化修養、有世界文學視野的馮亦代走到一起順理成章。
1992年的一天，我和愛人在什刹海為馮亦代過生日，約了4個人一起吃飯，馮亦代就跟我們說他跟黃宗英的事。
他們婚後的生活很有意思。因為馮亦代的房間很小，開始是在同一個房間裡放兩張桌子，一人用一張。後來因為從西藏歸來後黃宗英的身體不是很好，就在隔壁房間也支了一張桌子，兩人各自忙各自的一攤事，忙完後會找時間坐在一起聊聊天。說得開心的時候，馮亦代便哈哈一笑，我覺得他們之間是非常恩愛的。
我舉個例子，馮亦代晚年突發腦出血，住在中日友好醫院，那會兒我基本每天去一趟。馮亦代中風後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我們就拼命想讓他恢複說話和寫字的能力。
黃宗英就拿了一個黑闆，讓馮亦代每天在黑闆上寫字，然後再教他說話，一教一個多小時，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就像教演員說台詞一樣。這樣堅持了幾個月，馮亦代漸漸能說話了，并且他的記憶也開始恢複了。在黃宗英堅持不懈的訓練下，他最後也能順利地說出很多話來。過了兩年，馮亦代講話開始恢複到過去的樣子，但隻會講上海話，不會講普通話了。
他們晚年也拌嘴，也鬧過别扭，好幾次是我在中間斡旋。有時候我一氣之下甩手走了，然後他們寫封信過來，我再去幫忙斡旋調解。因為我和他們在一起時間久了，覺得他們人品都很好，隻是每個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缺點，這都不是太大的事。
黃宗英有很多信，包括往來的情書，還有人家送的東西，都放在了我這兒。這些東西放雙方的孩子那兒都不合适，捐給什麼地方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歸宿，所以黃宗英說就暫時放到我這兒。
我将她所有的資料收集分類，分得清清楚楚。一部分是來往的書信，尤其是她和馮亦代的信；另一部分資料是她的著作。每本書對黃宗英來講，都是一生寫作的紀念，但有些書她自己都忘了。比如說最早的《和平列車在向前行》，這是她從演員轉型為作家的第一本書，還有她的第一個電影劇本，後來的報告文學就不用說了。她現在90多歲了，還在寫，上次我去她家的時候，她剛好寫了一篇小文章，是我帶回來發表的。
黃宗英是一個追求生活質量和文化深度的人，所以她能夠轉型為作家。同時她也演戲，也拍紀錄片，貢獻了《小木屋》《望長城》等“文革”之後中國當代紀錄片的重要代表作。拍攝《望長城》時，60多歲的她把長城走了個遍。她是閑不住的人，也是個有創意的人，隻要生命還在繼續，她就會閱讀。她的理念是要死就死在閱讀和寫作上，這樣不會閑着無聊。
黃宗英就是這樣一個人，讓人敬佩。很多事情她都不太知道，甚至都不知道，但她心裡應該已經感覺到家裡的一些事情。她很堅強，但堅強靠什麼？就是靠閱讀、寫作和回憶，以此來擺脫現在的孤獨。
在苦難中洞察人生黃宗英有段時間曾經寫過類似傷痕文學的書，晚年才開始寫散文。我們原來認為她是在躲避某種東西，其實她是找到了一種大愛。這個社會不需要太多的傷痕文學，不需要太多負面的反思，我們現在缺少的是小小的快樂和人生的一些樂趣。黃宗英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就自覺地在這樣寫，寫得也讓人動容。
她在“文革”中的經曆，包括趙丹的經曆，在我編的《趙丹自述》裡有很多含着血淚的叙述。黃宗英在趙丹那個時代，是跟潮流跟得很緊的。可能我們很多人認為她是很革命的人，但經過了“文革”的動蕩，她對曆史有了更真切的感情，所以她晚年對巴金的《随想錄》非常推崇。
她寫報告文學《星》寫得也很凄慘，讓人過目難忘。我覺得人随着年齡的增長，特别是她晚年有這麼一段婚姻後，開始對人生有一個新的認識。曆史都會有錯誤，而曆史的錯誤對包括趙丹和她在内的很多人會造成很深的傷害。如何面對？我想，就像黃永玉寫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扉頁上的3個詞——愛、憐憫、感恩，哪怕是對傷害過他們的人，也不是直截了當地用揭露或咒罵來解決，而是心懷憐憫。
黃宗英一生太苦了，從十幾歲許配婚姻開始，就遇到了很多災難。這樣一個人，沒有堅強和豁達的心态很難活得痛快踏實。讀她的回憶錄會發現，她的文字裡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對一些細節的渲染，而這些細節是用來展現那個時代的生活風貌的。
黃宗英經曆了太多的苦難，看過了太多的風雲，多大的人物都見識過，多小的人物也親近過。所以，任何人在她面前都是普通的，無所謂上和下、好和壞、對和錯，這是真正的洞察人生。她最後達到了寵辱不驚的境界，這種境界一般人是達不到的，我覺得這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實際上我們大家都經曆過苦痛，但是經曆過後，對痛苦的判斷和感悟能否升華，這就是人生的另外一種境界了。苦難會讓她難過，但她總能很快走出來，走出來的方式就是寫作。
仔細琢磨一下，哪個時代沒有艱難的事情？哪個人的人生能始終平坦呢？那麼就看每個人的定力和心态了，這是最重要的，該挺過來就挺過來了，挺不過來就沉淪了。挺過來的人一定有自己的方式方法，黃宗英的方式方法就是永遠對新的事物充滿好奇。這種好奇心讓她不會永遠沉浸在過去的痛苦之中，好奇讓她能夠化解過去的悲痛，給讀者帶來新的東西。
她的好多小文章，我覺得年輕人都可以看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難，痛苦都是挺過來的。每個人的人生都不會順風順水，唯有靠你自己。黃宗英就是這樣用自己的方式走到現在，并且她還将繼續走下去。
（孫光星摘自《今晚報》2017年2月17日，視覺中國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