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有一個基本功，叫作“拉片子”。打開一部電影，随看随停，從鏡頭運用到台詞走位，一幀一段地悉心揣摩。拉透了片子，大師的用心便了然于胸。
同樣的道理，想弄明白一段曆史，也得把相關史書“拉”上幾遍才行。可史書大多乏味枯燥，真是打死也讀不進去。怎麼辦呢？幸好有一位先賢，為我們指了一條明路。
這人就是蘇轼。别看蘇轼天資聰穎、文采風流，其實他當初讀史也是苦不堪言。那麼，蘇轼是如何克服這個困難的？這就要從一個叫王庠的年輕人說起了。
王庠是蘇轼弟弟蘇轍的女婿。他是個學霸級的人物，七歲就能寫文章，水準不輸成人。王庠曾發下宏願：閉門讀書，窮經史百家之學。
蘇轼生怕這位侄女婿空有讀書之心，卻無讀書之法，特意寫信過去，諄諄教導，大意如下。
年輕人若想立志讀書，每本書都要讀上幾遍。要知道，書籍就像大海，裡面的内容實在太多，窮一人之精力，根本不可能盡數吸收，隻要找到你想要的東西就行。所以每次讀書，隻帶一個目标。比如，想研究古今興亡治亂和聖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盯死這個目标去讀，其他都不要去想。讀第二遍時，再設定新的目标，如了解事迹、故實、典章等等。這辦法雖然笨，但一旦學成，便受用無窮，比泛泛了解的人，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史書讀起來乏味？因為你沒有目的，讀的時候不知側重何處，自然味如嚼蠟。當你有了方向，便可做到有的放矢，對資料有所取舍，專注一道，興趣就來了。
這點我深有體會。我讀《漢書》時，覺得裡面最無聊的段落是《地理志》，各種地名堆砌，可讀性極差，我從來都是繞着走。有一次，我要寫王莽，談及他亂改地名的事，忽然想到《漢書·地理志》裡，班固細心地在每一個地名後頭，都加了一個“莽曰”，标明該地在王莽時期叫什麼。我想解決這個疑問，便興緻盎然地去“拉”《地理志》，一條一條看過來，邊看邊笑。王莽實在太神經病了，無錫改有錫，亢父改順父，簡直可以當段子來看。從前我怎麼沒發現？上下兩卷《地理志》讀完，跟看笑話書差不多，輕松愉快。借着這個勁兒，我又去讀了新莽以及東漢初年的人物傳記，還有譚其骧的《新莽職方考》。
我相信蘇轼“拉”《春秋》一定也是用這法子。一遍一遍地讀，每次都專注于一事，要麼是禮法，要麼是史實，要麼是孔子遣詞用字的微言大義……所以他成了治《春秋》的大家。
就這個話題，鄭闆橋後來做過進一步闡發，說：“學問二字，須拆開看。學是學，問是問。今人有學而無問，雖讀書萬卷，隻是一條鈍漢耳。”
所謂的“問”，其實就是讀書的目的。那麼，蘇轼讀書的目的性強到什麼程度呢？
曾經有一個眉州同鄉少年才子唐庚，來拜訪蘇轼。
蘇轼問他最近讀什麼書，唐庚說：“《晉書》。”然後咣咣咣講了一通，蘇轼突然沒頭沒腦來了一句：“裡面有什麼好聽的亭子名嗎？”
唐庚哪能讀這麼細，答不出來。回去琢磨了半天，他才領悟到這是蘇轼在教他讀書之法。估計蘇轼當年讀《晉書》，其中有一遍是專門研究裡面的建築物名稱。
再好的辦法，也得持之以恒，該下的苦功夫不能少。
蘇轼被貶黃州之後，朱載上有一次去拜訪他，蘇轼半天沒出來。朱載上問他幹嗎去了，蘇轼說我做功課呢，每天得抄幾段《漢書》。朱載上說：“别逗了，你一個學霸，還用得着這樣？”蘇轼特别嚴肅地回答：“可不能這麼說，《漢書》我都抄三遍了。最初每一段事，我得寫三個字作為标題索引，後來要兩個字，現在隻要一個字就夠了。”朱載上拿過抄寫本，蘇轼說你随便挑個字吧，朱載上從标題裡選了個字，蘇轼順着這個字一口氣往下背了幾百字。
朱載上回來跟自己的兒子感歎說：“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讀書邪？”
歸根到底，天才都這麼努力，我輩再不加油，就更沒出路了。
（林冬冬摘自作者的新浪微博，劉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