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絲”的創始人之一韋彥爾上海松江區Hana咖啡館進門左手邊，有幾個大紙箱，裡面用透明塑封袋包好的，是一束束黑色的頭發。它們的長度大多超過30厘米，來自中國的各個角落。
過去3年多，有7756名蓄發者，他們一點點等待頭發變長，然後剪下，無償寄給一個名叫“青絲行動”的學生公益組織。
他們的頭發，從家裡漂流到這個小小的咖啡館，經由一群大學生的手，寄往假發工廠，經過篩選、制作和等待，在癌症病人的頭上得到重生。被送到這裡之前，這些頭發飄揚在風中，它們的主人，是幼兒園小朋友，是愛美的姑娘，有些時候，還是勇敢的男生。
像這樣一束30厘米以上的“純天然頭發”，至少需要蓄兩年。這兩年中，頭發的主人不能染顔色，不能燙卷或拉直，唯一能做的，就是靜靜地等它變長。
第129号假發
2018年3月26日，“青絲行動”的第129号假發有了新的主人。她叫張智蘊，今年58歲，2015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
收到假發時，她迫不及待地拆開包裝，試着戴了戴，非常合适，是她想象中的樣子，齊耳，帶一點栗色，和自己化療前的發型幾乎一模一樣。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發絲軟軟的，一縷風吹進來，它們在随風輕擺。
不到一分鐘，張智蘊就取下假發将它包好，放回盒子裡，她說，要回家把頭洗幹淨，再照着鏡子戴好它。
而之前化療不到3個月的時間，張智蘊的頭發陸續掉光了。沒有頭發以後，她的生活圈子漸漸縮小，她主動減少了和朋友的聯系。她不想告訴别人自己生病了，也不想得到别人的安慰。現在常聯系的朋友，基本都是病房裡認識的病友。
春天，滬西大甯郁金香公園裡的花開了，幾個病友約着一起踏青。她們拍了很多花兒的照片，沒一個人拍自己。“沒頭發，不拍照了，現在連鏡子都不照了。”這是病友間的默契。
她買了很多頂帽子，草帽、布帽、絨線帽，隻要踏出病房，就戴帽子。
在病友的建議下，她去過假發店。中意的那頂，摸起來柔軟，用純真發制作而成，标價3600元，她舍不得買。最後買了一頂500元的，戴起來悶悶的，像一個薄頭盔。
3月26日這天，她非常開心——醫生告訴她，她體内的病竈變小了，從5厘米縮小到2.2厘米，又收到了心儀的假發。她心裡都盤算好了，等化療結束，要戴着假發出去走走。
3個大學生的善舉
送張智蘊假發的，是一個叫“青絲行動”的大學生公益組織。如果把捐發比作一次旅程，“青絲行動”在旅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像個愛心旅店。
一束束頭發從捐贈者的頭上剪下，被寄到這裡歇腳，經過簡單的篩選後，在假發工廠相遇，發絲被打亂重組，擁抱在一起，成為新的頭發。接着陸續回到“青絲行動”，等待病床上的主人。
這個組織的最初建立，緣起于3個大學生。
點子來源于留學美國的韋彥爾，她家有捐發傳統，家中前前後後已經有3位女性剪掉了自己的長發，通過公益組織捐贈給美國的癌症患者。數據顯示，中國平均每天有1.2萬人新患癌症、7700人死于癌症，這個數字仍在不斷上漲。
2014年8月，韋彥爾想在中國進行捐贈，發現國内并沒有類似的捐發組織。
她拉上兩個好朋友，一個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學生李嘉文，另一個是在美國的朋友王蘇若，3個人計劃着成立一個公益組織，命名為“青絲行動”（以下簡稱“青絲”）。
從零到一無疑是一個辛苦的過程。他們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申請了學生社團，招募了20多位學生志願者。沒有辦公室，便在食堂、咖啡館讨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青絲”的收件地址填的都是志願者的家庭住址。
韋彥爾做了“青絲”的第一位捐發者，将自己的齊腰長發剪短，并寫了一篇捐發日志作為推廣。
李嘉文家境不錯，家裡每個月給他近萬元生活費，他會拿出一半墊付在“青絲”裡。為了得到合法身份并拉到資金支持，李嘉文常常帶着宣傳冊，從上海西南邊的松江大學城坐兩個小時地鐵到上海東邊的浦東新區，去“磨”上海市陸家嘴社區公益基金會的工作人員。2016年，“青絲”正式簽約為陸家嘴社區公益基金會專項基金項目。陸家嘴社區公益基金會提供财務、行政、項目管理等方面的專業指導。
由于捐發概念在中國尚未普及，剛開始收集頭發時，常常有人親自将頭發送過來，順便“暗訪”一下，生怕“青絲”騙頭發去賣錢。
讓李嘉文覺得意外的是，捐發者的數量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
2014年成立“青絲”時，他大二，到他大四畢業離開學校時，已經有3000多位捐發者捐出了自己的長發。
每一天，“青絲”都能收到近10束頭發。“在中國，知道我們的人本來就不多，這些人裡，還要頭發沒燙染過，一個人要蓄好幾年的頭發，剪完還要自己寄過來。就算是這樣，還有那麼多人在捐發，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啊。”
捐發小朋友的留言（羅芊攝）以美換美，何足惋惜
頭發的寄送地址，幾乎囊括了中國的每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捐贈者除了中國公民，還有來自泰國、美國、澳大利亞的外國友人。
拆開快遞包裹，“青絲”的工作人員能夠明顯地感覺到捐發者的用心。
有人用保鮮膜包好頭發，做得像個壽司卷，生怕把頭發弄散了；有人留下小字條說，頭發是用姜汁洗完才剪的，易于保管；有人發量較多，特意分了好幾縷剪下；常有人給頭發編好麻花辮，綁上蝴蝶結，底下墊很多軟裝，包裝得像從商場買回來的禮物。
拆包裹，就像拆一份來自遠方的禮物。有時候拆出一包糖；有時候拆出明信片，畫着笑臉、星星和一隻寫着“fighting”的輕松熊；還有人随頭發寄來一件手工織的毛衣……
“青絲”的工作人員崔文佳賀說，她拆到過的最長的一束頭發，超過80厘米，看到是從家鄉江蘇寄過來的包裹，她覺得特别感動。
在近7000張捐發者留下的字條上，書寫了許多故事。
建築師宋亞堃是已婚男性，因為他家樓下一個阿姨患了癌症，讓他忽然覺得癌症離自己很近。他看到國外一個小男孩給患癌兒童捐發的故事，便上網搜索中國有沒有捐發的機構，就這樣找到了“青絲”。
剛蓄發時，他的孩子才出生，他用發卡别頭發，蓄到後來，孩子漸漸學會走路了，他改用頭繩紮頭發。走在路上，常有别的小朋友指着他問大人：“為什麼這個叔叔的頭發比媽媽還長？”由于頭發柔順，很多人甚至給他介紹為洗發水代言的業務。
兩年過去了，他剪發捐發，同公司幾位建築師的夫人受他的影響，也開始蓄發準備捐贈。在寄來的信件中，劉楚君寫道：“很多人說醫務人員見慣了生死，遲早會麻木，我很慶幸自己還是會心酸，會難受。”
一位匿名的朋友，她的好朋友帆在2012年因為先天性心髒病并發症，突發腦出血，做了開顱手術，在ICU搶救了一個星期後，最終還是走了。由于做了開顱手術，帆的頭發全都被剪掉了。從那時起，她就想把頭發留長，“本來是想送給帆，帆卻永遠定格在了19歲，現在把它送給其他需要的人吧”。
這7756束頭發，每一束背後，都沉澱着至少兩三年的時光。蓄發的人說，自從開始蓄頭發，每一天早上醒來，都會有一些期待。
一位寫信的朋友說，剪頭發時，心裡不是滋味，3年的時間不到15秒就沒了，會有不舍；但剪下來的頭發就像水一樣，還會流到遠方去，在另一個人身上得以重生，“以美換美，何足惋惜”。
捐發者的留言和小朋友的畫她們更需要的是精神
在“青絲”，許多工作人員都做過捐發者。
崔文佳賀大一就捐過頭發。她承認，走在路上會很注意别人的頭發，有時候也很想去燙個好看的發型，“但蓄發、捐發對我來說是比燙頭發更酷的一件事情”。她想趁自己還是學生的時候多捐一點，“以後可能因工作需要，沒辦法像現在這樣‘黑長直’了”。
像崔文佳賀這樣的“青絲”工作人員一共有近30位，他們都是在校大學生，每天除了完成學業，大部分時間都貢獻給了“青絲”。就像其他的學生社團一樣，韋彥爾這些創始人畢業後，就把“青絲”交給下一批學弟學妹繼續傳承。
為了讓捐發者放心，“青絲”盡力将整個流程透明化——公開負責人的手機号，定時更新收到頭發的數量以及送出去假發的數量，并要求運營“青絲行動”微信公衆号的夥伴盡量回複每一位咨詢者提出的問題。
“青絲”負責人徐思涵每天會接到四五個電話，電話那頭問的問題都差不多：“這活動是真的嗎？”“這活動是不是還在做？”“這個申請表怎麼填？”這類問題，她已經回答了無數次。有時碰到上課和考試，她會挂斷電話，給對方回複短信。
盡管如此，還是會聽到一些質疑的聲音。許多人好奇，為什麼“青絲”收集了7000多束頭發，最後隻送出去100多頂假發。
徐思涵解釋，由于頭發的質量參差不齊，制作一頂假發往往需要好幾束真發作為原材料。按照現有的合約，“青絲”提供10束真發，假發公司将無償提供一頂假發。也就是說，這7000多束頭發，最後隻能制成700多頂假發。
許多癌症患者對網絡平台不熟悉，不知道有“青絲”的存在。迄今為止，申請假發的患者隻有100多位。
這100多位癌症患者多是女性，她們更願意選擇短發類的假發，“因為短發看起來比較精神。比起時尚，她們更需要的是精神”。
“費了這麼多心血，隻幫到了100多個人，有意義嗎？”“青絲”成立之初，李嘉文便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他去醫院看望過受捐者，收到假發時，患者眼睛裡有光。“一個人買一頂假發和收到一頂用好多人的頭發做成的假發，感覺是不一樣的，後者有一種來自大家的溫暖，是源自支持。”
“一頂假發也許并不能延緩死神的腳步，但至少可以讓他們暫時看起來像一個健康的正常人，讓他們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再為了躲避周圍的目光而囚禁自己。”
（檬男摘自《新京報》2018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