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曾是個文藝女青年，現在是文藝女中年，很可能以後是個文藝女老年。雖然這麼說有些不敬，但我家并沒有嚴格的長幼規矩，從小我就習慣于拎起電話問幾句，然後朝着裡屋大叫“劉鐘，你的電話”，如今的稱呼則變成了小劉、小鐘，一頓亂喊，媽媽這個詞，實際使用頻率極低。
劉鐘其人，從一件小事上大緻可以判斷她的性格：出生時候順着姐姐建美、建華的名字，而被喚作建忠，小學時，她先是嫌棄“建”字筆畫多，不知怎麼，她竟然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縮成單名一個“忠”字，後來又覺得“忠”字老實得過頭，不夠銳利，于是改個銳氣十足的金字旁，成了“鐘”。總結一下，橫豎沒有過一個具有女性氣質的名。
雖然性格不符，但之所以把她歸類到文藝女青（中）年，是因為她簡直符合所有對于這一類别的屬性判斷。二三十年前還沒有“文藝”這回事時，她就長發飄逸并好穿長裙，裙擺大得躲一個我都綽綽有餘，蹬雙小馬靴，穿件墊肩厚得跟铠甲似的短西裝外套，一頭自然卷披肩發，鵝蛋臉，大眼睛，戴一副細黑框圓片眼鏡，随便往哪兒一站，都是人群中的焦點。和現在光看外表不怎麼看内涵不同，從前的文藝女青年，是要讀很多書的——這從我家老舊的各種版本20世紀80年代蘇俄文學作品、成排的《外國文藝》和《世界文學》上就可以窺見。在青年時代，我媽和許多閱讀資源匮乏的年輕人一樣，如饑似渴地讀着僅在朋友聚會中流傳的外國文學，并深受勃朗特三姐妹的女性書寫和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小說的“荼毒”。她曾經有摘抄習慣，家裡有滿滿幾大本字迹工整的手抄冊，随手一翻就是大段摘抄加上奔放的抒情：“啊，簡·愛的堅強意志和她對愛情的信念深深打動了我，而我的羅切斯特又在哪裡？”
就在前幾日，她的四十年摯友（損友）仝紅阿姨來滬找她玩，拖着我一同胡吃海聊後，仝紅阿姨突然冒出一句：“你媽媽絕對是個文藝青年。”我心裡一喜——太符合我對她的基本定位了，趕忙追問：“比如呢？”她挂着謎一樣的笑容吐出兩個字：“作啊！”女人的“作”，自古有之，天經地義，而文藝女青年因為太過喜愛各種文藝作品中的橋段，不經意間就在言行舉止上效仿，簡直如行雲流水。但“作”很多時候是隻能意會、難以言傳的一種氣質，處于“衆人皆醉我獨醒”的狀态，我媽的“作”卻已經上升到具體形象的階段。最新的一個段子是，有位不認識我媽的朋友看到了她年輕時的照片，脫口而出：“她老公在家估計過得很辛苦。”
我爸苦不苦我不敢說，隻想客觀描述。為了完成身為文藝女青年的終極目标，我媽嫁了個文藝男青年，理由是他又高又帥，隻見過一面，酷似費翔的側顔就“秒殺”了她的一顆少女心。憂郁的文藝氣質，博覽群書，對《罪與罰》《紅與黑》《戰争與和平》爛熟于心，對果戈理、契诃夫、巴爾紮克如數家珍，簡直是與之雙宿雙飛、你創作來我吟誦的不二人選。
這樣一個媽，給皮得跟猴似的女兒寫一本童年日記，簡直太正常，完全在意料之中。唯一出乎意料的是平素沒耐心的她竟然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直到我上小學後被老師評價為冥頑不化的多動症、多語症患者，她才斷了念想，認為我這輩子沒希望繼續她的文藝路線，從而放棄了寫日記的浩大工程。
于是我頗為惋惜地隻有一本記了半截子的童年日記。自打有記憶開始，我就摩挲着日記本的紅絲絨封皮，從裡面學半懂不懂的漢字。這本日記與廁所馬桶蓋上的《射雕英雄傳》一起，成為我兒時的中文啟蒙讀物。
日記裡的内容可謂豐富多彩，圖文并茂。從來不會畫畫的媽媽一開篇就畫了隻五顔六色的小兔子，但不知為什麼，小兔子拄着文明杖，嘴裡還叼根雪茄，邊走邊吐煙圈。仔細想想，估計是畫胡蘿蔔失誤後塗改成雪茄的，這非常符合我媽善于開動腦筋彌補過錯的性格。就好比我家衣櫥裡至今留着早先她給我織的小毛衣，胳肢窩處不會收口，于是織成時髦的蝙蝠袖；漏針織出個洞，就在上面蓋朵花；側邊忘記織口袋，于是外縫兩片正方形毛線片。
日記在我媽和我爸各以“親愛的女兒”為開頭抒情一段以後（這一對文藝夫婦字寫得真是好，啧啧贊歎），才進入正文。
媽媽寫的日記多是孩子的成長記錄，而我媽寫的日記卻有以下特點：一是不規律，一開始記得深情又勤奮，随處可見她身為新生兒母親的歡愉，漸漸地就洩了勁，日記成了周記，周記成了月記，後來成了年記，再後來索性就沒有後來了。二是事後記，除了一開始的幾篇外，往後的日記基本以“好久沒寫啦”“距離上篇很遙遠啦”開篇，雖然好歹想起來補記了，但筆下泛着的那股懶散勁，簡直理直氣壯——從規規矩矩的小楷寫到最後變成狂草，行距越來越寬，字也越來越大，寬疏得幾乎有些像藝術性的留白，多少有點為了交差而敷衍的感覺。三是基本不記好事，很少有“今天帶寶貝逛公園啦”“今天寶貝喊媽媽啦”之類的美好回憶，放眼望去，多是各種忏悔體——今天鑰匙忘帶，把寶貝一個人鎖在家睡覺了，床邊上放着個塑料袋，差點悶死她，後悔；今天沒看住寶貝，她一腳踩空從二樓滾下去，還好衣服穿得厚沒出事，懊惱；今天帶寶貝去單位車間，她手握銅勺去插高壓電插孔，幸虧被同事拉住了，後怕……每次心情不好的時候翻翻日記，我都會覺得，人生啊，真美好，活着就知足吧。
盡管日記中發生過的事我一件也不記得，但現在閑來翻看，在某種程度上，我還挺理解我媽記日記時的心情。從新生兒到讀小學，孩子與母親接觸最久，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依賴母親，無論是天然的母愛、強烈的被需要感，還是因為荷爾蒙作祟，在孩子幼年期間，母親同孩子始終維系着親密的關系。這也是許多孩子上學的第一天，媽媽往往會在校門外垂淚的原因：不僅是不舍，更多是因為當把孩子親手交給社會後，孩子再也不獨屬于自己，也不再會像幼年那樣全心依賴母親——作為個體的社會化過程，親子關系從此在全心呵護之外多了一層輔佐的責任，再不像從前那樣單純美好了。時光易逝，當年又少有視頻記錄，還是用筆寫下來，連同那時那刻的心情、感慨，照片上的花紋邊角、右下方海鷗照相館的商标，初為人母時朝氣蓬勃勁道十足的筆迹、英雄牌藍黑墨水和抹不去年代感的口吻……這樣的實物憑證太過珍貴，每個細節都在三十餘載的光陰打磨後熠熠生輝，成為我人生中的無價之寶。
從道理上來說，自打進入學校識字并學會寫字後，記日記的事情就應當由我自己來完成。無奈我跟我媽一樣是半吊子性格，這樁美好的差事就此被擱置。好在讀了一所重點小學後，我的頑劣被老師挨個兒“收骨頭”，種種坐不住、說不停的習慣被“修理”後，我漸漸也能像淑女那樣端坐着看看書了。
成年後，日記本歸我保存，我媽也很久沒見到自己寫的那本紅絲絨日記了。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剛才翻出那本紅絲絨日記本，讀了幾頁，順手把第一頁上我的周歲照翻拍了發微信給我媽，她在驚訝之餘隻回了一句話：“哇，小醜蛋。”
好吧，也不知是誰，十分鐘後心滿意足地把自己跟小醜蛋的這張合照發在朋友圈。抒情一大段也就算了，還特地發語音給我：“你快去點贊呀！”
手機那端的文藝女中年，如今已升級當了外婆。看我跷着二郎腿躺在床上看閑書時，她總忍不住要督促我：“你也給寶寶寫寫日記啊。”
“才不要，我懶。”
“以後拿出來送給他，多有意義。”
“以後的孩子哪要看這種啊！你們這代人啊，就是太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有什麼不好？”她憤憤地白了我一眼，“小孩子懂什麼？”
我一骨碌翻起身，從床頭櫃裡摸出一本封面是孫悟空大臉的日記本，遞到她面前。
“哇，你個小騙子啊，讓我來看看……怎麼就這麼幾頁？”
“我懶啊。”
“哎，你的字怎麼那麼醜？”
“你話好多，拿過來，不給你看了。”
“要看的，要看的——但是真有點醜啊，别跟人家說你是我生的啊。”
我默默别過頭去，不語。
（丁強摘自《文彙報》2018年5月13日，劉志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