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阿城先生在一次訪談中，教讀者怎樣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偉大：要看它是否像幾個聰明腦殼在打架。若像，寫得再俏皮，也隻能入暢銷書排行榜，而不能入影響數代人的經典之列。
換句話說，如果一部作品中，讓人拍案叫絕的比喻蜂擁而至，就像雞尾酒裡的冰塊在咯啦咯啦碰撞，誰都想吸睛，誰都想出風頭，這可不見得是一流作品。一流的寫作往往沒有這麼聰明外露，總是隔了很長時間，埋頭寫作的人才想起他是個作家，要在比喻上精彩地露一手絕活，讓讀者擊節歎賞。在此之前的漫長旅程中，作家像農民一樣耕耘，沉浸在人物莫測的命運中，沉浸在故事出人意料的走向中，他臉上露出暧昧的惆怅，額頭上是一條條深思熟慮的擡頭紋，絕不可能有心思時時講俏皮話。
聽了阿城先生的點撥，終于明白對于我最喜愛的《圍城》，為何一度在文學價值上，人們争論得很厲害。
這部小說的開頭，太像“幾個聰明腦殼在打架”了。光是第一章湧現出來的、可以列入俏皮段子的比喻，就有很多：“蘇小姐身段瘦削，輪廓的線條太硬，像方頭鋼筆畫成的。”“鮑小姐被叫作‘局部的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鮑小姐并未一絲不挂。”“忠厚老實人的惡毒，像飯裡的沙礫或者出骨魚片裡未淨的刺，會給人一種不期待的傷痛。”“上來的湯是涼的，冰淇淋倒是熱的；魚像海軍陸戰隊，已經登陸了好幾天……”每一頁、每一節、每一個人物出場，錢锺書先生都奉獻了讓人難忘的毒辣刻畫。然而，讀者的注意力，很可能被這些聰明絕頂的比喻分去大半，以至于讀到第三章，方鴻漸、蘇小姐、唐小姐的形象還是有一點虛浮，一想到他們之間各種糾葛的緣起，還得翻到前面去重讀。
楊绛先生回憶說，1944年，錢锺書開始寫作《圍城》時，家境非常困頓，她去一家小學謀求教職以貼補家用。為了讓锺書先生安心寫作，少受時局和開銷的影響，她辭退仆役，自做“竈下婢”。因此，锺書先生“每寫幾頁都要給竈下婢看的”。可能正是基于這種苦中作樂的心态，《圍城》一開始就陷入俏皮諷喻的汪洋中，無論是人物的肖像，還是微妙的心理，無論是對天氣的描摹，還是表情的變化，無處不是窮盡聰明人的想象。
然而，這部小說的基調逐漸變得深沉樸素。這要歸功于方鴻漸一行到達三闾大學後，與孫柔嘉的婚姻。為了結婚，孫小姐使出了秘而不宣的手段，而方鴻漸也順水推舟入了圍城，又一路跟随孫小姐回到上海。此時各種婚後的龌龊就像皮袍底下的小咬一樣出現了……寫到這裡，锺書先生已經很少說俏皮話，很少用比喻句，也不再每寫幾頁都要興沖沖拿給楊先生看了。連在現實生活中、在飯桌上，他也不再妙語連珠。那是一段沉靜的時光。锺書先生完全沉浸在方鴻漸的命運裡，連他緊緊貼着眉毛的黑框眼鏡，也顯出了那種似笑非笑的無奈。
始于聰慧，終于敦厚，《圍城》以一個洗盡鉛華的收尾，跻身經典作品的行列。
（繁星若塵摘自《揚子晚報》2018年5月7日，喻梁圖）